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生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算起，已经平稳地连续地高速增长了将近四十年，说它是持续的工业化过程应当没有谁会反对。但是，它的不可持续因素正在逐步积累，如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度依赖外贸净出口，国内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再加上环境的承载力问题等。这一阶段的工业化不能满足共享发展的要求，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企业劳资关系的矛盾较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而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时候说的那样，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积累会导致社会总产品补偿和实现的障碍，导致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生的工业化进程还缺乏充分的可持续性。这是竞争的平等劳动固有的缺陷，它必须向共享的平等劳动转化。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从生产关系的内容看，实际上就是从竞争的平等劳动向共享的平等劳动转化。以下主要讨论这种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必然性。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前两个阶段，共同特点是保持了高积累率、低消费率的基本态势，积累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增长到30%、40%，近十年甚至达到40%以上。这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常态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关键性原因。不同的是，强制工业化阶段的高积累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尽管消费水平很低，但收入分配差距很小，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几乎覆盖全社会。因此，尽管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慢，但是社会矛盾较小。在内生工业化阶段，越来越高的积累率是由国家和市场两只手推进的，由于增长速度超高，社会积累水平和消费水平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势头。在三十余年高增长的同时，社会消费也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几亿人摆脱贫困，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从温饱型走上了全面小康。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明显拉开，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至今未能全覆盖，劳资矛盾上升，各种社会矛盾有所积累。六十年一贯的高积累基本格局，不仅积累了社会矛盾，而且也积累了社会再生产过程越来越大的不平衡。大约到2000年前后，宏观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由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相对滞后，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实现，而宏观经济依靠大规模投资维持增长的惯性一时又难以改变。加入WTO以后，外贸出口增长更快，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现巨额顺差。这给当时宏观经济不平衡找到了一个临时出口，它保证中国经济在既有轨道上继续滑行了十多年。但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中国宏观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这早已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共识。

如何调整？单纯从需求侧看，似乎问题仅仅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但这种认识失之表层，也缺乏说服力。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以较高速度增长，消费增长只是略慢于GDP增长，这样一个积累与消费的分配格局，之前已经证明有利于人民生活的长远发展。这样的增长势头继续维持下去，有什么不可？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工业化进程本身的规律，结合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的条件来讨论。一个经济学的常识是，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必须有效率、有回报。在工业化起步的最初几十年，有效的、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从来不短缺。在温饱到小康的整个过渡时期，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以及模仿型的技术进步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只有资本短缺才是增长的瓶颈。尽管这种情况逐步发生变化，但内生工业化进程总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生产力继续前进找到出路。直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与外需的急速下降，方才使得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真真切切地提上中国工业化的日程。中国经济的宏观结构再也不能在原有的增长方式下保持平衡，没有巨大的进出口支撑，超高的积累率已经不能长期维持。中国经济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源，以创新推动中高速的增长，核心是在中高的积累水平上。维持积累与创新速率的平衡，以保障项目投资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积累率会比之前稍低些，增长速度会比之前稍慢些，但是劳动生产力仍将持续发展，社会消费水平仍会保持较高增速。因此，工业化进程的可持续性基础更牢，人民群众享受经济增长的实惠会更多。

可持续工业化进程依赖于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转换，创新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被提上日程。创新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经济学范畴，它既包括能够降低产品个别生产成本的技术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等，同时也包括新产品的开发、产品质量和性能的提高等内容。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创新，通过资本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不懈努力而持续推进，大中小企业各自在不同的范围内发挥创新作用。事实上，在整个内生工业化阶段，企业的创新发展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个阶段上，中国企业的创新努力主要体现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表现为更强的成本竞争力，而在更加基础性的产品创新领域表现并不突出。我们的企业在产品更新中往往是模仿者和跟进者，因此缺少自主创新品牌，缺少在竞争中创造的领先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这对于一个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经济追赶还有很大空间的国家而言，当然还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随着赶超战略的成功推进，与先进工业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单纯的模仿跟进越来越不足以支撑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现代先进科技支撑的自主创新在全球化产品竞争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的作用也日益凸现。可持续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日益接近国际经济前沿的发展中大国依靠创新驱动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必然选择，这个过程特别需要社会生产关系从竞争的平等劳动向共享的平等劳动的进一步调整。

创新发展是共享经济的物质基础。我们曾经讨论过劳资正和博弈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可能性。当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从投资推动为主转化为创新推动为主，这种劳资共赢的可能性就具有了持续存在的物质基础。创新发展导致的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不断产生出劳资分享空间，它介于工人实物工资水平不变与资本剩余价值率不变之间，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但是，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结果依赖于阶级力量的对比。^[17]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一系列世界性事件的发生，资本的地位得到巩固，情况就发生了逆转。说到底，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由资本主导，劳资博弈的结果也往往由资本掌控。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下，创新发展的成果完全有可能为劳资共享，这不仅表现在公有制企业层面，尤其表现在社会范围内通过政府调控、国家政策引导以及社会主义立法实现的常规化、制度化的劳资分享机制。提高劳动平等程度是我们的社会目标，长期以来因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只能缓慢推进，一旦创新发展成为主动力，那么共享的平等劳动也就有了更快推进的物质基础。

劳动民主是企业内共享经济的制度保障。公有制经济是劳动者自己的经济，应当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在公有资本主导的企业组织中，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也应当是必不可少的制度组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应当以制度化的形式参与到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中，监督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并且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企业民主管理也要以企业科学管理的发展为前提，以企业生产力一定程度的提高及企业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升有较高要求为前提。共享的平等劳动一定是民主的平等劳动，它并不取代科层与市场的组织构架，但作为其补充在市场环境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共享的平等劳动需要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改革。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分两步实现：第一步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第二步就是要通过共享发展，让先富帮助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这个进程已经开始。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有所缩小，基尼系数增大的势头得到遏制；企业劳资关系的状况也有所改善，劳动者收入水平尤其是工资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连续多年提高；全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稳步建设。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社会政策在各个方面展开，其成果全世界有目共睹。其次，国家必须在全民福利制度、基层劳动民主、收入分配调控以及通过财税制度改革推进的收入再分配方面，付出更多努力，取得更多成效。共享的平等劳动应更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进入可持续工业化加共享的平等劳动的新阶段。在此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更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可持续工业化与共享的平等劳动结合具有必然性。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是生产过程的最后结果，家庭消费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方式还是整个生产过程的起点，对于社会劳动大军总体质量的全面提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和提高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中国人传统的消费文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教育费用在消费结构中比例提高与收入水平提高正相关，而国家在公共教育与医疗卫生方面的巨大投资，使这一效应进一步强化。中国人今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算很高，但是它的提高速度很快。随着工业化的持续发展，这一指标的进一步提高是可以预期的。更重要的是，在共享的平等劳动下，劳动者工作与闲暇的关系也将得到相应调整，不仅工人工作日会有所缩短，而且额外加班现象也会逐步减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持续地交替向上，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中生产的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互动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进步总是向资本这个生产的物的要素倾斜，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优先体现为机器系统科技含量的提升，这有利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利于劳动者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但是这种单边倾斜式的技术进步总是有限度的。更高科技含量的机器系统最终还是需要更高技能的操作工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去技能化”的技术路径也不可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平等劳动关系的持续发育要求技术进步路径逐步向劳动倾斜，至少是保持两大生产要素在技术进步中的大体平衡。就社会整体而言，平衡是最佳的技术进步路线，也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更加统一。可以预期，在共享的平等劳动阶段，社会生产力提高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要求会更加趋于一致，劳动者个人能力的发展将成为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更重要的推动力。随着企业劳资关系的不断改善，公私混合经济中的劳动者工作环境也将逐步改善，公有经济的示范作用会日益突出，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会逐步加强，企业劳动民主会不断发展。在一个劳资和谐的环境下，这一切都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共享发展，它会加速平等劳动与工业化的持续演进。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内容。社会生产所面对的自然条件始终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相对而言，环境的恢复能力也就越来越脆弱。单纯依靠自然环境自身的恢复力来维持的社会生产力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在内生工业化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再次证明了这个规律。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必须恢复甚至改善。我们在计算社会生产力的投入产出时，必须把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可持续工业化当然要解决这个人与环境的和谐问题，我们再也不能为增长付出环境代价了！能源问题同样重要。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依靠矿物能源快速推进社会生产力，仅仅用几百年时间发展的生产力就超越了人类历史数千年甚至数万年也无法达到的增长水平。但是地球上的矿物质能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它是地球和太阳在几亿乃至几十亿年时间里逐步积累起来的能源储存，已经被我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迅速挥霍。这个过程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必须经历能源结构的根本转变。人类必须在旧能源耗尽前充分准备好有效利用新能源的技术，即使如此，以加快消耗“地球积蓄”来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模式终究不能再来。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从太阳能的捕获开始，而不是从已捕获能源的释放开始，因此，获取等量能源将耗费更多劳动，或者要求更高生产力。这是可持续工业化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这样与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工业国家同步走近可持续工业化阶段。由于全球能源环境状态与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只能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提前进入可持续工业化。因此，我们以后的发展道路将表现出更多的独特性，需要我们去探索创新。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在共享的平等劳动下实现社会和谐。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劳动者的民主管理可以更好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下行使资本权力，与工人群众一起管好公有制企业；公有制经济的劳资关系会对全社会的其他经济形式产生示范作用。整个社会的劳资关系的和谐，加上社会主义政府有目的的宏观调控，保障社会经济的共享发展，保障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积累消费的平衡，保障社会再生产的和谐关系。随着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带来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城乡的和谐、区域的和谐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和谐、执政者和老百姓的和谐。坚持不懈的反腐斗争不仅是改善市场秩序的前提，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也是理顺民心、强固执政基础的前提。如前所述，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防止大资本侵蚀和俘获政府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它对社会和谐的基础性作用将贯穿社会主义制度的始终。中国的开放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课题，必须提出既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中国方案，它的目标是所有合作参与者的共同发展。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当今水平上，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得到全世界的共同关注。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成为也能够成为这一全球共享经济的倡导者。

马克思早在欧洲工业化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发现这一生产力发展具有三个不可逆转的趋势。①工作日缩短。由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直接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对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小，已耗费的劳动时间与劳动产品之间越来越不成比例^[18]，不仅全社会，而且每一个劳动者的工作日终将渐次缩短，人的全面能力更多地用于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一般生产力（科技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更加迅速地发展。自由时间对于社会而言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因^[19]；这样，市场经济以商品价值（劳动时间）为财富尺度的制度安排会变得越来越不适用。总有一天，劳动时间将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财富的尺度^[20]，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终将结束。②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体现在机器系统上，表现为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迅速发展，使所有程序化的重复性的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人从事的工作从人的劳动活动中退出。这样，劳动逐渐地从深入直接生产过程之中的机器系统的“部件”，转变为站在过程旁边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主人。这一适用于机器系统的结论，对于全部人类交往过程也同样适用。^[21]随着这一人与物质过程的关系的再颠倒，商品经济以物的联系反映人的联系的异化特征也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③劳动生产力的迅速进步推动分工形式的演变，以职业专门化为特点的旧式分工趋于消亡，“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人”，代替了“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2]。由于必要劳动与自由活动比例的变化、生产过程中人的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分工形式的变化，违背人类本性、导致个人片面发展的、令人厌恶的、遭人诅咒的劳动，转变为适合人类本性、有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吸引人的劳动。个人对生产劳动的主观感受发生根本转变，劳动之于个人不再是谋生手段，劳动之于社会不再是稀缺资源，劳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基本矛盾终将解决，以劳动时间为稀缺性指标的市场经济必然终结。

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始终沿着马克思所预言的方向发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再有一百年或者数百年的时间，物质生产将进入到一个全面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的新阶段，人的劳动将逐步退出直接生产过程，劳动者将逐步成为自动化机器系统的管理者和调节者，人的全面能力将成为一般生产力。到那个时候，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一个阶段的工业化也就结束了。人类社会将进入既不需要商品货币关系也不需要劳动作为财富尺度的自由个性社会。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在一个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不再相互对立的社会经济中，将不再是激励的需要，因此也不再是计量财富的尺度。价值生产、市场经济将为一个以劳动时间节约为直接目标的民主决策的计划经济所取代。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

共享的平等劳动可以容纳持续的工业化发展，一直到社会生产力超越以工业化为特征的历史阶段，而平等劳动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应该是自由的平等劳动，它其实就是以劳动为平等尺度的社会规范渐次淡出、新的自由人联合体规范逐步成长的过渡阶段。一个信息流、能量流与物质流合一的分布式网络系统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逐渐完善，一个在全球网络技术基础上建立的、由全体社会个人参与的、拥有高度智能化工具的分布式神经网络型经济计划系统将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一开始是与市场机制并存、互补，再往后去作用逐步加强，一直到最终取代市场经济。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当今科学技术发展可以预期的过程。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民主的计划经济，将来一定会比集中的计划经济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国道路应当沿着这样一条劳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路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地长入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想象的历史前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化路径正逐步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历史的可能性。

（原载于《中国浦东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注释】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英]琳达·岳：《中国的增长》，鲁冬旭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3]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白果、[法]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www.daowen.com)

[5][英]罗思义：《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6]荣兆梓：《论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7]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白果、[法]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4][意]乔万里·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6][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