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宁明确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十月革命后，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试图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出发否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里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写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5]

笔者曾将这个回应称作“列宁晚年之问”[6]，其中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特殊性和偶然性组成的，不仅包含一般性和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发在落后的俄国，体现了这种特殊性和偶然性。第二，列宁问：凭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再从文化或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如果说第一点涉及世界历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因素，第二点则涉及制度变迁和必然性法则的关系。列宁试图将这两方面相结合，体现了他对前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自觉意识。

作为革命家，列宁在革命前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以解释俄国革命这一偶然性何以可能变为现实。我们把这一理论称作关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指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就主观方面而言，则有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的建党学说，其中包括先锋队党的理念以及工人群众阶级意识要从外部灌输的观点。一个先锋队党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决断，就像一柄利斧砸碎了薄弱的链环。十月革命是在列宁关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论的指引下取得成功的，这个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在特定条件下开启的时间窗口，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握机遇改变历史。(www.daowen.com)

类似的，在中国，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特殊性理论。从其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最先是从回应下述问题开始的：在井冈山这样的地方搞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第一，因为帝国主义是分裂的，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分裂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继而由农村包围城市。[7]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个战略判断不断得到应验，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持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

上述特殊性理论的成功运用，意味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开启的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变迁道路。列宁和毛泽东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必须最终和第一条道路相结合才有意义。列宁晚年之问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8]毛泽东则通过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回应这个问题。在《矛盾论》中，为了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他重新认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如他提出的，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体而言，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着不变革上层基础就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9]这些论述一方面是对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明确提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意义最终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