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产力对于实践社会主义的首要性。我们对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从东方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入手。20世纪的上半叶，是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凸显的非常时期，根据马克思的预言，这本来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最佳时机。但结果反倒是处于欧洲资本主义边缘的落后的俄国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最底部的东方大国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国家率先突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未能预见的。回过头去看，世界历史的这一发展路径有其客观必然性。资本主义被首先从其薄弱环节突破，这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东方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外国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包围，军事的、政治的乃至经济的包围，这极大挤压了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空间。为了生存必须自强，必须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国际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经济竞争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这些最终都聚焦到发展生产力上。东方社会主义的国内环境，首先是必须在战争废墟上恢复国家经济，安定人民生活。而从长远看，执政党人面临的最大矛盾是，革命过程中对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明确承诺与国家经济落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在理论上肯定是错误的，但它其实正是现实矛盾的一个漫画式表达。内外矛盾同时聚焦一个主题，那就是迅速提高生产力，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这是实践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我们将根据历史事实，讨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讨论20世纪20年代苏联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关于工业化路径的争论；讨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赶超战略的形成，它的有效推进和之后的冒进表现，及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形成机理；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什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动一定是强制性的，一定是偏离市场发育的内在逻辑，扭曲市场供求的内在平衡，一定要利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还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启动，都是在农业生产力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粮食过关”、粮食安全，一直是工业化进程绕不过的瓶颈。苏联理论家发明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概念有其客观依据。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快速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工业原材料以及产品市场都难以满足。轻工业生产的市场规模受到限制，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发展自然受阻，国家工业化不可能遵循先轻工、后重工的秩序顺利推进，一种依靠国家强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逆序进程成为必然。这当然是一种极其艰难的抉择，既没有内部市场与资源的依托，更不可能依靠对外部世界的剥削与掠夺，强制工业化只能靠全体人民的节约，靠较低消费水平上的高强度资本积累，即所谓“勒紧裤带搞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会显现出尖锐矛盾，必须有一个有能力克服这一矛盾的国家机器来充当工业化的推进器，或者以专政的强制力，或者以道德的感召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特殊的工业化方式决定了特殊的社会经济体制，列宁在革命前所设想的国家辛迪加在所有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成为现实。强制工业化进程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集中的计划经济就是最合适的体制选择。它不仅是包含整个工业领域的大科层体制、全部城市经济的大科层体系，这个国家辛迪加还进一步延伸到整个农业，渗透到全部穷乡僻壤。为什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必须强行推进，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必须迅速到来？原因都在于强制工业化。把全部农业领域纳入国家大工厂的范围，这样才有可能在农业生产力达到必要高度之前，就强制启动工业化进程。这就决定了在大科层体制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平等关系的阶段性特征：一个覆盖全部社会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和一个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平等劳动。从覆盖全社会的公有制经济这一点看，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文献中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大体吻合，至少没有让人感觉到有太多的偏离。但如果从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背面的劳动关系看，矛盾又显得非常突出。行政等级制下的平等劳动？这是何等自相矛盾！政治经济学理论除了从强制工业化本身的要求出发去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之外，还有必要从平等劳动自身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模，特别是在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中，表现为一个包容了亿万劳动者在内的大规模平等劳动，其内部的决策协调机制，需要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公有制经济内部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决策，必须经过多层代议制度来实现，即使如此，其决策成本依然极高，决策效率无法保障。一个主动承担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执政党自上而下地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以大科层体制节约公有制经济决策成本，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式。它以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信仰坚守和郑重承诺，作为公有制性质的保障，作为平等劳动本质的体现。这里的平等，体现为剥削阶级的消灭、阶级关系的改变，以及各级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作为。这种平等劳动的本质特征，在共和国初期的工业化进程中，显然是得到大多数劳动者认同的。也许，这种体制选择与东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系。阿格列塔把这种文化传统称作“帝制传统”^[11]。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判断政治正确的终极标准，中国老百姓认同这一理念，愿意按这样一种政治逻辑去思考问题、规范行为。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是理解前三十年成就的关键。从实践看，大科层体制与强制工业化的结合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国际背景下，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巨大挫折之后，仍然取得了优异成绩：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田水利的修复和建设，以及在人均GDP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达到超前的人类发展指数，等等。把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联系起来看，才能充分理解这些成就的意义，它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准备了条件。看不到这种历史的连续性，经济学分析就难免片面。(www.daowen.com)

但是这一体制的缺陷也十分明显。由于过度集中的决策和过度延长的行政指挥链，不但劳动者平等的决策权难以落到实处，而且所谓分工平等、分配平等也会大打折扣。工资等级制和分配平均主义并存是这个体制的普遍现象，经济激励机制不能说没有，但往往效率低下。平均主义不等于平等，恰恰相反，它违背劳动平等原则，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因此，计划经济的缺陷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而且激励机制效率低下，创新激励机制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激励，导致计划经济下的所谓“复制古董”现象，经济增长的动力持续减弱。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苏联的经济体制没有能够跟随工业化阶段的变化而及时转轨，从而导致无法克服的经济问题，这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经济体制的缺陷更加明显：一个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监督来实现的平等劳动，显然是不完善也不可能完善的。自上而下的监督需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来补充，克服大科层体制官僚化倾向，始终是社会主义者、革命的共产党人高度关注的课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利用阶级斗争和体制外的“大民主”，来克服体制内的官僚化倾向，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试验，但是毛泽东的主观目标是反官僚。这是从当时的体制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从强制工业化向内生工业化过渡。内生工业化的快速启动是一系列先决条件同时出现的耦合现象。这其中一些条件由大科层体系下强制工业化过程为其创造，而另一些则是外生条件导致。强制工业化三十年的成果，包括：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制形成，进而推动三十年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大、中型水利建设；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城市工业的发展；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在高度平均主义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全民医疗和基础教育体系的建设，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等。外生条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包括中国自身）农业科技发生了重大进展，化肥和良种推广带来的绿色革命，使得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出现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对中国农业生产当然也是机会。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农业“大包干”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东风催生了农业生产率爆炸式增长。8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显著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多数人对这一奇迹产生原因的解释并不全面。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快带来连锁反应。首先是农业剩余劳动向农村工业转移，由于当时土地制度的原因，农村工业化启动的成本较低，乡镇企业以集体经济的名义迅速崛起；其次，既有的城市工业通过各种资源的辐射，助推了这一过程。于是持续增长的城乡居民购买力导致消费品市场需求的增加，反过来也助推了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内生工业化进程终于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