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与资本关系必然消亡的结论当然不是凭空臆想，严格地说，是他从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实际和已经显露的趋势中提炼出来的。在他阐释上述一系列观点的几乎每一个场合，未来社会的特征总是与大机器生产现实趋势的观察结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现实趋势的动态性与指向性是一回事，未来结果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另一回事，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程度差距和时间跨度，这对于马克思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从历史唯物论出发，坚信自己预测的正确性，但他并不认为这种未来的可能性马上就会实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时间预测并不确定，有的时候，他预测会快一些，而有的时候，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又是：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11]。

那么，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的事实又怎样呢？至少，以下两点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他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具有充分依据。

以下三个指标足以证明我们的判断。

（1）工作日长度。马克思那个年代，英国工人的工作日一般在10小时以上，《资本论》引用的许多实际材料中，工人的工作日时长往往超出12小时。因此，工人的每周劳动时间应该在70到80小时之间。这与今天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每天8小时、每周五个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相比，工作日的缩短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12国，1870年的年人均工作时间是1295小时，到1998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657小时，大致下降了50%。美国和日本在同一时间段人均工作时间下降得稍慢些，但基本趋势同样明显^[12]。根据这一趋势，能否想象，再过150年或者200年，到2200年前后，这些国家的工人劳动时间下降到每周20小时？到2400年，这个数字会不会再下降到每周10小时？

（2）生产自动化程度。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英国先进制造业，大机器生产才曙光初现。此后一百多年生产自动化的发展，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也超出马克思的想象。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不仅体力劳动，而且相当数量的脑力劳动也都成为机器可替代的对象。现代生产中各种机械手、机器人的应用日益广泛，而“深蓝”“深思”这类学习型机器人在与人对垒中的步步紧逼，充分显示了机器在未来岁月中逐步替代全部单调重复、可程序化的人类劳动的巨大可能。一个没有人的直接劳动参与其间的科幻式全自动物质生产体系，正在以令人眩目的速度走近现实。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预测并不仅限于机器系统，而且还包括人类的全部交往活动，即人不仅可以站在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旁边成为它的监督者和调节者，而且“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将“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13]。不久以前，人们还根据集中型大机器系统的特质，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计划经济预期，需要有一个集权的社会计划中心才能实现。今天，一个包括了信息流、能量流甚至物质流在内的分布式网络系统的技术可能性已经充分显现，我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协调机制的想象空间完全有理由扩展。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能是建立在全球网络技术基础上的，由全体社会个人参与的，拥有高度智能化工具，经济大数据全面公开的，分布式神经网络型的民主计划经济呢？！这样的计划经济，将来一定会比之前所理解的集中计划经济，更加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劳动时间。马克思没有看到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他自然不能展开如此想象。但他从对市场经济生产力本质的深刻理解，仍然天才地洞察了历史趋势。

（3）分工形式的演变。马克思已经观察到了大机器生产中越来越频繁的劳动更换和职能互替，认为这有利于工人能力的提高^[14]。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全球经济发展中至少有两件事，对于消灭旧式分工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第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得到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普通教育较宽的学科口径和基础课程有利于学生在就业中增强适应性和发展潜力；职业教育对有关工艺和适用技术实际操作的培训，也使劳动者在职业生涯起步时就具备了在多种职业间自由选择的能力。根据麦迪森的数据：1952~1998年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6年上升到8.5年，但这肯定不是极限，同一时间内法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9.58年上升到15.96年，美国则从11.27年上升到18.04年。^[15]毫无疑问，劳动者受教育年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是长期趋势，它对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具有持续的影响力。第二，现代生产力对劳动者能力与素质的要求在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是与其需求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比重逐年上升，生产过程对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机器系统科技含量的迅速提高，对操作者全面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出现了如大卫·戈登所谓的工人“再技能化”与“去技能化”并存的现象^[16]，典型地表现在柔性自动化生产对一专多能技术工人的更多需求。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本身的要求是劳动者技能全面提升的根本原因，任何制度障碍都无法改变它的长期趋势。(www.daowen.com)

其次，马克思所期待的未来社会，还需要全球生产力更长时间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仅从上述三个指标看，这一点也显而易见。尽管工作日有明显缩短，但每周40小时，甚至36小时的工作日，并不足以保证劳动者在工作之余全面发展其“自由个性”；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展现了生产自动化的巨大可能性，但要在全部物质生产流程中实现人不再从事可以让机器来代替的劳动，则为时尚早；消灭旧式分工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虽然劳动者能力在缓慢提升，但至少目前还看不清楚不依赖分工深化而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径。

考虑以下两点，人们将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生产力距离那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还有多远。

第一，全球生产力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以上关于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分析是以发达市场经济为主要对象的，但价值生产与资本关系的消亡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不可能独自进入共产主义。事实上当代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富裕，离不开全球市场竞争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生产力距离理想的转折点路途更远。以各国人均GDP作为劳动生产率的近似指标，麦迪森的计算清晰表明了资本主义进程中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17]。到1998年，全球水平的人均GDP为5709国际元，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20000国际元左右；拉丁美洲和东欧接近全球平均水平，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只有2000国际元左右。最大地区间差距是19∶1。而且，亚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仍然有扩大趋势。要使全球经济在更加平衡的状态下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目前更高的水平，即使单纯从生产力角度看，也一定是艰难而长期的过程。

第二，生产力发展必须经历能源结构的根本变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快速发展，是与大规模利用不可再生矿物能源同步的。生产力发展越快，煤炭和石油的开采和消耗速度也就越快（因而对地球环境的污染也越严重）。人类在一个特殊的短暂的历史时期内，集中利用地球在几十亿年长的时间中所积蓄起来的太阳能，超常规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这种被积蓄起来的矿物能源是会用完的。人类必须在旧能源耗尽前充分准备好有效利用新能源的技术，即便如此，以加快消耗“地球积蓄”来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模式终归不能再来。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从太阳能的捕获开始，而不是从已捕获能源的释放开始，因此，获取等量能源将耗费更多劳动，或者要求更高生产力。马克思始终认为，自然丰裕程度影响劳动生产力。能源结构的根本转换，实质上是地球资源丰度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一次最严重“降级”，这一天正在向我们步步逼近，它必然影响全球生产力进程。不通过这个生产力的“卡夫丁峡谷”，人类便不可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只要全球生产力持续发展，价值生产与资本关系的消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天的最终到来还需要相当时日；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价值生产和资本关系与特定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始终相互依存，携手同行。至此，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效率更高的现象，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