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中

王振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原副所长。1993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顾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主要成员、第二届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段话引起我的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三个“已经完成”“已经消灭”“已经确立”的判断需要大家好好的研究和思考。因为我们新中国历史上早已经完成、消灭、确立的制度现在演变成为了一种什么状况？演变的原因是什么？今后还会怎样演进？这是需要政治经济学者回答的。《宪法》上述那段话之后接着讲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革命实践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1891年，为了迎接巴黎公社20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评价特别高，把巴黎公社前前后后发生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原来的英文版先后发行了三版，第一版和第二版各是一千份，第三版是两千份，总共四千份。恩格斯重新校对了译文，1891年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撰写的导言是用德文写的，恩格斯写了这么一段话作为全部导言的结尾：“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治国理政的思想是非常深刻和丰富的。今天，我仅根据《法兰西内战》谈四点启示。

启示之一：破除对国家机器的错觉。马克思说：“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那么这种国家机器的错觉是怎么产生的？

1891年恩格斯说，“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务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

这种“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事物的盲目崇拜”我们有没有？当然有，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个电视台里边进行辩论，主题竟然是对贪官要不要赦免。有人认为，这些人培养不容易，都是国家的财富，只要他们坦白了，和上级掌握的情况一样，就允许他们继续执政。可见，这种对于国家产生错觉的根源，在我们这儿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那么消除对国家错觉的根本措施是什么？马克思讲了：“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公众监督？回想当年毛主席在毛岸英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与其的谈话，就谈到将来国民政府的腐败怎么能够根除，主席就问毛岸英，毛岸英说了一句话，要人民监督政府。

启示之二：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在巴黎公社20年以后，恩格斯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精辟总结：“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对此措施，马克思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曾在1871年5月《内战》二稿中认为此项措施使“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马克思在1871年6月的单行本中再次用肯定的语气认为此项措施使“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从“不会再是”到“已不再是”，表明了巴黎公社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措施是有效的。这对我们是有警示意义的。前几天被判刑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特别令人气愤的地方不仅在于他的贪腐记录将近八千万，而且是他20年期间年年贪污，甚至每贪一次就高升一级，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披露了2019年1至10月“天网2019”的成果，其中在追回外逃人员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占了45.3%，而且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追回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增长了201%，追缴金额与去年同比增长了将近300%。我们某些社会公仆变成了什么样子！马克思讲了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而“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实验，即实行合作制生产。(www.daowen.com)

1866年5月26日，英国《旁观者》报道两个企业发生的事情。一个是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在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了，“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另一个是罗契得尔的合作实验，该报发现了罗契得尔合作实验的根本缺点：“这些实验证明，工人组合可以有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个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马克思对英国这家庸人报纸的报道，幽默地评论道：“多么可怕啊！”这句话意味着在工人实行自主的合作生产制度中没有资本家的位置。马克思为什么对于合作制生产给予高度评价？因为这是工人解放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写道：“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启示之三：实现“廉价政府”，我们现在研究经济制度时经常谈到“廉洁政府”，谈到“有限政府”，谈到“有为政府”，但是很少或没有谈到“廉价政府”。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评价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

最近北京市委编办的人员参观了日本东京都以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料：

一是东京都政府机构精简。东京都，最多只允许配备1名知事、4名副知事（即1正4副）。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推算，东京都各知事部局行政首长及内设机构领导分别占全体职员的2%和7.1%，比例也相对较低。东京都下辖的23个特别区，基本按1正2副配备领导，个别比较大的区配备3名副区长。

二是东京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相对较小。以东京都为例，2017年，东京都职员人数为166618人，包括知事部局22867人、议会及行政委员会390人、公营企业13037人、警察及消防人员65083人、学校教职员65241人，职员与人口数比例约为1∶80。据介绍，日本全国职员人数约为339.3万人，职员与人口数比例约为1∶37。同时，政府须每年公布职员数及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化并标注主要原因，接受社会监督。

据2019年总第925期《中国新闻周刊》披露，前几轮的乡镇撤并，江苏、山东、浙江都将机构精简、提高行政效率列为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核心目标，苏鲁浙三省平均裁减机构比例达20%以上，精简人员比例超40%。今年四川省开始了行政区划的改革，我们对此抱有希望，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企业改革就是发源于四川省。

启示之四：必须高度重视分配问题。大家都学过《资本论》，特别是马克思的这段话使人回味无穷：“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研究工资问题。他就要揭露在工资背后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所以皮凯蒂的中文版《21世纪资本论》（注：准确的译法应为《21世纪的资本》）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在该书中文版自序中，他特别提醒我们：“中国读者初读时可能会觉得事不关己，甚至以为目前欧美这种日益增长的对不平等现状的担忧仅限于发达国家，这些富国的烦恼与中国相去甚远，中国的要务是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保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迅猛势头，改变贫困人口的命运。这恐怕是完全想错了。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的确确出现在了本书收录使用的有关收入不平等的‘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中，确实不乏问题。”最近12月英国《金融时报》的副主编马丁·沃尔夫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东欧主任，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不平等加剧将导致智利式危机蔓延，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且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写道：“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这三种量是无法比较的。土地出产原料，但其中并非没有资本和劳动；资本要以土地和劳动作前提，而劳动至少要以土地，甚至大多数场合还要以资本作前提。这三种要素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无法用任何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因此，在当前的条件下，要按这三种要素来分配收入，是找不到它们所固有的内在的尺度的，于是问题只能靠一个完全外在的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

因此按照恩格斯的分析方法，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三个问题：一是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能否用一个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各自生产要素的贡献？二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衡量上述生产要素贡献所固有的内在尺度并以此来分配收入的话，那么这种可以使多种生产要素通约的所固有的内在衡量尺度是什么？三是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衡量上述多种生产要素贡献所固有的内在尺度的话，那么依据什么机制按生产要素贡献来分配收入？在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土地、资本、劳动这三种生产要素来分配收入只能靠一个完全外在的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来分配收入，是靠什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