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社会主义没有“超越资本”，这引起了太多的怀疑和责难。简单用一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不足以消除一些人的疑虑。最能说明问题的自然是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是我们理解其性质和意义的起点。事实表明，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造就了持续30年的中国增长奇迹，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超常规增长，大幅度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到2010年，GDP总量超过40万亿元，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78~2011年，我国GDP总量年增9.98%，人均GDP年增8.8%。^[27]这一成绩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独一无二（见下表^[28]），因而引发了“中国奇迹”成因的持续讨论。

表1　不同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平均GDP增速比较

按照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需要通过对全球经济体的比较、分类，筛选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分析影响其成功的共性因素；再从中发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并解释其成功机理，理解其成功原因。不难发现，在国家工业化初期快速起步的经济体并不少，但是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继续发展的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东亚。归纳这些经济体的特征，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

首先，快速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干预型甚至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化初期的大规模投资，需要国家动员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工业化的推进，则需要有效的产业保护政策和成功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的意志和政府的能力是成功的重要推手，从拉美到东亚所有发展型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集权型计划经济只是其特殊形式之一，当然也可能是最激进的形式。

其次，东亚发展型经济的共性特征是，东亚式社会权力结构和儒家传统的文化背景。权力结构更多向社会开放，较少身份等级特征，有利于建立政府与社会相互渗透、长期合作的经济体制。儒家文化传统上强调统一而不是斗争；个人和家庭储蓄倾向较高，教育投资较多，因此能够集中更多剩余劳动，积累更多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乔万里·阿里吉说得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并不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29]。(www.daowen.com)

最后，中国的独特性在于：既利用国家手中规模巨大的公有经济，主导超高的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投资，又利用日益完善的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动员国内、国际多种所有制成分的投资积极性，实现超常的经济增长。我们与自己比较，后三十余年的增长明显快于前三十年，这可以用改革开放的市场激励效应给予说明；我们与世界比，包括与东亚成功发展的经济体相比，高速度的成因集合中，最不能忽略的因素显然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资本不同于私人资本，它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因此也没有私人资本积累与消费“两个灵魂”的冲突^[30]，其社会性质决定其更高的积累倾向。公有资本相比于私人资本还有更加长远的投资目光，它更多代表劳动者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利益，因此在投资方向上更愿意接受规模较大、回报时间较长的投资项目。仅此两点，对中国政府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令人羡慕的动员能力，就有很好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功打开民营经济发展的大门；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招商引资，打开了合资与外商独资企业发展的大门。与此同时，国有经济渐次强化了国有资本的形式，其积累倾向更强，竞争能力也更强。最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参加到经济建设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六十年前的愿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1]实践证明，没有市场机制，单靠国家一个积极性，经济资源是不可能充分动员的。

总之，当代中国国家赶超战略的成功，靠的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两条腿走路，公有资本主导了改革与发展的历程。这一经验已经载入史册，成为全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财富。

但是，也有人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不惜代价地缩小差距”，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消灭异化劳动）相冲突，其成就不足道^[32]。这种看似正统的观点，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实践视角。其一是人民生活的视角。赶超过程中（1979~2011），我国总消费年均增长9.2%，只是略低于GDP年均9.8%的增速。中国人的生活在这连续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可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分配不平等有所扩大，但底层民众生活改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的贫困标准，1981~2009年，中国的贫困人口由8.35亿减少到1.57亿，贫困人口减少6.7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总人数的93.3%。^[33]对于一个曾经的全球最贫困的发展中大国，这样的成就还不足道？兰切斯特从工人与资本家的博弈出发，建立资本积累的社会最优模型，证明了以社会总消费为社会福利指数，在特定的时点t∗之前，经济增长的社会最优路径是保持最大积累的路径。假定经济成果以给定方式在劳动与资本间分享，这一路径有利于劳动者整体的、长期的利益。中国高积累高增长的赶超战略，可以视作兰切斯特模型的验证。

其二是全球经济的视角。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有扩大趋势。弗兰克和桑托斯的依附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强制和中心国家的控制、盘剥，外围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摆脱依附途径上存在两难，似乎没有出路^[34]。此后的“依附发展论”则认为，少数外围国家即使能够有些作为，其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的，不可能改变国际资本主导的两极分化的经济格局。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抵抗。这不仅是因为，十三亿人口境遇的迅速提升极大抵消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因为，这个曾经极度贫困的发展中大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了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它的超常发展的经验，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吸引力，往后还会产生更大影响。中国不但成功大幅削减了本国贫困人口数量，还有能力和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目标^[35]。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旗帜，公有资本主导的增长奇迹唤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它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冲击，以及对全球社会主义的启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