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宏观调控的制度属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

学术界一直长期存在着对宏观调控理论研究西方化的倾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多数信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根据西方主流理论长期批评中国的宏观调控，因此大部分时间提倡的是西方宏观调控，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大行其道。与之相反，长期坚持宏观调控具有中国特色的学者相对比较示弱，一直到近年来有所改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跟西方经济理论明显不同，比如宏观调控的目标、政策等方面就不一样。所以要从理论上弄清中外宏观调控的差异，首先应从制度性质的差异上着手。认清这个问题就能很好地回答中国和西方宏观调控的显著差异。

首先，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决定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那么，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也必然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具体地说，就是受到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指导。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条件，即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相统一。这一理论在指导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首先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能否使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早就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列宁指出：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v+m）和Ⅱc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5]斯大林进一步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原理广泛地运用到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之中，指出：“所有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6]此外，国内学者如关梦觉在20世纪60年代初，陈征、何建章和任定方等在80年代初探讨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适用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许多学者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适用性。

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如何被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开始沿三条路径得到不断的演进和发展：一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最有名的是董辅先生的“董氏再生产模型”；二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三是综合平衡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冶方就提出“团团转”的综合平衡理论。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逐渐被社会主义宏观分析所取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开始受到质疑和否定，并逐渐悄无声息，唯有从1956年开始的综合平衡理论一直延续发展至今，并逐步演变为十八大以来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相结合。在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些学者联系中国的实践纷纷提出了与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含义相近或一致的观点，如熊映梧提出“速度型”和“结构型”的再生产模式、南丽宾提出总量平衡与内部构成比例平衡、陈遂怀提出总量与结构的平衡、牟朋文提出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万文丽提出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等。(www.daowen.com)

从政策史的角度考察，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演化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思想，并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体地说，在毛泽东思想中，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都分别就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做了系统的论述，并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分别运用于国家治理与经济建设工作的全过程，陈云更是系统地提出了综合平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其思想体系中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做法将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分开来论述；江泽民、胡锦涛提及了治国理政中的统筹兼顾思想，胡锦涛进一步将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而对于经济建设中的综合平衡则未曾提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联系起来，先后在2014年2月7日、2015年11月24日和2019年5月29日三次同时论及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问题，不仅将二者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同时认为是党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观点，同时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和方法，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最新发展。

从实践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1953年到1956年实行计划管理，以陈云为主任，薄一波、马寅初和李富春为副主任的政务院财经委在制订“一五”计划中就开始使用综合平衡。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提出了四大比例和三大平衡的思想（四大比例即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购买力和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需之间必须平衡）。直到1956年9月八大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综合平衡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才得到确立。对此，苏星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指导作用。在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研究经济建设实际问题，是1956年。”[7]这一论断不仅说明了综合平衡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这个时间点也和八大的召开时间相吻合。从1956年开始，综合平衡就广泛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并一直持续到1992年之前。1989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仍然强调综合平衡。1992年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确定间接调控为主要方式的时候，综合平衡才被宏观调控取代。从这时开始，不断演进为1998年、2008年的总量调控为主、结构性调控为辅；2013年出现“总量+结构”的方式，2015年出现了“需求+供给”的结构性调控方式。基于此，可以将宏观调控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的宏观计划管理阶段、1956—1992年的综合平衡阶段、1992—2012年的宏观调控阶段（1998、2008年以总量调控为主，其余时期以结构性调控为主）和2012年至今的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阶段（其间2014年提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次，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总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制度而存在。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产生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较为完善的阶段，并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探讨。有学者指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建立与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性。2016年，徐绍史明确指出：“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它必然体现社会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另一方面，它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3）在宏观调控上，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们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大量的研究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基本特征：（1）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3）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由此可见，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无疑。

最后，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宏观调控。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既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一般性，更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宏观调控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具体地说，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着眼于解决市场失灵，主要依靠总量调控的方式，而我国的宏观调控既要解决市场当中存在的一般的市场失灵，还要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这就需要依靠总量与结构相结合的调控方式：通过总量调控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通过结构性调控来实现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在这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时，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宏观调控反过来又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中包含的三个方面的制度，比方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靠什么来配置资源和实现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靠的是结构性调控方式，总量调控方式解决不了。这一点，对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远比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具有优越性。

（二）从制度性质上看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差异

从理论上看，中外宏观调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理论基础不同。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1936年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理论，而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阐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二是理论范式不同。从范式上看，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现为总量调控范式，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则表现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的范式。三是体制基础不同。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是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实践上看，中外宏观调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调控目标不同。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着眼于传统的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除着眼于这总量性的四大目标之外，还长期增加了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目标，并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增加了房地产、粮食、环境保护等目标。二是政策工具不同。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采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则包括三个方面：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三是调控手段不同。西方国家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经济手段；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则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共同参与的多种手段协调配合。四是调控绩效不同。中外宏观调控绩效的对比，仅仅通过对传统的总量目标进行比较是不够的，还应该增加对经济波动幅度的比较、结构调整目标的比较以及部分民生目标的比较，甚至还包括是否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等。从总体上看，上述比较不仅更为深刻地凸显出中外宏观调控的差异，而且上述绩效的对比还存在一定的阶段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外宏观调控的绩效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而发达国家经济长期深陷衰退的泥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