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时间上大体对应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是理论体系的重点部分，需要结合中国实践，从经济关系的多层次、多角度充分展开。

（1）企业的平等劳动与劳动平等

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市场经济一旦发动，便产生出自我增强的内生动力，其不可遏制的强大力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所认识。他看到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但是他仍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乡镇企业突如其来的“异军突起”。市场经济充分调动城乡劳动者劳动致富、创业发家的积极性，允许个体、私营、港澳台资本和外资企业发展，进而从外部推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以释放活力。毛泽东六十年前所希望的“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2]，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终于实现。国家如愿以偿地调动了国内几乎全部社会剩余，并且大规模利用外资，实现了比强制工业化阶段更高的资本积累，启动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与强制工业化阶段不同的是，这一增长过程一旦启动，它就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而不再仅仅依靠国家积极性来推动。

市场经济与平等劳动。市场经济一旦形成，他对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关系，尤其是它的实现形式，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要素平等，它强调生产过程的所有投入因素都要获取平等的回报，劳动报酬只是要素报酬之一，与其并列的还有资本报酬和土地报酬。从公有制经济内部看，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具有平等权利，公共所有的资本和土地报酬并不会影响到劳动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依然适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之外，资本报酬归私有资本的所有者所有。尽管在私有制企业中，有效的激励机制仍然强调奖勤罚懒，但与此同时，资本所有者获取了劳动者贡献的很大份额，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平等并不存在。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结果的差异在于：一个人可以拥有许多资本，资本可以再生出更多资本，资本积累的过程总是倾向于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一部分人依靠资本权力在市场竞争中先富起来，这与劳动平等的原则不相吻合。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竞争的平等劳动相比科层的平等劳动平等程度更低，这种认识也是不全面的。计划经济倾向于平均主义的分配，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结果并不是劳动平等。尤其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劳动集体与劳动集体之间的贡献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难以识别，在收入分配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企业之间的分配差异，反倒是提升了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市场秩序问题，合理的市场秩序应当鼓励生产性的、对社会有益的劳动贡献，而不应当鼓励非生产性的甚至对社会有害的企业活动。总之，市场竞争对于平等劳动的影响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需要一分为二的观点。竞争的平等劳动是平等劳动发育的一个新阶段。平等劳动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与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此需要政治经济学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劳动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关系与社会内部的平等劳动关系演化为相互衔接的两个层次。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由于企业贡献情况在竞争中得到体现，符合市场规律的激励机制得到加强。但是，在占社会经济相当份额的非公经济的企业内部，实质的经济关系已不再是平等劳动。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范畴的劳动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它对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平等程度会有很大影响，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在社会公平方面的调控力度增强，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育更加完善，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会逐步提高。公有制为主体的普照之光，必将对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产生积极影响。这个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与社会内部劳动平等的相互影响及其演化过程，特别需要政治经济学深入细致的研究。

公有资本与平等劳动。公有资本是竞争的平等劳动阶段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随着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的推进，这一现象在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理论上说明，公有资本如何在平等劳动内在矛盾的展开中产生。社会主义阶段一个最重要的经济现实是：劳动者个人不愿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剩余劳动积累只有通过社会对个人的强制来实现。这是资本的历史使命，在整个市场经济历史阶段都将发挥作用，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而且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看起来是一个更大的矛盾。公有制是劳动者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资本却是“物统治人的制度”，两者怎么能统一起来？这里的关键是，在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本来就具有双重身份，他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者，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劳动力的所有者，二者的利益诉求围绕着剩余劳动的生产和积累存在矛盾。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劳动过程需要集体对个人的监督，需要有人去行使监督者职能。在工人合作工厂，合作社社员通过民主决策聘请代理人去行使集体权力，这里存在着一种“许多人监督一个人”“一个人监督许多人”的双向关系。但是，如果合作社社员，也就是公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并不全都参加合作社劳动，合作社的劳动者也不全都是合作社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双向监督和被监督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公有资本现象就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步产生的。这种情况在国有经济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也只是全体国民的很少一部分，他们没有充分的权利代表全体所有者，他们与国有生产资料的结合具有某种偶然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逐步推进，国营企业的职工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向市场交易转型，劳动力的买卖关系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回过头来看，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样一个方向呢？资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仍然是根本原因。公有资本也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和企业内部管理，迫使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经在自治劳动的体制下，展开过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劳动主权型企业会以劳动收入最大化为目标，没有足够的积累冲动，就无法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尤其是社会主义初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高积累要求。

国有资本主导的企业是一支公有资本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所指挥的劳动大军。企业内部经济关系表现为劳动者整体与个人的关系，是劳动者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支配。与私有资本主导的企业相比，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这里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公共资本的代理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与全体企业职工一样，都是普通劳动者，尽管劳动分工有差异，但在生产资料权利与利益关系中没有差异，本质上是一种平等劳动关系。当然，企业经营者需要承担剩余劳动积累，即资本保值增值职能，体现的是劳动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只要剩余劳动的积累归劳动者社会公共所有，并且其使用方向符合社会利益，它就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中的劳资和谐，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关键是要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要依靠工人群众监督监督者，防止管理腐败、公权私用，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

多种形式的劳动者合作经济仍然是劳动主权型经济，而不适用于公有资本关系。多种形式的劳动者合作经济，包括工人合作工厂、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以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社区合作社。这是以劳动者特殊身份为标志，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有制经济，其基本特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根据某种特殊规定直接结合，而不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买卖。多数情况下，公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集体与企业劳动者集体基本属于同一集体（工人合作工厂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合作社社员大会，也就是企业全体职工会议。由于决策成本等的限制，合作社经济一般只适用于小规模生产、小规模经营，而不适用大企业。在这里，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关系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际看，都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不仅导致公有制比重的提高，而且会导致社会范围内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竞争的平等劳动阶段，合作社经济尤其是工人合作工厂没有得到应有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和问题，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非公经济中的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竞争的平等劳动阶段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劳动人口供过于求、二元经济的长期存在以及地方政府在GDP竞赛过程中的失当行为等，劳资矛盾曾经十分突出。近十年来，随着宏观形势的某些变化，劳动者收入有所提高，劳资关系有所改善，但劳资矛盾仍然普遍存在。其进一步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存在。市场经济下劳资矛盾缓解的可能性，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性质中。我们知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前提，它导致工人生活消费品价值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毫无疑问，这是资本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强有力机制。但这个过程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会受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制衡，也会受到剩余价值实现机制的制衡。实践中，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工作日也有所缩短，资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比较缓慢的。这提示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可能给劳资间的正和博弈留下了空间。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可以放大利用。相对剩余价值不应该由资本家独占，它应该能够给劳资双方带来双赢的结局。如果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政府能够适当调节，如果公有资本主导的企业能够先行引导，许多有长远目光的私营企业家就会随后跟进，大多数管理规范的非公经济最终也一定可以改善劳资关系、追求劳资和谐。当然，这还不是当下的实际，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哪些条件，这需要政治经学的深入研究。

关于私营企业主及企业经营者的“劳动”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私营企业主也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取资本所有权收入，而与借贷资本所有者一样不劳而获，是“食利者”；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管理劳动者。企业经营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就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它是直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存在矛盾的生产方式中“必然产生的监督劳动”^[13]，这是“迫使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提供剩余劳动”的劳动，本身不具有生产性。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管理劳动的这二重性都是社会生产所必需的，无论私人企业主还是公有资本的管理者，其“劳动”都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私有企业的管理活动兼有剥削性质，私人企业主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作为其“工作成就”的企业利润，首先进了企业主自己的腰包；而公有资本的管理者是为劳动者公共利益服务，管理者和劳动者处于劳动平等的经济关系中，企业利润反映管理者的业绩，却不归管理者所有，其指挥和监督劳动的报酬真正具有管理工资的性质，其劳动报酬的分配应当遵循劳动平等的原则。

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效率比较。经济学所谓效率，总是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而这是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去观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效率的最根本标志是劳动生产率。市场经济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从经济关系的所有层面进行考察，最为基础性的层面当然是直接生产过程。直接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可以从激励效率、配置效率、创新效率三个方面进行。

从理论上说，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首先表现在激励效率上，因为公有制是劳动者自己的经济，一个消灭了剥削阶级，进而劳动者可以自己为自己工作的经济制度，当然是激励最强的。但现实情况比理论分析要复杂得多，劳动者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公有制经济的激励效应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无论是科层的平等劳动中的等级制度，还是竞争的平等劳动中的竞争机制，对于劳动者积极性都具有双重的功能，符合劳动平等原则的等级和竞争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违背这一原则的等级和竞争就会极大地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经济学所谓配置效率并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它以一般均衡理论证明配置效率的合意性，其实假定了资源与资源之间充分的可替代性。事实上，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是十分有限的，倒不如说它们之间具有充分的互补性，要素替代性只有在考虑到技术变换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才会充分显示。而现代经济学关于一般均衡的证明，又恰恰是以技术条件不变为假定前提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因此其全部论证存在内在逻辑的不一致性。政治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不依赖于一般均衡，认为资源的优化配置说到底就是劳动时间的按比例分配，其合意性的标准是劳动生产力，因此，要素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是不断变换的，微观层面上最基本的要求是要素的可分离性、可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我们正是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不同经济形式的配置效率，认为资本与劳动二要素相分离的资本主权型企业，要优于二要素直接结合、不可分离的劳动主权型企业。当然，这一判断无关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也可以采取公有资本的形式。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创新效率的分析。市场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强刺激，根源于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中，对这个机制就有精彩表述。企业的技术创新或者管理创新降低企业的个别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其产品在市场上实现超额剩余价值，这对企业创新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足以让资本家趋之若鹜。个别企业的创新和超额利润的获取，必然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和追赶，于是导致行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下降和商品售价回落，个别企业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会逐步缩小，直至消失。但资本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不会停止，新的创新活动重新开始，社会劳动生产力就这样在资本以超额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创新中不断发展。事实上，此后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无非是对《资本论》中这一论述的重新表述和发挥。当然，马克思此处的表述是有缺陷的，他强调了企业个别生产成本的节约，而忽视了企业在竞争中创新行为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产品创新。成功的产品创新同样可以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此类创新竞争能够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同样会推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这里创新激励的机制是相同的，资本在推动社会经济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是相同的。至少在企业层面上，资本的这种创新激励功能无可替代。这是公有制经济在进入内生的工业化阶段时必须采取公有资本形式的重要原因。而且，随着内生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公有资本的这一创新功能，在国有资本主导的大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会日益突出。当然，创新发展不能依靠公有资本的积极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会通过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创新竞争，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多种企业形式，在复杂多样的市场环境下，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经营领域，具有各自的相对优势。国有资本主导的股份制企业更适合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经营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草根经济则适用于民营企业、个体经济；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可以采取劳动者合作经济；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多采取资本主权的企业形式；农业的基本经营形式是家庭经营；技术劳动者密集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更多发展职工持股；自然垄断的大企业最好实行国有资本控股；竞争领域的公司制企业则大可放开实行股权多元化和股权分散化。没有一种企业形式能在所有市场环境和所有产业领域下普遍适用，不同的企业形式在不同环境中具有自己的特殊优势。从社会经济的整体看，多种所有制成分和多种企业形式同时并存，平等竞争，相互补充，将提高企业制度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这是企业产权形式、企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

（2）产业间劳动平等

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市场经济推动劳动生产率快速发展的两个强大引擎是市场规模和分工深化。市场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商品交易，进而组织了越来越巨大的市场需求；分工推进劳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分工同时也导致产业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格局中，商品价格变动与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变动会出现不一致，生产率提高更快的部门长期价格偏高，这种现象在工业与农业关系中表现最为典型，这可能与市场价格变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变动有关。此外，不同产业部门市场结构的差异（垄断或者竞争）也是产业间价格不平衡的重要成因。这些都对产业间劳动平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产业间价格不平衡的原因还有政府产业政策的变化。这些产业政策的调整从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的需要出发，但对产业间劳动平等的影响也很大，其利弊得失构成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也许是这一领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话题。

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次序。首先是生活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它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第一反映，给轻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大准备了条件。而企业规模的扩大，即使是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也会通过企业内部的协作和分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内部的许多分工职能，逐步具备了通过专业化分工建立新企业的条件，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范围，深化了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由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规模也不断扩大，这就会为重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重化工工业的加速发展进一步为装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这一波又一波加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内在的动力，一旦启动，就不会轻易停下。这就是所谓内生工业化的基本含义。不仅是规模和分工提高着劳动生产率，而且产业结构的变化本身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少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结果看是这样。由于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农业，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会直接加快GDP的增长；同样，新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于传统工业，因此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也意味着GDP的更快增长。这里涉及一组劳动量计量的理论问题：首先，GDP增长与商品价值量的增长是什么关系？其次，劳动复杂程度如何度量，它和行业工资差异是什么关系？最后，产业间劳动量如何比较，比较的尺度如何界定，它与劳动平等原则是什么关系？政治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还存在一些难题。

我们将根据以上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讨论我国实践中竞争的平等劳动推进内生工业化的过程，研究竞争的平等劳动如何解放和发展劳动生产力，以及它成功的原因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首先，农业劳动关系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转化。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内生工业化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发端；同时，城市工业化的加速引起移民潮，农民工现象是中国内生工业化阶段的特殊现象，对工业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更大。大多数承包农户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兼业农户，影响了我国农业几十年。一方面，农民家庭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农业的专业化进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这当然与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滞后有关。最初的农业“大包干”不利于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更是将农民工及其家庭与市民生活隔离。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适度规模家庭农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社，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进而提高农村社会的劳动平等程度，已经成为竞争的平等劳动自身发展的要求。

其次，内生工业化依靠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推进。内生工业化进程已经经历了从乡村工业到城市轻工业再到重化工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科学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过程。工业化的进展有其自身逻辑，但多种形式的企业在其中都发挥了自己应有的特殊作用。国有企业在改革中逐步融入市场竞争，发挥了改革与发展的引领作用；乡镇企业从“异军突起”到果断转型，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动力；民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扩张，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大增长点；外资企业不仅为工业化起步提供了资金补充，而且带来了最初的技术推动，充当了国内企业创新发展的好老师。国家政策的调整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这里不仅包括相应的产业政策，而且包括其他许多影响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如市场改革初期的价格机制，在整个工业进程中长期维持的矿产资源低价政策、相对偏低的资源税政策等。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新一代产业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中国工人的工厂纪律，加之新中国医疗与教育事业的良好发展，再加吃苦耐劳的文化传统，为内生工业化进程构造了真正的内生动力源。正如乔万里·阿里吉所言：中国的经济优势并不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14]发展的代价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带来了资本权力膨胀，私有经济中的劳资关系一度紧张，甚至改革中国有经济的“劳资关系”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平等劳动关系在市场竞争中受到损害。内生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近年来有了明显改善，劳动法颁布，劳动者权益受到保护，国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提高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我们在最后一部分中还要继续讨论。

平等劳动的发育与工业化的进程不可分割。从技术层面看，工业化进程贯穿始终的特点是机械化，即用机器替代人的劳动。机械化生产的内在逻辑是一步一步地用机器去替代一切能够用机器替代的人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而实现自动化。因此，装备工业的大发展是机械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电子计算机行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在工业化初期，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队伍，必然会掺入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因此，工人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异质性的群体，总体工人的概念应运而生。这种工人内部差异性的扩大，是否最终会导致平等劳动的瓦解？政治经济学应当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对此给出明确的回答。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劳动生产力的进步正在不断提高劳动阶级的整体素质。以现代科技发展为导向，生产方式的演化提高了对工人一专多能的技术要求，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进程更多倾向于工人的“再技能化”，而不是“去技能化”。劳动者科学技术水平在现代生产力提高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催动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劳动民主对生产的影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管理科学家的关注。这是否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现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企业内部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流通与社会劳动生产率。产品售卖阶段要解决企业商品价值的实现问题，也就是企业个别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转化，但是这一过程与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流通领域的劳动当然不影响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商品生产的总过程总是会延伸到企业劳动之外，流通领域的劳动也会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指出：运输“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15]，由于它改变物质产品的空间或时间属性，因此而改变了商品使用价值，其劳动加到商品价值之中。这一思路应该可以扩展到流通过程的一部分包装和仓储业务。比如说三十年前一台刚出厂的彩色电视机，需要消费者在商店排队购买，排队的时间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可是今天我们只要上互联网点击几个按键，快递就会及时把彩电送上门。即使不考虑彩电的物理属性差异，它也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使用价值。因此说，物质生产过程是可以延伸到工厂生产之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快递也是生产力。因此电信、运输、物流、仓储、快递的效率，直接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流通领域的另一部分劳动，即所谓批零商业中的劳动不具有生产性，因为这部分劳动不会改变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它只是沟通了厂商与消费者的信息，帮助消费者选择和购买，因此它并不影响劳动生产率。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考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厂商自营还是独立商业公司的营销活动，都会影响到生产企业的市场规模，进而间接影响生产规模，而生产规模显然影响生产力。

在我国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期，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流通领域效率改善的影响？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效率提升相比，流通领域的效率提升表现如何，有哪些经验和不足？这在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考察中都是不应忽视的内容。其中，包括交通运输网、电信通讯网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不能忽视。整个流通领域的活动，无论它是否具有生产性，对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持续快速提高是有积极贡献的，它在全社会平等劳动中应当具有同等地位，应当受到平等待遇。

生活服务业劳动的情况与之类似。作为产品生产延续的生活服务业不仅包括货运、物流和部分仓储业，而且包括旅店、餐饮和客运业。旅游业的性质可能介于服务与营销之间，或者说景点服务更接近服务业，而旅游公司业务更接近商业营销。所有这些服务业都扩展了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因此表现为商品质量标准的提高，其劳动在更高质量标准的商品上表现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同样具有直接生产劳动的性质，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提升直接构成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另外一些服务劳动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虽然不能看作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延伸，却也给消费者提供了使用价值，如理发师、按摩师的劳动。在标准化服务和企业经营的前提下，此类服务业也可以视为提供劳务商品的生产单位。包括有组织的家政服务业，也应当具有类似性质。总之，生活服务业的迅速扩展，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结果，这种发展又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直接体现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能力。生活服务业广大从业者的辛勤劳动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理应享受平等劳动的权利，实现平等劳动的愿望。

金融业是一个更加特殊的经济领域。资本的运动具有“时间价值”，资本所有者是按照资本使用权的让渡时间来分割剩余价值的，因此无论直接生产中剩余价值率如何，资本的周转速度和周转效率对资本回报总有很大影响。加快资本周转的努力，反过来促进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影响真实劳动生产率。金融的作用不止于此，它在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分散经济活动风险等许多方面，对实体经济都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因此，金融业的劳动是有益的社会经济活动，是社会分工体系不可缺少的环节。由于金融业的活动不改变物质产品的性质，对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没有直接影响，因此与纯粹流通活动一样不创造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金融业的全部收入，从每一个普通职员的工资收入到它的高层经理人员的高额回报，都是物质产品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移。但是，劳动价值论的这一理论分析不影响金融从业者特别是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只要这些工薪收入与劳动付出相适应，就符合劳动平等原则，应当从道义上充分肯定。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金融业广大劳动者与其他各行各业劳动者一样，通过辛勤劳动为社会做出了有益贡献，尤其在引导居民储蓄、筹集社会资金、满足日益高涨的投资需求方面，金融业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在当前收入分配的格局下，金融业平均收入水平偏高也是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一现象究竟是市场改革的必然结果，还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暂时现象？从国际比较看，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逐步膨胀，金融业获取的国民收入比重逐步增加，似乎是普遍现象。那么，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吗？或者它只是私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资本权力膨胀，不断挤压劳动权利的一种表现？政治经济学理论需要在这方面深入探究，为平等劳动在我国的健康发育明确政策思路。(www.daowen.com)

城市化与工业化。流通与生产的不同阶段不仅在时间上继起，而且在空间上并存，这是社会生产过程有效展开的前提。不同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就是产业的空间结构，产业空间密度的差异导致人口密度差异，是城镇与乡村分野的基础。工业化就是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有赖于城镇化的发展。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城市化生产效率的来源，特定工业产业的集聚，即产业园区，对于提高购买阶段的流通效率作用巨大，以至于成为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重要原因之一。产业园区在我国迅速形成、发展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工业产业在城市及周边的密集布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包括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服务业以及流通领域的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促进了这部分产业的加速发展。而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人口集聚，催生了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生活服务业的规模效益，为服务业的质量提升和升级换代提供了条件。我国内生工业化阶段城市化进程慢于工业化进程，根源于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特殊性。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采取了渐进式分阶段的路径；先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大多数农民离土不离乡；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务工人员大规模进城，他们没有举家迁徙，而是采取了在城乡间季节性迁徙的两栖生活方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议题，只是到最近十年，才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近2亿新增的城市劳动人口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方面，由于农村务工人员工资明显低于有城市户口的劳动人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降低了；另一方面，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最低限度地生活以及大量农村务工人员家庭滞留在农村，使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于第二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发展滞后。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对于中国工业化发展初期的综合效益究竟如何，还需要经济学更加接近实际的深入分析。一般认为，这样一种工业化路径有利于快速增长，特别是与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相适应。但是，这对平等劳动的发育有不利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城乡差距的拉开，还是从劳动者报酬偏低，甚至企业劳资关系一度紧张的角度看，其负面影响都很明显。权衡两方面得失，还需要政治经济学付出更多努力。

工业化与区域经济。人口和国土面积无疑对一国工业化的崛起具有正面效应，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市场规模优势，二是产业腾挪空间，这是任何人也没法与我们比拟的。特别是，我们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效应现在已经充分显示。往后去，我们还将进一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保证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但是，大也有大的难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旧经济的惯性力量使得市场的启动比任何经济体都要更加困难。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是由点到面、自东向西，梯度推进的。这种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策略，是实事求是的成功策略。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对平等劳动的发育，特别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平等，带来了负面影响。由此造成的问题，成为许多人批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根据。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基尼系数偏高仍然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中国内生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更加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这当然也是政治经济学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考察一旦进入产业和区域领域，平等劳动的意义就已经跨出工厂大门进入社会范围。这是全社会意义的平等劳动，不仅在企业内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之间，而且在不同企业、不同产业领域之间。全社会劳动者应当具有平等劳动权利，无论他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只要对社会有益，就应当在社会范围内享有同等的权利。当然，在当前发展阶段，市场竞争导致岗位与岗位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劳动者权利和利益的不均等。这些权利和利益的差异在什么范围内符合劳动平等的原则，又在什么范围内违背了劳动平等的原则？政治经济学需要讨论这种生产的关系实际状况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3）社会范围的平等劳动

就社会范围而言，劳动就是劳动者的社会分工体系。竞争的平等劳动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组织起来的，它是由市场构成的亿万独立劳动者的全面能力体系，其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这个全面能力体系的生产能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单纯取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和竞争力，更多的要依靠社会分工体系的协调性，即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和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考察中，协调发展处于最核心的位置。

从社会范围看，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还具有平等劳动的社会属性吗？在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时代，科层的平等劳动是一个与大科层体制的范围相一致的范畴，它不仅适用于企业内部，而且适用于整个社会范围。但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与社会范围的劳动关系显然存在差异。公有制企业，包括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如国有资本控股的公司制企业内部存在平等劳动关系；非公经济企业内部情况就并非如此。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还能说社会劳动具有平等劳动的社会属性？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是存在的。做此判断的依据是：其一，一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要由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来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正是这个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社会范围平等劳动关系的存在性。这是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其逻辑可以类比于企业层次上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关系。从社会范围看，我国现实经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工业企业中的公有制比例，公有制的范畴还应当包括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当中的国有经济，应当包括农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城市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等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其二，从社会范围看，劳动的社会性质还要从社会分工体系的协调原则去考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形成平等劳动的协调原则，在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协调中，以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关系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社会范围的劳动生产力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概念，需要在社会总产品再生产的全过程中进行考察，其关键因素是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与实现问题，其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基本公式是：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理论的最重要公式，其突出特点是强调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宏观经济的结构平衡。公式隐含社会再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比例关系。一是供给侧资本投入与活劳动投入之间的比例，即C与V的比例。二是新增价值中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比例，即V与M的比例。二者结合，就有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即C+V与M的关系。三是两大部类需求侧的基本结构，包括补偿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需要（这一部分需求在再生产过程中具有刚性），满足工人与资本家的消费需求，以及扩大再生产所追加的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生活资料）需求。公式包含了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值量与实物量的一系列比例关系。扩大再生产公式需求侧结构中最重要的比例是积累率。它由两个基本比率决定：在供给侧结构中已经给定的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分配关系，即剩余价值率（m′=m/v），以及需求侧结构中两大部类的资本所有者对剩余价值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割，即m-m/x与m/x的关系。有学者将积累（投资）占剩余价值的比例（1-1/x）称为资本化率。从以上两个比率，我们不难计算出两大部类的积累率（s′），即积累（投资）在社会净产值中的比例：s′=（1-1/x）/（1+1/m′）。积累率在一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特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宏观积累率需要做较大调整时，它对宏观经济的供给结构与需要结构的平衡要求更高。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每一次跨越中，都会发生积累率的调整，而且在内生工业化阶段，积累率还有逐步提高趋势，这中间的宏观经济平衡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宏观平衡机制又是怎样的，都需要政治经济学更加深入的研究。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基本结构的平衡决定总量平衡。换言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总量经济的不平衡，因此，单纯的宏观经济总量管理并不能有效解决宏观经济问题。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同样适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我国目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增长，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供给侧结构看，最重要的是劳动与资本的结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关系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两大要素市场的形成、发育，以及两大要素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是内生工业化过程的起点，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是生产总过程的起点。在此起点上，全体劳动者作为独立的劳动力商品所有者，在劳动力市场平等竞争方面，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趋向于不同产业间工人的工资率相等，即工资与其劳动贡献比例相等。这与平等劳动所要求的分配平等遵循相同的原则。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际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且相对于产品市场发育明显滞后。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国有企业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的不彻底，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依然严重，这方面的改革至今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放任自由的市场，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长期遵循平等劳动的协调原则，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采取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等调控手段，逐步推动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劳动关系发育的重要环节。

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几乎与劳动力市场同步，一开始是基于国有银行的间接投资，然后是证券市场的直接投资。这个市场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不足，无论是银行间接投资，还是证券市场融资，都更多地支持了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但是，民营经济仍然以其顽强的自发力量参与和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育，并且在正规金融体系的外面创造出相当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体系，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至今仍然相对落后，甚至还有某些计划经济的痕迹。但是，中国金融体系效率并不低，它为高速增长的工业化筹措资金，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资金短缺到资本充足的华丽转身。中国老百姓超高的储蓄率、国有企业的超高的再投资率（资本化率）、民营经济的高留存比率，以及中国经济对国外投资的巨大吸引力，都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问题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我们短短三十年时间发育起来的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会比许多长期发育的成熟资本市场做得更好？在资本市场发育中资本价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银行利息和证券市场回报率对此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是否已经形成了全社会统一的一般利润率？这个趋于平均化的一般利润率和趋于相等的工资率之间是什么关系？

宏观总量中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比例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宏观经济比例绝不是由市场自发作用决定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不同的政府目标对此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最为基本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低劳动成本可能在起步时有利于工业化，在初级产品外贸出口中有利于增强竞争力，但是它不利于提高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并且对创新发展新阶段也有消极影响。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权衡二者关系，做出适时适度的调节，是竞争的平等劳动发展中的棘手课题。以平等劳动作为基本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比例下降是否可以给出合理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比例偏低是普遍现象，我国情况是否存在某种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比重较高，这对两大要素分配比例有什么影响？随着全民福利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具有合理性，如果这种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劳动者能力发展机会平等，那么它对于提高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就具有正面效应。在这方面，北欧各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于说明我国宏观总量分配结构的变动趋势应该有借鉴意义。

宏观经济需求侧的结构平衡绝不是简单的“三驾马车”比例，这个比例关系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也不是任意给定的，它背后牵涉的是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的物质平衡与价值平衡更具有十分复杂的动态结构。需求侧结构与供给侧结构相互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作为动态连接枢纽的最重要指标就是积累率。在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再生产模型中，它既对第一部类又对第二部类的投资增长有着特定的比例要求。因此，当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宏观积累率必须做出调整的时候，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从积累率相对较高的旧常态向积累率相对较低的新常态过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按照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结构调整的决定性步骤。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剩余劳动的积累始终是进步的杠杆。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再生产只能是扩大再生产，资本的积累功能仍然在社会进步中发挥杠杆作用。中国市场经济下内生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自然也与高强度的资本积累不可分割。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资本积累率为什么能如此之高？这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当然，东亚各国的老百姓因为传统文化而有较高的储蓄倾向，但中国大陆长期保持的超高积累率仍然有其特殊性，需要在居民储蓄行为、企业投资行为和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得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用多种经济成分的多个投资积极性来解释我国内生工业化阶段投资率高涨的原因。但从具体操作层面看，金融体系的特点和效率，它筹集社会资本的强大能力也是不应该忽略的因素。然而，长期维持的高积累对人民消费生活会有什么影响？积累与消费是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还是相互促进同向发展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应该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

资本积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积累率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已显示了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正向关联性。但是二者的关联程度究竟有多高？罗思义等研究者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分析认为，中国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很小。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函数对中国数据的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0%，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而不是相反。进一步运用中国数据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应该是解开这一增长理论谜团的唯一路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论》阐释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是否仍然有效？两极分化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同样适用？从现实发展看，这一问题似乎还悬而未决。政治经济学有必要通过深入的研究，给出明确的答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促进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这是确定的，但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是否必然向资本倾斜，劳动者能否分享财富增长利益，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分享财富增长？如果分配偏向于资本，这个规律是怎样的？如果分配倾向在劳动与资本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结果又将是怎样？这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率会有什么影响，对社会总资本利润率又会有什么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存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如果存在，它对社会经济结构会有什么影响？对平等劳动的发育进程又会有怎样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多，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建设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近十年虽然做了大量努力，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旧常态下增长的动力源正在逐步萎缩，大量过剩资本没有找到有效的生产性投资渠道，而争先恐后地涌入金融领域，于是产生了市场周期性波动中常见的金融业自我扩张：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过剩资本转向投资金融产品，金融投资品供不应求而价格递增。与实体经济中情况不同的是，这种金融产品的涨价非但不能遏制需求，反而导致了投资品涨价预期，诱使更多过剩资本疯狂地追涨投资，从而形成金融市场无节制疯长的市场需求。这种现象近年来多次出现，从股市转战房市，又从房市转战股市，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成长，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吗？它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显然，金融领域的变革迫在眉睫，为使金融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

（4）国家制度

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有为政府，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对于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及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国家通过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政策以及惠及全民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通过恰当的社会政策，保障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所有这些，对一国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债务环境、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意志和方式，也会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市场与政府。内生工业化有其自生动态的内在机制，那么，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试图让我们相信，市场有足够的动力自我发展；政府除了维持秩序，似乎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有无为政府才是良政。全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所有成功经验都表明，这种理论完全脱离实际。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的先进工业国，在起步阶段政府就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无论是圈地运动，还是大西洋上贩卖奴隶的三角贸易，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市场经济三大要素市场的建设中，国家始终是主导者。资本市场的建立，土地市场的建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国家的作用不仅是加速器，而且是发动机。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增加，国家的宏观调控贯穿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国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几乎成为常态。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赶超经验更加证明，有为政府的正确战略几乎是成功的关键。国家经济战略的正确性，取决于这些战略是否符合经济规律，是否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在各个相应阶段上的实际情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正是根据了这些经验事实。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但政府作用以市场规律为依据，顺应市场规律而积极地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合并成为工业化高速推进的双引擎。我们将详细分析市场经济改革三十余年来，政府顺应市场规律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作为，研究它的目标函数、行为特征和一般效果，尤其关注我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别，包括与东亚工业化国家的差别，以此归纳中国道路的特色和优势；同时我们也将分析这一过程中难免的失误和偏差，寻找它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以及纠偏的路径等。

地方政府与双层市场的竞争。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做更加详细的专题研究，讨论改革的动因、改革的效果，以及对此后二十余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它不仅解决了中央财政的当期问题，也为此后二十年高速增长中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构造了制度基础。我们将讨论地方政府在分税制体制下的GDP竞赛，讨论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策略的影响，对企业改革决策的影响，对区域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影响；我们要在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特色的双重市场理论，研究它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为制定下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政策提供方案。

国家战略成功的制度原因。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政府在国民经济日常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关注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个关键性转折关头，国家及政府所发挥的战略主导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在强制工业化起步阶段，强制工业化向内生工业化转轨阶段，还是在内生工业化发展中每一个分阶段的调整，一直到当前我国经济从内生工业化向可持续工业化转轨的关键时刻，国家和政府都适时地做出了方向正确的重大调整。考虑到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跨越了许多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一一经历了工业化进程几乎所有的历史转折关头，过程之曲折、环境之复杂超乎想象，这种“几乎总是正确”的记录令人惊艳，其本身就是世界性奇迹，因此值得政治经济学深入探讨。为什么我们能够成功？为什么我们总是正确？或者，往往能够在自己的错误面前迅速转身，回到正确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巧合，是中国人特有的幸运，还是存在的某种形式的必然？比如说是决策理念使然：因为几千年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又比如说是制度构架使然：因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方向和成功概率。我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可能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统一中：我们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执政党，她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且将这种政治理念在党的近百年的历史中代代相传，贯彻始终。这一政治理念与老百姓当中“人为本，民为先”的传统文化息息相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能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出决策。我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给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的政治制度只承认一种决策理念，那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这一政治制度的根基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经济对于政治制度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微观经济组织的指挥者，它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权力和意志，拥有巨大社会财富的资本寡头，往往利用金钱的力量侵蚀甚至俘获政治权力，这是私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惯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这一必然结局？只有靠公有制为主体。只有在决定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在具有市场垄断或者寡头垄断地位的大企业中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中保持公有经济的较大比重，党和政府才能够在与资本权力的博弈中稳操胜券，才能够避免政治权力被资本权力渗透甚至俘获。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们不可须臾丢弃的法宝。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不仅具有经济的作用，而且具有保持政治制度稳定的根本意义。

国有经济及其改革。国有经济的作用不能单纯从经济发展的的意义上理解，也不能单纯从分配公平的意义上理解，而要从政治经济学的更深层次上理解。但是也不应忘记，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国有资本，都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组成部分，它产生于市场，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国有经济的改革，是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更重要作用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它的困难所在，同时也是它成功的出路所在。从现实情况来看，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企业层面的公司制改造，通过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国有股份资本所有权的划分，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到2003年前后，由于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政府特设了国有股份资本所有权的管理机构，国有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实力也有所增强。但是从国资委运作的实践来看，这个政府机构在管理国有股份资本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不适应。由于政府多目标行为特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如何发挥作用仍然存在一系列没有解决的问题；国资委这样的政府特设机构在股份资本管理中不能像一个普通的股票所有者那样进行市场操作，也给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东用脚表决）增加了困难；特别是在国有经济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当下，政府股东与民间资本互动，在商业谈判中双方地位不对等，事实上成为两种资本按市场原则充分融合的主要制度障碍。如何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建立“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并不清晰，改革的推进还需要有更多的实验和摸索。有鉴于国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5）开放经济

工业化进程必须在开放环境下完成，这不仅是世界经验，也是我们自己的体会。我们在强制工业化阶段开放程度极低，这并非我们自愿，当时的内外部环境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在当时的环境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正确选择。关键是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做出调整，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中国积极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大潮中。但是，由于经济落后，一开始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很被动的。我们唯一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我们不得不用超出别人数倍的劳动去换取外汇。沿海地区“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曾经是最为合理的办法。我们缺少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和技术，我们引进外资，同时也引进外资的技术和管理。我们和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赶超过程中一样，面临贸易环境和债务环境恶化的风险。但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当时环境下的比较优势，事实上很快就化解了风险，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外贸易的发展迅速成为总需求三驾马车中突出的一驾，债务环境也持续向好。于是，我们推进汇率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一个成功的对外开放战略下，充分利用本身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实现了突围和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奋发图强的榜样，其中的经验值得充分总结。为什么中国的开放发展能够避免贸易环境、债务环境恶化的后果，逐步取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我们与许多在经济贸易中陷入被动的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靠什么避免了依附性发展的陷阱？中国的和平崛起才刚刚开始，却已经在众多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旗帜。我们的底气从哪里来？我们在全球经济中下一步将往哪里走？中国的确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课题，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其说是一个世界性奇迹，倒不如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我们这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多次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世界前列，不仅经济总量，而且人均国民收入都处于世界前列。落后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明清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置身于航海大发现的潮流之外，更置身于欧洲产业革命的潮流之外，逐步与欧洲工业国家拉开了差距。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封闭国家对开放国家的失败，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失败。由于这场失败，中华民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对象，最终成为全世界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按照麦迪森的计算，1950年，中国内地人均GDP为439国际元。同一年中，印度的人均GDP是619国际元，朝鲜（韩国）人均GDP是770国际元，新加坡的人均GDP是2219国际元；我国台湾地区的人均GDP是936国际元，香港人均GDP是2218国际元。在东亚，只有蒙古、缅甸等极少数国家排在我们后面。^[16]从那以后，我们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强制工业化阶段摸索中的挫折，经历了和平环境下最大的人口增长。到1977年，人均GDP实现翻番；到2010年，GDP总量列全球第三。不到70年时间里，我国人均GDP增长了50倍。重要的是，这个内生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没有终结，中华民族的复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面对人类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再往前走，中国经济社会的前景如何？它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与工业化同时展开的平等劳动发育过程，应该可以比较充分地回答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是适应特殊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成功，其根本点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执政党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事求是地做好中国的事情；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经济规律有序推进工业化进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补充、相互强化是成功的保障。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一旦启动，成功就具有必然性。关于第二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事实与理论的展开仍然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的确在公有制的旗帜下顽强坚守，但它的前进路线并非笔直，无论是科层的平等劳动还是竞争的平等劳动，到目前为止，它离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始终是硬道理，有时候，平等也不得不为发展让路。那么，再往前走这一切会有结果吗？社会范围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是否会与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方向一致？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客观规律会不会引导我们走向更加符合共产党人理想的社会主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