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制度安排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这个过程中,又以生产力发展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制度发展与演进的主要推力。而制度变迁或制度因素的显著作用进一步要求人们进行制度创新。因而,制度动力机制也逐渐成为除内源动力机制、外源动力机制之外的第三种机制[81]。
以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效的制度安排能够提升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抑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制度安排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学术界和实务界在考察产业集群、城镇化抑或城市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时,逐步将制度变迁和制度安排纳入其研究范围。如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表明,制度变迁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改革而演进。一方面,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正式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市化进程。这是因为我国的户籍制度在长期均是分离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限制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土地使用权市场的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使我国城市化进程在摸索中艰难进行。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意识形态、心理会形成对制度变迁的依赖。在这个过程中,又以生产力发展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制度发展与演进的主要推力。但是无论是正式的抑或是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对城镇化或城市化的演进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制度变迁或制度因素的显著作用进一步要求人们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在传统制度安排或结构的制度创新则需打破常规,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和实施,进而消除传统制度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因而,制度动力机制也逐渐成为除内源动力机制、外源动力机制之外的第三种机制[81]。(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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