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作家们首先是在激励效率的意义上肯定公有制的优越性的。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言，公有制将极大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

现代经济学中的激励效率概念，是一个提出的时间较晚、含义理解还存在较多分歧的概念。一种常见的不同意见是，认为激励效率无非是通过劳动合同结构的变化，影响劳动者在报酬与闲暇之间的选择，说到底仍然是对既有资源的配置问题。配置效率可以包括激励效率的内容，因此，激励效率不能成为一个独立于配置效率的概念。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对激励机制的理解有片面性，至少是没有看到激励机制改变劳动者选择偏好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分析框架是把个人效用函数（或者说选择偏好）当作外生变量看待的。但是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产权制度往往能够通过改变人的选择偏好来提高经济效率。在公有制的激励效率分析中，反映劳动者个人选择偏好的在报酬与闲暇平面上的无差异曲线性状，不应当是外生变量。它们完全可能随着激励机制中一些重要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与配置效率无关。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激励效率包含着比配置效率更加丰富的内容。^[2]

按照广义的激励效率概念，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要求的全体劳动者之间劳动平等关系，会使大多数劳动者个人无差异曲线向表示劳动时间/闲暇时间的横轴倾斜，劳动者对劳动的主观感受改善，闲暇的相对价格降低，因而全社会劳动资源实际存量增加，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效率因此而提高。首先，劳动平等的分配关系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全部劳动产出在进行了必要的各项扣除之后，在劳动者之间按劳动贡献分配，这就最大限度满足了劳动者的“公平感”。正如组织社会学的大量研究表明的那样，适当的公平感是比物质刺激更加有利于提高劳动积极性的因素，在这种公平分配的劳动氛围中，劳动者整体的劳动积极性将有所提高。其次，劳动平等的决策关系强调全体参与的平等决策权利，这将极大地满足全体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或者说得更中性些，满足个人的“有所作为感”和“控制感”，而这些感受本身就会对劳动生产力产生积极作用。因此，公有制相对于私有制会更有效率。各国公有制经济形成初期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普遍高涨，可以视为这一观点的重要例证。

组织行为学认为，影响个人行为的环境因素可以区分为微观环境与宏观环境两个层次，这种划分也适合于劳动平等关系对劳动者行为的影响作用，一个协作劳动组织内部的劳动平等关系将提高这一协作劳动的生产力，而一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平等关系将使全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精神从总体上得以提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劳动平等关系的耦合，将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激励效应最大限度地释放。因此，公有产权的规模与范围对效率有重大意义，一个公有产权的产权主体人数越多、范围越大，它对全社会范围内劳动平等关系的影响就越大，从而对影响劳动者行为的宏观环境就越是具有积极意义。说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相对于各种形式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制更为优越，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应当是合理的。

然而，正如笔者之前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劳动平等关系的实现需要花费成本，这种成本的变动不仅制约着劳动平等关系实现的程度，而且必然同时也制约着公有制激励效应的发挥。

古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在零交易成本的假定下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人们假定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像火山一样喷发，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但却从来没有问过，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关系，在全体劳动者的信息沟通与行为协调中社会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经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计量、监督与“社会簿记工作”十分简单，每一个有正常智力与起码文化的人都能够胜任，因此“劳动平等关系”是能够实现的。他至少是假定了实现这种经济关系的交易成本非常小。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建立在零交易成本的新古典假定基础上的，只是在冯·哈耶克等人指出了这一假定的不合理不现实之后，兰格才想到借助于大功率计算机的作用^[3]。显然，他立论的依据仍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使实现这种经济关系的交易成本足够小。(www.daowen.com)

实现劳动平等关系的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比经典作者想象的要大得多。

公有制是这样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它有多少个劳动者参与就有多少个个人劳动力所有权主体，但无论公有产权的范围多大，只有一个公有产权主体拥有公共财产的完整所有权。全体劳动者都是公有产权主体的成员，他们通过集体决策对公有财产行使平等权利。从理论上说，全体劳动力个人所有者通过与这个公有产权主体的交易而形成的共同劳动关系必然是劳动平等关系，但这依赖于公产主体的决策能力，依赖于它对决策过程必需的信息资源的搜寻与处理能力。假如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公产主体的决策能力就是无限的。劳动平等关系就能百分之百地实现，假如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不为零，公产主体就只能有有限理性，劳动平等关系的实现就必然打折扣。

为了实现劳动平等关系，由全体劳动者组成的公产主体需要掌握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潜能，他所拥有的技术、知识与能力的体系，可以将此称作有关劳动的事前信息；二是每个劳动者在共同劳动中的实际表现，他劳动的数量与质量，他劳动潜能的发挥程度，他对共同体所做出的贡献，可以将此称作劳动的事后信息。现代经济学一般假定，每个劳动者个人充分掌握自己劳动的事前信息与事后信息，因此，公产主体全体成员所拥有的信息总和，恰好满足实现劳动平等关系的决策需要。遗憾的是，个人在向集体披露信息时难免出现失真，出于个人利益上的考虑，个人还可能故意隐瞒自己的信息。个人为了在劳动分工中谋取好处而隐瞒事前信息，为了在收益分配中谋取好处而隐瞒事后信息。集体为获取真实信息，提高决策质量，必须对个人劳动进行考核与监督。

有两个因素决定着这种监督与考核的成本，一个是公有产权的规模与范围，它可以用公产成员的人数来计量；一个是公产组织内部的劳动分工状况，一般而言，它随着公产规模的扩大而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复杂。实现劳动平等关系的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随公产主体人数增加、范围扩大以及劳动分工的深化而呈递增趋势。在小规模公产组织中，劳动者互相之间可以直接观察，而且这种观察大体上只是劳动过程的副产品，不需要额外地追加信息搜寻成本。随着公产规模的扩大、人数的增加，生产过程中空间距离拉开，劳动者之间的相互观察、相互监督成本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随着协作人数增加，组织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不同的专业分工使得劳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困难。同种专门职业的劳动者有基本相同的有关个人劳动能力的事前信息，差异主要表现为技能与熟练程度的量的差异，相互间知根知底，因此在对劳动贡献等事后信息的搜寻中大家也有较多共同语言。但是在不同的专业分工之间，由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质的差异，劳动者之间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难度加大，所谓“隔行如隔山”就是指这类现象，劳动的考核与监督成本必然大大增加。由于公产规模的扩大与劳动分工的深化，个人获取参与决策必需信息的成本呈递增趋势，其总和最终必然抵消劳动平等关系范围扩大所能带来的收益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