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有“东方好莱坞”之称。作为中国电影摇篮的上海，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国内电影的制作中心，是优秀电影人才和资金集中的地方。中国90%以上的电影摄制在这里进行，上海各大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影响一直辐射东南亚。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上海也是亚洲豪华电影院最多的大都市。而无论在上海还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书业龙头企业——商务印书馆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得益于夏瑞芳与张元济的珠联璧合。1902年张元济正式加盟商务后，夏、张二人互相信任，优势互补，密切配合，使得商务印书馆完成了由主要是单纯致力于印刷业务，向多元化的现代文化出版企业的转型。在这个期间，商务印书馆还在国内刚刚起步的电影领域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

在商务成立前一年的1896年8月11日，电影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上海徐园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1897年7月，美国商人雍松将美国片带到上海，先后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来到上海，带来了一部半新不旧的放映机和几本残旧的短片，在福州路的茶楼里放映。后来，加伦·白克将设备和影片全部转让给了他的西班牙朋友雷玛斯。雷玛斯经营有方，在1908年建造了著名的虹口大戏院，还组织了“雷玛斯游艺公司”。作为新生事物，电影进入中国，成为大都市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使得中国人产生了自己拍摄影片的愿望。1908年，国人尝试在北京摄制影片，内容是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场面，是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的。因为是无声片，只能拍摄一些动作较多、富于表演性的场面。而当时还没有电影制片厂这样的专门机构，第一个“吃螃蟹者”是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该照相馆是在露天广场，利用日光代为拍摄的。1909年，美国人布拉士其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戏公司，摄制了《西太后》、《不幸儿》等片子，此外还拍过一些新闻片和风景片。中国人张石川、郑正秋等组织了“新民公司”，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承担了亚细亚的编剧、导演和雇佣演员等相关工作。1916年，张石川、管海峰等在上海徐家汇成立了自己的“幻仙影片公司”，拍摄了《黑籍冤魂》。幻仙影片公司尽管受到观众的欢迎，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即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宣告停业^[1]。

电影，正如程季华所说，是一种企业，属于文化工业范畴。它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和雄厚的技术设备，始可着手摄制，并坚持下去。因此，电影在中国出现后，虽然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重视，并且也有人尝试摄制了一些短片。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和相应的技术装备，并没有能顺利地开拓和发展我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再加上一切技术设备及胶片供应等都完全依赖外国，萌芽和初创时期我国的电影事业一直发展缓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开始在新兴的电影行当试水，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商务印书馆是如何涉足电影业的，亲历者杨小仲导演曾经回忆说：“1917年的秋天，商务印书馆由于该馆交际科长谢宾来的介绍，向一个美国人购买了一批拍摄的电影器材，于是在该馆印刷所照相部隶属之下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开始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片、古迹风景片和一些文明新戏式的短故事片。1919年底、1920年初，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来沪拍摄连集长片《金莲花》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外景，该馆给予帮助，并将照相部设备供与使用。该摄影队返国时，即将带来的炭精灯和一些摄影器材售与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乃得到进一步的扩充，改名为电影部，直接由印刷所管理，于1923年开始拍摄大型故事片。至1926年，由该馆分出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2]这个国光公司维持了仅一年多，到1928年就结束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的电影拷贝和几乎所有相关文件毁于战火。

关于商务印书馆电影部（这里所称“电影部”包括早期的“活动影戏部”，回忆者也称“影片部”），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资料上知道更多细节。比如起初从美国商人手里盘下的摄影机是“百代”旧式骆驼牌的，价格算很便宜了，只需3 000元；另外还有放光机1台，底片若干尺。商务还专门派鲍庆甲到美国实地考察印刷业和电影业，回国后就正式成立活动影戏部。活动影戏部成立时，聘请曾任基督教会报刊编辑的陈春生为部主任，又调印刷所装订部的任彭年作助手，而摄影师则聘请了留美归国学生叶向荣。他们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四楼照相制版部内，建了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屋顶摄影棚，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后来，这个摄影棚主要用来租给其他没有大厂的小公司拍片子用。

商务印书馆的电影拍摄无论是在影片内容上、类型上，还是技术上，都有过严肃认真的探索，并奠定了良好的影片类型规范和技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电影史的新纪元。商务电影部的影片涉及新闻、记录、宣传、科教、舞台艺术、虚构故事等重要的电影类型。商务电影部拍摄影片的初衷，是“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可见，他们的电影活动与出版活动类似，皆有“扶助教育”、提升国民素养的良好愿望。因此，电影部拍了不少教育片，如介绍新兴教育事业及体育、军事教育的《盲童教育》、《慈善教育》、《女子体育观》、《陆军训练》等；还拍摄了时事教育类的电影，如《欧战祝胜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国民大会》，等等。更多的还是直接配合学校课堂教学和爱国教育的风景片，如《北京风景》、《长江名胜》、《浙江潮》，等等。这些影片的拍摄，创作态度严谨，同时又富有探索精神。而在故事片创作中，商务电影部涉足喜剧片、正剧片、武侠片、神话片等不同的电影类型模式。1920年摄制完成的新剧《车中盗》获得巨大的成功，并且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类型片。而商务电影部1921年拍摄的3卷《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也属于我国新闻纪录片的开先河之作。它的教育片制作，同样也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3]

在电影技术和艺术手段上，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也多有创新和开拓。根据《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改编的神话剧《清虚梦》，采用了水缸破而复原、人走入墙壁中、物件自己会动等特技，成为我国第一部用特技摄影的影片。在影片制作中，杨小仲导演等大胆试验和探索，如第一次用电力大风扇创造出风雨之景，第一次用模型和布景相结合创造出活灵活现的火烧场面，还有意识地将许多自然风光的空镜头插入电影之中，以“蒙太奇”的形式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思想感情。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电影部还依托自身企业管理与经营的良好基础，不断完善电影部的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尽量谋求经济与艺术的共赢。

二

关于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与张元济的关系，过去未见有专门文章论述。笔者认为，夏瑞芳1914年遇刺逝世后，在商务的企业经营中张元济发挥了越发重要的作用。而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从创办到消逝的十一二年，也正是在张元济担负极重要管理职责期间。我们有必要梳理、勾勒一下张元济先生与商务电影部的关联之处。因为这方面的资料甚少，只好主要依据张先生本人的日记和《张元济年谱》等来做些归纳和整理。

夏瑞芳去世后，接任的总经理是颇具才干的企业家印有模，可惜他也在1915年病逝。而代之者是属于“教会派”的商务元老高凤池。张元济则在1916年担任经理（相当于副总经理）。实际上便由过去的“夏张配”变成了“高张配”，二人共同主导商务印书馆的馆务，但他们的相互配合并不默契。1920年，张元济、高凤池改任监理，鲍咸昌任总经理一职。商务印书馆电影部的成立、发展恰恰是在这个阶段。《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在“1918”条下记载：“设活动影戏部。”“活动影戏部1918—1926年先后拍摄梅兰芳的戏剧片《天女散花》、《春香闹学》两部，教育片《儿童教育》、《养真幼儿园》、《养蚕》，风景片《南京名胜》，新闻片等数十部。——摘自档案资料。”《大事记》的“1926”条下仅记这样一句话：“活动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独立经营。”而这一年，“张元济辞监理职，被推为董事长”。(www.daowen.com)

查询《张元济日记》等可知，张元济对于商务活动影戏部（电影部）的成立、经营和管理是颇为关注的。1918年1月22日的日记有载：“翰在会议室又言、活动影片部已费去若干资本、宜决定如何进行。余意首要得人、次须取得版权。前郭洪生到日本、曾与日本电影公司谈过。余意拟派人前往考查、一面并与日人商议合办之法。”这里的“翰”即高翰卿，也就是高凤池（字翰卿）。张元济一向重视选人用人，这里首先强调“得人”；版权意识是一种现代观念，商务也是最早由张元济与严复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版权合同，搞电影显然也有版权问题；至于与外商合作，商务早期无论是印刷，还是教科书编辑，都得益于日本技师、专家甚多，因此张元济提出与之“合办”影戏部的建议。张元济与高凤池的配合远不及与夏瑞芳默契，他的这些想法能否都得到支持就大可怀疑。同年1月29日的日记即可为证：“电灯影片事。议定、先请杜就田到厂、与郁君等研究、再赴日本考察。目前先就教育、实业、风景三项酌制。如成二三万尺，即可出租于人。余意能与日本合资，可得人才、可得版权。同人多不赞成。且俟到日考察后、如何情形再定。”活动影戏部的重大问题，张元济一直是参与其中，并积极建言献策，且大多从战略出发（与外资合作），有市场意识（考虑“出租”影片）。

1919年，张元济日记中与活动影戏部有关者有6条。（1）是年1月21日，“演试焚土影片”。（2）3月15日，发信“伯恒、为活动影片事、电促梦回”。“伯恒”即孙伯恒，为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梦”指高梦旦。至于“活动影片事”具体何事，因记录简略不得而知。（3）4月10日，致信傅增湘，告知《百衲通鉴》棉纸印就即运，又《四部丛刊》拟目及“影片免税”之事。（4）4月14日，“为影片递呈事”，给孙伯恒寄信。张元济给北洋政府的呈文写道：“（自制活动影片）分运各省城商埠，择地开演，借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一面运销外国，表彰我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兼动华侨内向之情。”本是争取影片的免税优惠政策，属于“在商言商”，但张元济很懂得“讲政治”，呈文从敦风俗、施教化，以及文化“走出去”，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高度来论析，颇有说服力。（5）5月6日，商务印书馆召开公司第220次董事会议，推举郑孝胥为董事长。张元济参与会议并提出购买政府公债等提案。他当日的日记记载：“约请鲍王诸君、一商发售活动影片事。”“鲍”即鲍咸昌、“王”为王显华，二人皆为公司高管。（6）5月7日，张元济又与鲍咸昌、鲍庆甲商议“影片进行、与外国联络，并赴各地试演摄照办法。又后日赴富春江摄照，又照蚕织各事种种办法”。这里就涉及活动影片部具体的工作了。可见，张元济对活动影戏部既有宏观战略决策，争取政府政策支持上的参与；也有较为微观切实的如制作内容、拍摄题材，以及推广发行方面的关心和指导。

从1920年起张元济不再担任经理之职，虽还以董事和监理的身份参与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决策与相关工作，但显然比以前管得少一些，也不那么具体了。从1920年到1923年的4年间，与活动影戏部（电影部）相关联的主要有以下几次：（1）1920年1月2日日记记载：“制造影片事。余函知陈春生、可与美国某公司接洽。系郭生所介绍。”陈春生就是前面提及的活动影戏部主任。（2）同年5月，梅兰芳应李宣龚邀请，来商务印书馆电影部拍摄戏曲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张元济很关注这件事。《天女散花》借天蟾舞台开拍时，张元济还亲自到现场观看。此事梅兰芳在《我的舞台生活》中也有记载。（3）1923年1月16日，商务印书馆第278次董事会召开。在会上董事郭秉文提议，公司日下经济宽裕，制造活动影片一项已有销路，似可加以扩充。对此，张元济提出：“郭君提议本日可以先行记录。一面由总务处核定后提请下次会议再行讨论。”（4）1923年5月12日，与蔡元培一起去青年会观看有关相对论的影片。（5）1923年7月24日，商务召开第284次董事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电影部（又称影片部）发展特别是硬件建设问题。就影片部在花棚原址改建一事，张元济提议：“公司于影片部事屡谋发展，总以难得具体办法而止。近时虽因闻孔雀公司来华将有大举，恐公司难与竞争，曾主停办。旋以同人多主继续，鄙意不进则退，应就现状稍稍扩展，建筑费一千七百余两。”各位董事都没有异议。

根据杨小仲回忆，大约是在1925年，张元济有感于电影部陈春生、任彭年等人制作的影片，不能与一些新兴电影公司相抗衡，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也不能起到大的辅助作用，于是，向曾经创作《好兄弟》剧本、时任机要科服务股股长的杨小仲征询改革电影部的意见。杨小仲写出了万言意见书呈报给张元济，张元济给予认可，并用红笔批注后，转交给高凤池；但高凤池对此态度比较冷淡。后经过讨论协商，决定由杨小仲主持，先试拍一片，用来比较。于是，杨小仲着手自编、自导《醉乡遗恨》。到第二年5月拍摄完成后公映，得到社会好评。著名导演郑正秋等人赞扬该影片与中国电影前途大有关系。这部影片的成功，也促成了商务印书馆扩大改组电影部。1925年12月8日，商务的第310次董事会议上，总务处报告说，本公司民国六年（1917年）间创设影片部，现影业竞争甚烈，用人、行政有非公司章程所能限制，提议另组公司为妥。张元济说：“影片部虽另组公司，不过形式上一种表示，其完全主权仍为公司所掌。若添招外股，意见难免参差，于管理上转有不便。”于是，董事会经过讨论后决定，影片部照准所拟另组公司，一切办法由总务处拟定并报告董事会。1926年商务电影部另组公司之后，经营和发展并不理想，因此存世的时间也就不长。杨小仲说：“至1928年，国光影片公司亏蚀甚多，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就决定将国光影片公司解散结束。”^[4]这里，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商务高层意见的不一、具体支持措施不到位等也是原因之一。张元济强调“得人”确实是很有远见的。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在创建、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创业阶段，张元济一直是十分关注、积极支持的。他注重电影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责任，强调其思想倾向和文化品位。但作为企业家，张元济不仅讲社会效益，同时也“在商言商”，高度重视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商务的电影部要么服务教育、服务出版，为商务的主版块业务发挥积极作用，间接获取经济利益；要么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司化运作，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同业的挑战与受众的检验。专业人做专业事，当电影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门的电影公司发展越来越成熟，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时，商务印书馆急流勇退，退出电影行业，未尝不是明智之举。不过，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上的探索和贡献，应该也已经载入史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也或多或少给我们今天的出版传媒集团多元化发展一些借鉴和启示。

【注释】

[1]程季华：《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载《中国电影》，1956年第1期（创刊号）。

[2]杨小仲：《忆商务印书馆电影部》，载《中国电影》，1957年第1期。

[3]陈江：《我国电影史上的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

[4]杨小仲：《忆商务印书馆电影部》，载《中国电影》，195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