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符合这个理论提出时的国情与当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水平。但是它也有不足，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进一步发展。其不足和亟待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仍然没有明确界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它只是暂时绕开了混淆二者的错误影响。所以，一旦环境气候适宜，否定民营经济甚至否定商品市场经济之类的错误言论就有可能出现。据此，我们可以把初级阶段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理由概括为三点：

第一，初级阶段理论仍未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差别，从而给回归传统体制留下了可乘之机。譬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表述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只涉及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却没有表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上的区别：即是否存在私有制和商品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思潮正是利用了这点不足，站在貌似正确的共产主义立场来批评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包括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直接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来判定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差别的不足。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最终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这不等于说可以直接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区分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模式，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划分标准应是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私有制和商品市场经济，而不是生产力的绝对水平。只有同一经济社会形态中的不同发展阶段才适宜采取生产力标准来界定：如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www.daowen.com)

第三，用生产力水平来论证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不足。这在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之初，还看不出什么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尚未走出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无论从社会主义还是从共产主义角度看，都只能算作初级阶段。但是随着中国40年来的高速发展，经济水平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如果中国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规划，在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过去关于初级阶段需要经历上百年时间节点到来之时，再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来论证基本经济经济制度不能变，就缺乏说服力了。与之相反，人们也可以用此来论证已经到了改变现行基本经济制度框架的时候了，可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上述两种说法显然都站不住脚，其根源就在于用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水平度量和论证基本制度安排（生产关系）的合理性。按照现行理论，也难怪会有人有如下的奇谈怪论：他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现代计算技术来帮助政府搞计划经济，甚至共产主义。这与当年苏俄人曾经把共产主义解释为苏维埃+电气化，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