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喜欢将国资国企改革一并表述，其实两个关键词涵盖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问题，需要转向以资本的价值增值能力为工作目标；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组织对象问题，所以是一个资本在什么领域，以多大规模配置，以什么方式配置的问题。

可以说，有了分类归属，相应的考核内容和指标标准内容也就有了确定的依据。但是，具体操作中，落实“分类”归属不仅仅是企业对象，还有企业业务结构和承担具体业务的历史因素的清理问题，会影响“分类”改革的实际效应。

比如，某地将所属国企分成了三类，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A企业明确在竞争性领域，相对强化促进了其走整体上市的路，带动了整个组织体系、业务体系考核变革。但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作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之一，A企业以往不同时期也承接了在当时情况下政府交办的某些特别的任务，有些出资投资并不一定追求回报。这也恰恰体现出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能够发挥的特殊功能。在这一轮改革中，A企业明确归类于竞争性行列，自然其接受考核的第一指标就是盈利。在这样的考核约束下，其资产总量中属于“历史负担”这部分资产数量，是否进入资本经营责任范围，就成为一个需要区别认定的具体问题。在明确划定分类的情况下，对部分业务应加以单列，不纳入总体的考核内容。(www.daowen.com)

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在某个经济周期环境下，承担某个不属于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社会事务，在新的对企业经营活动归类确定考核目标基数时，需要予以区别隔离，也就是业务结构的“分层次”处理。由于企业既有承担的经营业务和财务结构，在接受分类的时候，往往很难分解其承担的某些“副业”负担，最终也就很难使用客观的严格的指标考核手段对企业进行评价。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有可能会影响“分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可以说，“分类”本身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因为分类要找到“类”的边界，“类”的边界取决于市场发育水平。况且，从动态来考察市场发育，“类”的边界也是移动变化的。因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会造成“类”的边界移动，所以“类”的区分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是“分类”改革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