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孤立地存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联系，各方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支撑系统。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农业实践的深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系统性的认识不断完善，发展战略逐步走向成熟。

1.生产领域论农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一方面通过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在农业流通领域实行严格的计划调节；另一方面依托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人民公社制度，集中人力、财力、物力，通过要素投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综合作用下，工农、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农业现代化不仅被限定在传统的农业部门，还局限于农业的生产领域。

2.就农业论农业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革，使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从生产领域延伸至流通领域。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中央的农业发展战略仍跳不出在农村、农业内部自循环的封闭圈子。这种就农业论农业的倾向，使得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始终处于初等发达阶段。我国粮食单产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与世界平均值相差甚远。究其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进步实现了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但由于工农业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却长期得不到解决。

3.跳出农业论农业

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站在新的高度，对农业现代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是认识到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的特性，同时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影响，属于弱质产业。二是意识到农业发展是一个系统问题，必须多方联动才能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将农业现代化置于国民经济全局中加以规划和部署。在此基础上，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取、少予、放活”的政策方针，标志着中央“跳出农业论农业”的战略思维初步形成。基于十六届四中全会“两个趋向”重要论断，中央逐步明确了“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跳出农业论农业”的战略思维提供了具体实现路径，即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4.内外结合论农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跳出农业论农业”的战略思维，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战略，强调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密切关系，其实质是强化第二、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反作用能力，破除农业现代化这一短板中的掣肘和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强调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主题，明确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提出了“四个优先”的发展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内外结合论农业”的战略思维，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过程中，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完善，并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

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形成与完善，既接受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指导，又与我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农情相结合，同时积极跟踪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

三是始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朝着科学、全面和系统的方向演进，其根本源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积极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调整和完善农业生产关系，不断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

[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www.daowen.com)

[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3]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

[4]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9—50页。

[5]参见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页。重点标记是原有的。

[6]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7]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106页。

[8]在革命后的著述里，列宁反复提到，在新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劳动生产率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9]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

[10]邓小平同志1980年四月至五月四次谈话的节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1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