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突破制度障碍，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公有资本的创新动力和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持续突破资本主义桎梏，发展生产力；它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因其自身的基本矛盾，已经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有新的社会制度取代它，以持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集中在以下两点：①私人占有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相对过剩人口，以及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这不仅导致社会冲突，而且带来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的严重问题，周期性的危机不可避免。②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它导致社会生产原动力的枯竭，成为经济危机更深层的根源。为了克服前一个矛盾，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控制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为防止后一个矛盾，提高剥削率（剩余价值率）又是资本家应对竞争压力最有效的手段。无论如何，这个社会都没有出路，只能在自我矛盾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20世纪前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危机，以及危机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强有力验证。这场由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的巨大灾难，至今让全人类刻骨铭心。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持续近三十年的黄金增长期，1950~1975年发达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从未有过的4%以上。一些人试图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修复能力，马克思所分析的根本矛盾已经被克服。库兹涅茨根据这一时期的数据，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倒U字曲线”，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自我修正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所谓黄金增长期的出现，不是马克思结论的否定，而恰恰是其结论的证明，是危机与战争破坏了巨大数量的“落后产能”，戳破了膨胀过度的财产泡沫，通过大规模消灭财富而实现了“缩小收入差距”，清除了资本主义矛盾长期积淀的“内存垃圾”。这是战后黄金期的必要前提。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黄金期终结，积累的矛盾重新显现。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应用大量数据，重新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趋势。所谓“倒U字曲线”不过是危机与战争制造的暂时例外，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趋势从来没有改变^[36]。于是，人类社会不能不自问，这样的社会制度还有必要继续吗？如果短暂的繁荣需要以巨大的灾难，用数以亿计的生命为代价，我们愿意承受吗？我们的子孙应该承受吗？

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这一世纪诘问的明确回答，俄国共产党率先担当了这一历史责任。按照经典理论，社会生产力是预先准备好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生产力将自然高涨。而革命偏偏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俄国共产党人起初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苦苦支撑着等待先进国家革命成功的支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完全是形势逼迫的产物，它一开始便面对两大难题：一是摆脱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甚至军事的竞争）中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是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两大难题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快发展生产力。

事实上，苏联经济曾经一度成绩良好。1927~1975年间，苏联GDP平均增幅高于美国，年均4.5%，48年中GDP增长8倍，同期美国的GDP仅增长了4倍多。据估计，到1975年，苏联GDP大约为美国的60%，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明显缩小^[37]。特别在西方世界30年代大危机的环境中，苏联经济一枝独秀，充分表现了公有制经济抵抗危机的强大力量。但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所谓黄金增长期，美苏两国的增速差距逐渐缩小。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突然失速停滞，增速被美国反超。其原因虽经反复讨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38]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既与经济体制相关，又与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转变有关。发展中经济体迟早要经历从投资为主动力向创新为主动力的转换。苏联经济在这个十字路口长期徘徊而未能跨越，根本原因是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没有灵活的资源配置，又没有有效的创新激励，“傻、大、黑、粗”加上“复制古董”，旧的增长动力逐渐衰竭，新的增长动力不能形成。1973年石油危机的外部冲击使积累的矛盾突显，经济失速成为苏联体制最终瓦解的导火索。实践证明，保证生产力持续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性命攸关的大事情。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同样面临经济困境。一方面，国内经济在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冒进的实验中受挫，增长业绩不理想；另一方面，日本战后快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崛起，对我们形成外部压力。不同的是，1973年，我国的人均GDP才839国际元，是同期苏联人均GDP的七分之一。^[39]我们在较低增长水平上面临改革，动力转换问题尚未出现，改革相对从容。改革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开放的目标是在国际竞争中加快自身发展。这些都是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借鉴来的。但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拒绝依附性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国有经济从小规模生产和经营领域退出，为中小民营资本腾出空间；另一方面，公有资本在更适于发挥优势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经营领域放手发展，与国内与国际大资本开展竞争，扩大了规模，增强了实力。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正确的。改革不仅极大释放了国内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通过引进外资，学习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通过消化吸收，开始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含扩大再生产转变。

然而，高积累、高投资仍然是增长的主动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投资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40%间的高位，近十年甚至达到40%以上。动力源转换是早晚的事，因为外延式扩张已经不能支撑巨大的投资增量，靠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增长也要以技术差距的较大空间为前提（即所谓后发优势）。当年苏联与美国的GDP总量差距缩小到60%左右，其后发优势开始减弱。中国今天与美国相比，GDP总量差距大约也在这一水平，动力源转化问题如期而至。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利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消化一部分国内产能。2008年危机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收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不提上日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范畴，其核心是增速换挡和动力转换，也就是从依靠高积累、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旧常态”，过渡到较少依靠积累率、更多利用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因为改变数十年高积累形成的惯性牵动再生产全局，涉及一系列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结构调整，这一过渡一定复杂艰辛，并且需要相当时日。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冲破发展生产力的制度障碍继续前进，是唯一出路。我们有成功的基础：第一，与苏联当年的情形不同，我们已经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继续深化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需要仓促行事，更不应该急不择路。新的增长动力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创新激励。资本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市场竞争是迄今发现的最强有力的创新激励机制，它不仅以大量超额剩余价值奖励企业创新，而且通过市场竞争扩散创新，使奖励消失，迫使企业持续创新。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40]，奠定了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基础，也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创新激励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国有经济循着资本逻辑继续深化改革，是完善创新激励的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一个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将逐步完善。

第二，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不同，我们的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由公有资本主导。面对来势汹汹去意绵绵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我们有更强的免疫力，因此有希望率先从逆境中奋起，给全球经济带来新动力。一方面，公有资本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资本权力归全体人民，因此本质上有利于劳动民主和分配公平。公有资本的积累规律不是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它在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中，是可以充分调动的积极因素。譬如，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以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等。保持较大份额国有资本，对于全社会的分配公平具有正面效应，它减少亿万富豪的财产份额，有利于社会分配的整体公平。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下，公有资本将保持旺盛的增长动力。公有资本更加关注劳动者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能够在积累与消费的协调中，把增进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设定为长期目标，因而在与私人资本的竞争中，对下降的利润率会有更强的承受力和适应性。越往后，这一性质就越将转换成更强的竞争力。与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在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和更加高度的经济发展中，成熟的公有经济将实力更强、比例更高。

综上，从基本制度层面，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将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率先从全球危机中突围。而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必定是好消息。预测这一前景并不困难，重要的是理解它的意义。有人说，中国的成功将拯救全球资本主义。请问，我们是用什么方法在拯救？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一个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一个在短期内将最大多数贫困人口带上全面小康之路的经济业绩！中国人民有超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正在快速提高的工资水平和逐步缩小的城乡差距，等等。观察者如果稍有动态分析的意愿，不难发现中国道路与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都有根本区别。我们这个遵循资本逻辑的市场经济保留了太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特点，以至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要将其称作资本主义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犹豫。“审视当今中国，有人认为，这也许是资本主义，也许不是——我认为这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使假定它是资本主义，也与先前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是彻底改变后的资本主义。”^[41]阿里吉的讨论耐人寻味，这个“与先前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已经被“彻底改变后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被一些人称作资本主义？是它没有冲破资本主义的桎梏更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它没有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给人民带来全面小康？或者这种发展不是依靠自身力量，而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与盘剥？显然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信条作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之前的所有理论，它是经典理论指引下，社会主义实践长期探索的结果，实践对理论有许多修正。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无非是：一方面，它是由马克思主义执政政党治理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它有能力冲破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力的桎梏，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假如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拯救资本主义”，这不过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福山近期有言：“中国与西方正展开一场发展模式的历史性竞赛”，其结果将决定欧亚绝大部分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前途。^[42]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显示：历史还没有终结！

（原载于《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注释】

[1]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2]“后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却没有超越资本。这个异化劳动统治的“有机体系”，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回到资本主义。[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

[11]艾略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视角》。参见顾海良主编：《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3页。

[1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

[15]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16]Gordon，D.M.，Richard.E.and R.Michael，1982，“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www.daowen.com)

[17]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18][美]罗纳德·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荣兆梓：《论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20]荣兆梓等：《劳动平等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1页。

[21]余文烈等：《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22]余文烈等：《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23]“所有的工人管理的公司都可能比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同类要更具效率。”（亨利·列文，转引自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24]余文烈等：《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5页。

[25]“工人管理的企业同资本主义的公司相比，在扩大生产的内趋力上要弱小得多。自我管理的企业的竞争本能与其说是进攻型的，不如说是防御型的。”（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26]李炳炎：《中国企改新谭》，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版，第304~308页。

[2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28]转引自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9]乔万里·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1页。

[3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32]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33]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对世界减贫贡献》，新华网2014年10月11日。

[34]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

[35]联合国助理秘书长阿贾伊·齐柏，2010年2月17日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36]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37]参见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38]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2页。

[39]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1~355页。

[41]乔万里·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42]弗朗西斯·福山：《丝绸之路，中国向世界发出新的公开收购》，法国《回声报》2016年1月28日。转引自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