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似乎可以从公有制的建立开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起点。但是，如此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则缺少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支点，即平等劳动（也就是公有制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通过强力剥夺剥夺者，建立和维持一个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就能实现的。平等劳动关系的历史特征并不是直接从公有制的形式规定中产生，其平等规定的历史性与内在矛盾的必然性，也不可能从抽象意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到说明。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根源在于当代生产力，在于当代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性质和基本特征。因此，我们主张将劳动生产力设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叙述体系的逻辑起点，从当代生产力的矛盾引申出平等劳动的性质，展开有关平等劳动之内在矛盾的分析。

从形式上看，平等劳动的逻辑起点是劳动，这顺理成章。但是，劳动是一个适合所有社会经济形式的一般概念，就其本身的规定性而言是十分简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从劳动开始，就难以体现经济制度的历史特征，更难以充分展开经济制度在自身矛盾中发展完善的客观规律。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劳动，劳动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有目的性和生产性是其不可缺少的规定性。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生产性，而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的主要活动领域当然在物质生产领域，但劳动的生产物并不一定都是物质产品，它同时可以包括各种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劳务活动和精神产品。这个劳动的生产性规定，将劳动和闲暇、娱乐这一类人类活动区分开来。最后，按照概念使用的约定俗成，劳动活动一定是有益的。这涉及价值判断。但劳动的有益性仍然是有关劳动概念的必要规定之一。有些人的活动尽管也需要付出辛苦的努力，如诈骗和盗窃，但是它们肯定不属于劳动范畴。再进一步分析，劳动并不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活动，人类总是组织成为社会，从自然获取自身生活所需要的全部消费资料。因此鲁滨孙在孤岛上的生产活动，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劳动。独立个人的生产活动是一个想象的存在，而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人类劳动从来是一群人分工协作的共同活动。因此，劳动活动并不总是直接针对着自然物，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物或者自然过程才是劳动活动的基本对象。劳动过程中需要人与人的合作，为促进这种合作而从事的人类活动，即所谓交往活动，也可以是生产劳动的组成部分。管理劳动、营销活动也都可以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劳动活动的这种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劳动概念的二因素，即它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是劳动社会形式。任何一种特定的劳动社会形式，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劳动生产力。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那个时代劳动社会形式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讨论作为劳动特殊社会历史形式之一的平等劳动的时候，也同时需要并且首先需要讨论与之相匹配的劳动生产力。关于劳动范畴的更丰富的内容，必须在对此二因素的分析中逐步展开。

平等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历史形式，在此之前，劳动的社会历史形式曾经历过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平等劳动终将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劳动。平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需要由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殊性来说明。一方面，平等劳动扬弃雇佣劳动的阶级对立性质，形成劳动者阶级内部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关系，是因为当代生产力高度的社会化和全球化受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狭隘生产关系的桎梏，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丧失。不仅地球生态承受能力临近极限，而且阶级矛盾的张力不断积累。由于全社会一般利润率不可逆转地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在衰减，不得不依靠周期性的巨大破坏来延续生命。这个社会必须由一个经济基础更加和谐的新社会来取代。另一方面，平等劳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能强行突进到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这是因为当代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没有充分涌流。因此，劳动时间具有明显的稀缺性：职业专门化的分工、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于机器系统的从属地位，导致劳动者个人不愿意超出满足个人消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因此，社会财富还需要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社会还必须利用“你干活，我给钱”“我给钱，你干活”的法权意志，来强制劳动者为社会提供更多剩余劳动。平等劳动的存在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无论是它的形成，还是它的突破（扬弃），都不能单纯依靠革命者的勇气和信念。

结合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从劳动生产力起步的研究方式更有它特殊的含义。20世纪崛起的东方社会主义，产生在一系列后发国家追赶经济的关键时刻，这些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就是发展生产力。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个政权能否兑现承诺，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国家富裕、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在国际资本包围下的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外部竞争环境，无论从国家安全、国际贸易的需要看，还是国家手中拥有的物质手段贫乏程度看，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这两个关系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是最急迫的任务。与此同时，发展生产力又是最艰难的任务，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封锁，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积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来启动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在执政党决策中的首要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7]

以劳动生产力作为起始范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可以讲劳动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将此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可以从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来解释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建设祖国，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关系何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可以从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进程观察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演化进程，据以分析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阶段划分依据，以及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和内在逻辑、历史趋势、未来走向等等。

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是逻辑体系展开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分析商品生产过程的有关章节，曾经附带讨论过生产力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讨论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影响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马克思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率，以及自然条件。”^[8]又比如，在讨论劳动过程的相关章节，马克思分析了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9]，这些思想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还不够，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上，需要有关劳动生产力的专门分析，需要更加深入而细致地展开分析。

劳动生产力，即人类以劳动创造（从自然获取）自身物质生活的能力。这是组织成为社会的人的能力，因此又称社会生产力。说劳动生产力是社会现象，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力，这一点前面已有讨论。其次，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知识积累的成果，而不是自然界力量的积累，不是作为自然进化结果的人类基因的进化。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是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人的先天的生理能力由基因决定，其自然演化以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数亿年为时间尺度，因此对更小时间尺度上的社会生产力演化没有解释力。生产力的变化包括技术变化和制度变化，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前者是自然知识的积累，后者是社会知识的进化，都是时间的增函数，都具有负熵流的性质。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既是历史范畴，其发展与生物进化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进化适应性的表现；又是社会范畴，其社会进化的主体与生物进化不同，不是基因进化，而是文化进化。

生产力的进步会具体“物化”在生产要素上，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技术积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劳动组织的进步。其中，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进步是生产力进步更本质更关键的环节。现代生产力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般生产力”，即社会的科学知识的进步、创新劳动的积累。从宏观历史尺度的观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可以依据人的能力的进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狭隘人群孤立发展的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力；②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满足多方面需求的社会生产全面能力体系；③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生产能力。^[10]马克思这里所考察的人的能力，既包括个人劳动能力，更强调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社会劳动的整体能力。

当代生产力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或称“第二大形态”。这个社会形态是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全面深入发展为前提的。这个过程对应着发展经济学所谓的“工业化”。农业生产不可能规模化，因此也不可能形成国内乃至全球市场，形成普遍物质变换；没有市场规模，就没有分工推进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因此也不可能满足越来越多方面的需求，总之，社会不可能形成全面生产能力体系。工业化是第二大形态全过程的特征，工业化进程的生产力以机器生产为基本特点，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是一个连续过程，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大机器生产的内在逻辑，至今依然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只要这一过程未完成，职业专门化分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需，劳动就依然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劳动时间就依然是物质财富的尺度，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就依然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组织主要依靠两种结构：一是市场，二是科层。作为市场经济生产主体的企业是市场与科层的结合。因此，劳动生产力不仅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而且它总是内在地包含生产关系的部分内容。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更多的是视角和观察重点的差别。劳动的不同社会形式表现为不同生产力的性质规定，同时产生不同的生产力的数量规定（生产率）。因此，我们可以区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生产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本质上是平等劳动，因此，我们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称作平等劳动的生产力。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进化过程。工业化进程又可以从时间上划分为若干阶段。发展经济学一般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依据，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在这之前和之后，还有前工业化时期与后工业化时期。现代演化经济学一般主张以能源与生产工具的变化为依据划分工业化的阶段。华裔学者文一在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工业化成功国家的共性特点时，使用了强制工业化和自生动态工业化的概念。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需要出发，我们借鉴文一的概念，用强制工业化、内生工业化与可持续工业化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来描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显然，我们的研究重心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内生工业化阶段，它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乡村工业和轻纺工业阶段、重化工业阶段、高新产业阶段等若干分阶段。(www.daowen.com)

以一个国家社会的整体为观察范围，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绝不仅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只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素质、生产工具质量与规模以及劳动组织方式，才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流通过程中的劳动，包括纯粹流通性劳动，也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生产力。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直接影响生产力，这是不言自明的。企业的营销活动，尽管它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有可能影响企业的生产规模，影响企业产品的实现程度，由此影响企业的财务效率，甚至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当代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密切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就是生产力。金融领域的活动同样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初期，原始资本严重短缺成为工业化起步的主要瓶颈。如何组织社会资本，如何引导居民储蓄，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水平以支持百废待兴的国家工业化，这是一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有为的政府。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对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及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工业化持续发展；国家通过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政策，通过惠及全民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通过恰当的社会政策保障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所有这些，对一国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债务环境，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意志和方式，也会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总之，劳动生产力的研究与平等劳动的研究同样是立体的，涉及时间和空间的动态研究领域。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一个方向不变的数量增加，而生产力的量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物质生活资料的数量增长与种类增加，表现为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我们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粗略地计算生产力，即单位劳动的产出数量，但是很难将多样化需求量化。劳动量的增加（劳动人口的增加）提高社会生产力，因为人类总是结合成社会与自然博弈，协作是生产力，规模会提高生产力，1+1总是大于2，因此它在劳动生产率指标中也能有所反映（但反映不充分）。关于劳动生产率方程（增长方程）及其计量问题，应该在系统导论部分就得到充分的讨论，以便在此后的研究中贯彻。

劳动生产率是物质产品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之比，因此它首先是工业企业生产率，延伸到全部物质生产过程，就表现为社会总产品与总产品生产中投入的全部劳动时间之比，用公式表达就是：

我们称之为全劳动生产率。式中x实质上是产出实物量，用总产品价格形式表达时必须使用不变价，或者干脆转换为购买力平价（PPP）；而C+L则可以直接使用时间量，如劳动人年或者劳动小时。

设活劳动系数：β=则有：

式中Gx为总产值增长率，Ga为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L可以称作外延扩张率，Gδ则为资本构成提高率。

式（2）也可写作：

式（3）等号右边的三项可分别看作：全劳动生产率导致的经济增长、活劳动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三者分别除以经济增长率就是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全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数年份在80%以上。新中国近七十年全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原因，影响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诸因素及其贡献率，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