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企业何以采取资本主权的改革方向，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比较制度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路径相近，大多从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与劳动主权型企业的效率比较出发，得出前者比后者更有效率的结论。这个结论与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产权的事实相吻合，有一定解释力。但这种解释还是停留在现象到现象的层次，没有讨论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资本关系的历史性质，更没有讨论和比较二者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与关系，因此不能进一步解释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效率更高的深层次历史原因。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的视角。

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尤其是1857~1858年手稿），深入讨论了“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向未来社会转变的生产力条件。马克思的分析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展开：

（1）财富尺度从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转换。由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3]，直接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对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小；随着工作日缩短，自由时间增加，人的全面能力更多地用于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一般生产力（科技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更加迅速地发展；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逐步消失^[4]，自由时间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成为劳动之外的剩余时间，而且对于社会而言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因^[5]；劳动时间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财富的尺度^[6]，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自然终结。

（2）人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体现在机器系统上，表现为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迅速发展，使所有程序化的重复性的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人从事的工作从人的劳动活动中退出。这样，劳动从深入直接生产过程之中的机器系统的“部件”，转变为站在过程旁边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主人。马克思还指出，这一适用于机器系统的结论，对于全部人类交往过程也同样适用。^[7]随着这一人与物质过程的关系的再颠倒，商品经济以物的联系反映人的联系的异化特征也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3）劳动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劳动生产力的迅速进步推动分工形式的演变，以职业专门化为特点的旧式分工趋于消亡，“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人”代替了“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8]。由于必要劳动与自由活动比例的变化、生产过程中人的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分工形式的变化，违背人类本性、导致个人片面发展的、令人厌恶的、遭人诅咒的劳动，转变为适合人类本性、有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吸引人的自由活动。个人对生产劳动的主观感受发生根本转变，劳动之于个人不再是谋生手段，劳动之于社会不再是稀缺资源，以劳动时间为稀缺性指标的市场经济必然终结。(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个视角都与资本具有密切的内在的关联。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价值生产是资本关系存在的前提，尽管资本在运动中不断变换形态，但万变不离其宗，它总归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体。因此，离开价值生产的基础，资本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要价值关系还存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还存在，资本关系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人与生产过程的颠倒关系对于资本来说是更重要的维度，从这一视角出发，物对人的统治才会具有实质性的基础，作为劳动创造物的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如果不能站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之外监督和调节它，那么人对物质变换过程的支配地位始终是不可能确立的。因此，同样具有异化劳动性质的价值与资本的确可能具有相同的历史终点。

更具逻辑说服力的是第三个分析视角。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综合一系列历史因素的结晶体，它一方面决定了对大多数劳动者心理感受的负面影响，即牺牲、负担或现代经济学所谓“负效用”，因此劳动只是个人谋生手段，劳动者并不自愿超出满足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之外提供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劳动又是社会财富的生产手段和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只有积累剩余劳动才能有财富积累，只有积累剩余劳动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以上两点，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明显的矛盾对立之中，劳动对于社会的稀缺性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劳动时间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延伸是个人与社会争夺的焦点。资本是社会用以“协调”这一矛盾的工具，并且在劳动性质未变的整个历史阶段具有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9]资本行使使命的手段无非是强制，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大军的“管理性强制”，另一方面是市场内部优胜劣汰的“竞争性强制”。资本正是企业内外这两个强制的执行者，而它自己也在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中被自己的内在冲动所强制。试想，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个人与社会的历史性矛盾？

马克思写道：“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10]

研读马克思关于超越资本之历史条件的论述，不难发现，这些条件与市场经济消亡的条件高度重合。至少在马克思那里，二者被视作同一历史进程。马克思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普遍勤劳”及其劳动成为“普遍需要”；第二，“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第三，“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三层含义恰好与前面讨论的市场经济消亡的三个视角一一对应，可见马克思理论分析的严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