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商务印书馆史的著作和论文不算少了，有关老商务的史料汇编也出版了多种，但这些论著与史料集中基本没有涉及郑孝胥——一个商务史上曾经占有一定地位的历史人物。本文主要从郑孝胥与张元济（字菊生）及商务印书馆关系的角度，来略述相关史实。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号太夷，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人。《郑孝胥日记》整理者劳祖德先生对他作了这样的综合性评价：“郑孝胥生当封建末世，颇知民生疾苦，早岁奋发有为，深思力学，一时以干略称，晚清所谓名督抚争相延揽，士林亦谓其旧学精遂，直谅相与，事功可期。但即在此时也已有人指出：‘其论多不足信，此欺世盗名者也’，又有人说他：‘论事甚好，然不能作事’（以上引文均见于日记）。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封建意识的浓重以及封建士大夫的虚伪性。例如他后来经济裕如，其积聚实始于广西边防督办三年任内。平素自许过当，好为严刻之论，于所游处，或时加微词，或凶终隙末。先后规画甚多，成就殊鲜。终则以贞事一人为节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由遗老沦为国贼，助桀为暴，身败名裂。”^[1]

“遗老”尚可宽容，“国贼”却无法原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回忆、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不愿意提及郑孝胥就不难理解了。但这位商务的重要股东，从1909年到1923年长达十余年连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其中1913年后持续多年担任董事会董事长（或称主席，或称会长）的郑孝胥，还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2]。而他和商务联系最为密切的近20年，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时期。无论于公于私，郑孝胥都和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一笔勾销。

一

1898年，38岁的郑孝胥受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保举，至京引见，遂以道员候补，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曾迭上《敬陈变法大要以备别择先后缓急》等折，主张变法图强。而这一年，31岁的张元济“继续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职”^[3]。两人算是同事关系，开始有所交往，但不频繁。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张元济。是日，郑孝胥日记有载：“徐致靖保荐人才：康有为、张元济皆召见……”^[4]次日的日记又再次提到“刑部主事张元济，着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引见”。而百日维新失败后的10月1日，张元济于午后拜访了郑孝胥，自言“已备就逮，奴仆有下堂求去者，今特漏网耳”；言罢“零涕读三诗而起（去）”。此时同属改革派的两个年轻章京有共同的语言，同气相求。这年的11月1日、2日，两人又相遇往还。10月25日，夏偕复宴请郑孝胥，张元济也在座。此后不久，经李鸿章向盛宣怀推荐，张元济前往上海谋求新的事业。这个期间，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11月1日、2日、12日、13日张与郑在塘沽、上海或偶遇，或互访。

戊戌变法失败后，郑孝胥也离开京师。他先是请假南下，抵湖北，任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张之洞倚重之，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佐张之洞镇压会党，并联络刘坤一订立《东南互保章程》。1903年，岑春煊督两广，奏调到省，委充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两广借调湖北武建军，郑即充该军统领，因“边防不靖”，由岑奏准督办广西边防事务，率军驻龙州。郑孝胥在龙州三年，因调度饷项，自立银号，又特别留意地方教育，创设学社，开办学堂，筹拨专款，保送地方士子出洋或到上海学习。这个阶段郑孝胥积聚了一些个人财富，但也为地方办了一些实事、好事，应予公正评价。

1899年以后的数年间，张元济先是在盛宣怀主办的南洋公学下属译书院任职，后来正式加盟民营的商务印书馆。郑孝胥南下曾途经上海，后来在湖北、广西任职期间也屡次来到上海。郑每到沪上，必然会和张元济有所接触。查《郑孝胥日记》，1899年1月3日，张元济访郑孝胥；隔了一天后的1月5日，郑即到张所居虹口北隆庆里回访，“逢赵仲仙工部，寓张处。……菊生言‘夏坚仲已归浙江’”。1月13日，张元济再次拜访了郑孝胥。6月20日，郑得何嗣焜来信，他在日记中记下何对张元济的评价：“张菊生勤敏，经此摧折，或者可成正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何的判断。1900年，郑孝胥忙于会党之类事务的处理，与张元济联系不多，仅4月13日有“复张菊生书”的记载。

1901年，旧历的正月、二月郑孝胥在上海。西历3月12日，张元济访郑孝胥。3月15日，郑孝胥等“同诣赵仲宣、张菊生，菊生未归，晤其兄”。3月16日，郑孝胥等到南洋公学，晤福开森；下午盛宣怀等人也来，饭后，张元济邀请一行人参观上院、中院。此后一直到8月，郑孝胥似乎都没有离开上海，日记中不下8次记载高梦旦来访、与高梦旦和李拔可（名宣龚）共同进餐的情形。但这几个月，张元济在南洋公学并不愉快，与监院福开森冲突加剧，加上盛宣怀对自己也不那么理解和支持，渐生退意。他和郑的交往此期也比较少。也就是在这一年，张元济正式投资商务印书馆，与印有模同时成为商务的重要股东。这里，我们顺便要提及的是，除了张元济与郑孝胥故旧关系外，郑之能在后来入股商务并热心商务的出版事业，与其福州同乡高梦旦、李拔可关系很大；二人与郑在数十年间，其来往之频繁、关系之密切是远在张元济之上的。李拔可《硕果亭诗》中就有与郑孝胥唱和的诗词13首之多^[5]。郑孝胥则创作有《寄李拔可》、《为拔可题黄石斋与乔柘田手札》等诗词^[6]。上海沦陷时期的亲汪伪文人刊物《古今》半月刊第31期（1943年9月），所登赵叔雍《记郑孝胥》一文说郑孝胥“海上往还陈衍夏敬观李宣龚周达。尤相投分”。

到1902年，张、郑往还又有所增强。4月25日，郑孝胥午前自汉口抵沪，吃罢午饭就到译书院拜访张元济，随后又拜见了盛宣怀。在上海期间，他起草了《南洋公学译书院撙节办法》并上呈盛宣怀。5月1日，张元济在万年春餐馆宴请郑孝胥、蔡元培、汤寿潜、沈孝宜。5月5日一早，郑孝胥又拜访了张元济。5月20日，郑再次到虹口译书院与张元济“谈久之”。10月8日，郑孝胥“得菊生书”。11月7日，张元济专程拜访郑孝胥，谈南洋公学事。此时，张去意已决，年末便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职，打算全身心投入出版文化事业。也就这一年，张元济把家搬迁到了离设在北福建路的编译所不远处的文极司脱路长康里。

接下来的1903、1904两年，郑孝胥后期可能没怎么来上海，故而也没有与张交流，但1903年上半年二人的往来还是比较密切的。1月28日，郑、张见过一面；1月29日，郑拜访张，但没有见到人。三四月间两人则有比较高频度的往返。3月12日，张元济和汤寿潜一道宴请郑孝胥、汪康年等人。3月21日，郑孝胥收到岑春煊电报，托他邀请张元济、罗振玉“同入川”。次日，郑孝胥便在一家春餐厅请张元济和李维格吃饭。3月23日，郑登门拜访张元济。隔天后的25日，张元济正式回话“辞不入蜀”。4月23日，郑孝胥“午后过张菊生谈”；24日，他又在九华楼约了六七个人聚会，张元济在列。此后的5月8日、9日、14日，两人又在不同场合或多人共叙，或两相对谈。也就在1903年，张元济介绍郑孝胥的同乡、过从甚密的朋友高凤谦（字梦旦，以字行）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后来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

从1898年到1904年的六年间，张元济与郑孝胥从初识，到逐步互相了解，建立了工作关系的基础和个人的友谊。早年的郑孝胥“奋发有为”，与张元济同属支持变法一派；他的“深思力学”，旧学根底深厚，热心文教出版事业，又为以后两人共同发展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当然，两人在政治倾向、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也决定了他们以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以及人生和事业最终的不同归趋。

二

1905年，郑孝胥自求解职去，在上海筑“海藏楼”，参与路矿、金融、工商、新闻、出版、教育等新兴事业，誉望甚隆，其诗歌、书法尤为时人所重，学部奏为头等谘议官，预备立宪公会举为会长，端方邀入两江幕府，岑春煊殷约共事。1910年，应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之聘，任锦瑷铁路督办。次年，受任湖南布政使，随即被湖广总督电派进京以备内阁咨询。郑孝胥抵京后，四川有抗路之事，密为盛宣怀应对之策。武昌起义后，盛宣怀、载泽都向之问计，迭有建议。以后局势急转，他便回到上海。此后的十几年间，郑孝胥在上海作寓公，遵养时晦，曾一度闭门谢客，以示与世相遗。而实则盱衡中外，广通声气，多与日本朝野接纳，指使其子郑垂奔走南北，静观待变。他还与一班遗老组织“读经会”，每月皆聚，共抒恋旧怀故之情；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采取不合作态度，排抵时政，悬笔单卖字，凡书件有“民国”字样者一律不写。^[7]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

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郑孝胥虽也有过短暂外出，但基本上是稳定地居住在上海。这19年特别是他在1909年担任商务的董事后，便直接进入商务印书馆，参与了公司管理与运作。而这个阶段也是张元济心无旁骛地献身商务出版文化大业并作出杰出贡献的辉煌时期。

1905年的郑孝胥可能是刚解职务，筑楼繁忙，还有身体方面的原因，与商务印书馆的联系似不及以前紧密。据日记记载，7月份有《边事旁记》由商务印书馆付印；9月份曾收到商务所寄该书40本书。此外，在年底的12月4日、8日，见过李拔可一面，另赴李拔可宴请一次。但接下来的1906年，郑孝胥与商务人的来往骤然剧增。郑与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人相互探视、宴请，正可谓“过从甚密”。其中，日记中“过高梦旦”、“梦旦来谈”、“赴梦旦约”这类的字样就有46处，每月近4次。而这个期间，他与张元济联络也多达十八九次，与商务印书馆的沟通，对编辑出版领域的实际工作开始有所涉及。比如，4月份张元济在京时写信给高梦旦，请他催郑孝胥速选编《古文读本》。郑孝胥5月5日日记即载有选编工作启动之事。1907年，郑孝胥继续保持与商务高层张元济、李拔可、高梦旦等人的密切联系，向商务印书馆推荐编辑人才如孟森，此外还记载有多次和高梦旦等人玩“斗牌”的娱乐活动。不仅如此，他和商务的董事印有模也有了接触，总经理夏瑞芳5月22日专门宴请过他。

1908年，他在日记中提及张元济的大约有9处。我们注意到，从这年开始，郑孝胥比较具体地介入了商务的经济管理与运作。3月20日写道：“至商务印书馆，晤二高，谈印股票事。”4月13日这样记载：“过商务印书馆访张菊生、高梦旦，皆不遇。”第二天，他又“至印书馆，晤菊生，知子益已到，即往华兴坊访之，谈有顷”。我们还注意到，郑孝胥除了工作关系，个人在经济方面也与商务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比如他1月21日的日记就有这样的内容：“自至商务印书馆，以存款交艾墨樵，取息而去。”在以后各年的日记中，郑在商务存钱取钱是家常便饭，倒很少见他去银行存款取款。

三

1909年是郑孝胥正式出任商务印书馆董事的年份。

新年伊始，郑孝胥就与商务高层往返密切。在4月15日召开股东常会之前的三个多月，郑在日记中记录的与夏瑞芳、张元济、李拔可、高梦旦等来往多达二十六七次。例如，1月21日，“过商务印书馆，与夏瑞芳谈久之。张菊生来”。3月3日，“赴张菊生之约预备立宪会”。

4月15日，是郑孝胥与商务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天他在日记中记载：“午后，诣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议增董事为七人，被举者张菊生、郑苏戡、高翰卿、印锡璋、高梦旦、鲍咸恩、夏粹方。股本已收七十五万元，拟增至八十万元。”4月23日召开董事会，郑的日记这样记载：“又至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张菊生为主席。”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后的郑孝胥开始以很高的热情参与公司的决策与运作，积极建言献策，如他在5月23日的日记就详细记录给张元济提出的若干建议：“张菊生来谈商务印书馆事，余言，宜分四部：股票、产业为一部，物料、印刷为一部，款目、发行为一部，编译、出版为一部，每部由董事一人担任其责，则基业固矣。菊生然其说，拟于董事会提议。”过了没几天，郑“又过商务印书馆，与张菊生谈”（5月25日）。郑孝胥不仅一如既往地和商务同乡密友你来我往，一如既往在公司存款取钱，而且更多了一项任务：参加董事会会议。仅1909年4月到12月，他就一次不少地参加公司董事会的全部8次会议（包括个别时候因人数不够没开成的）。他关心商务的事业，也介入商务的人事，例如12月14日的董事会上，他就“荐杨思慎于张菊生”。

郑孝胥在商务不是只挂名不管事的董事。查郑1910年和1911年的日记，可知他越来越具体地参与到商务的日常管理和重大决策中了。1910年1月14日日记有云：“张菊生来，示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复日本股东一信，使余签名，为夏瑞芳加薪水公费事也。”次日，又“至商务印书馆，议北京琉璃厂典屋事”。同年7月22日，“午后，商务印书馆开特别会议，夏瑞芳经手，被钱庄倒去十四万”。这里所举几件事都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夏瑞芳在“橡皮股票风潮”中受骗致使公司损失很大。会后，董事会由高梦旦出面致信在国外的张元济通报相关情况。此信现已不存。约8月初张复信郑孝胥、印有模、高凤池，对于夏“为正元调票”，造成公司损失，提出处置危机的几条意见。第一，要求内紧外松，保持镇静；公司有款，分散存储。第二，吸取教训，依法办事。^[8]可见，在商务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郑孝胥都不是处于等闲位置。1911年6月3日，“至时事报馆，晤菊生、瑞芳、梦旦，余谓：宜编通俗少仪教科书，养成少年知礼之风气”。

四

1912年是农历壬子年、鼠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满清覆亡。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国进入北洋政府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

作为满清遗老，郑孝胥对新政权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商务借重郑广泛的社会关系、人脉资源，开展业务活动。6月7日，“商务印书馆送辛亥结账报告。昨夏瑞芳来信，请余作书致陆荣廷，将在广西设商务印书馆分庄，遣鲍宝琳持书见陆，求为保护；即为作致陆干卿书”。但不知何故，郑不久提出了有关商务印书馆董事的辞呈，但商务高层没有同意。6月14日，“夏瑞芳偕刘秉钧来访……夏瑞芳言，商务印书馆董事请余勿辞”。郑显然接受了夏瑞芳的挽留。6月16日，“张元济来谈商务印书馆事，谓余既举董事，曷以暇日研究进行之策”。既留之则安之，商务高层希望郑孝胥发挥更大的作用。估计事先已经面谈，7月1日“商务印书馆以函来，约请到公司办事，每日三小时，月送舆马费百两。”从此时起郑孝胥有长达一年多（至次年10月）的时间，每日到商务印书馆“坐班”。自此，郑孝胥不仅参与商务印书馆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而且参加到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比如，7月8日，“与梦旦、菊生谈仿宋铜模事”；7月9日，“往印书馆，夏瑞芳商派人赴各省联络，调查所拟章程”；7月13日，“夏瑞芳忽谓余曰，‘欲联合报馆中人，专持开放主义’。印锡璋使之商于余。晤梦旦，示蒋维乔致张菊生书，欲归印书馆编译所，月索二百元，且求假钱八百元购印书馆股票，而分三年归还”。9月14日，“至印书馆，调查发行事务”。9月18日，“至印书馆，商教科书减价事”。9月26日，“至印书馆，谈奉天教科书事”。10月2日，“为公司草一信与各省财政司，以浙江所办不动产移转税法及登记收费法章程格式寄之，以揽印刷之业”。可见，作为驻公司的董事郑孝胥涉及的工作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人事诸多方面。

应该承认，作为封建士大夫的郑孝胥传统文史的根基比较深厚，艺术的素养也比较好。而他这方面的优势也正是张元济从事古籍整理出版所值得借重的。张与郑在商务的工作联系往往以此为纽带展开。1912年9月16日，“杨小宋兄弟三人携褚《兰亭》墨迹来，乃梁茝林故物，有米老跋，莫云卿、王弇州、文体承、王百谷诸跋，翁覃溪考证甚详，梁茝林双钩入石。与菊生共看一过，议付石印”。10月2日，日记有“菊生遗《涵芬楼书目》”字样。10月3日，“至印书馆，菊生示所藏精本书目”。10月11日，“菊生邀入藏书楼，出观宋、元刊本及抄本二十余种，有北宋刻本《珞琭子》、南宋刻本《草堂集》为最，毛斧季、何义门、黄荛圃校本皆精”。10月14日，“晨，过张菊生，观所藏唐人书《文选》卷子，长二十余丈，及元刻《王荆公诗》，李壁（璧）注，刘辰翁评点”。10月15日，“菊生示宋嘉兴张有谦中所著《复古编》抄本，中有朱笔用影宋本、钱塘本、吴本对校，又有‘覃谿’印，然非翁校，字既不类，且翁性丁宁详审，必不肯不署己名耳。”11月28日日记写道，“昨，张菊生示《永乐大典》一册，学字二万九千，二卷，凡四十一叶。每卷二十二叶，上卷缺三叶，自第四叶起，云以四十元得于北京”。12月7日，“至印书馆，菊生示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乃北京所购者”。1920年1月26日，“张菊生赠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目录、《看详》二卷，原本为绛云楼物”。1920年9月28日，“菊生送来《漳州府志》”。珍贵古籍相互借阅、共同欣赏的事在两人的日记中均还有多处记载。(www.daowen.com)

张元济与郑孝胥有着相似的国学根柢、共同的文史兴趣，但他们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高管”，对中国古代珍稀典籍、宝贵书画的爱好又不仅仅停留在相与赏析的阶段，而是把这种爱好、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古籍出版工作中。1912年12月18日，郑记曰：“张菊生请余择碑帖各种可资初学摹写者，将石印贱售以供小学校之用。”1914年8月23日，“张菊生来，携《宋诗钞》示余，将付石印”。1915年5月17日，郑又“至印书馆，晤拔可，谈《四部举要》，余曰：‘有总集，无别集，殊不可解。宜择别集数十种列入第一集’”。这是典型的工作建议。到7月1日，郑孝胥更加具体地就《四部举要》中史书的刊本提出自己的看法：“杨寿彤谈《四部举要》中全史几居其半，若仍用武英殿本，则与各家所印无异，不若自《宋史》以上别觅佳本，四史可用宋本，《三国志》有明本，注用大字、低一格，似亦可用。余深然之；至印书馆以告拔可，使转语菊生。”1917年4月26日，郑孝胥记曰：“小七携《李思训碑》，云有人欲托商务印书馆石印以售，菊生使余观其佳否。余展视，乃翻板之劣者耳。”赵叔雍《记郑孝胥》对郑的评价颇多谄词，其中一段写道：“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李宣龚。延主董事会。先后十余年。改革馆制。征存文献。孜孜不辞劳苦。四部丛刊初编议定。更为去取存篇。俾于影本留真之外。兼为治学者之门径。”^[9]此乃亲汪文人写汉奸，不无溢美夸大处，但也在某种程度反映了郑与商务印书馆及其古籍整理刊刻的密切联系，可备参阅。

我们知道，张元济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而在这项重要的工作中，馆外得益于傅增湘最多，馆内则孙毓修是得力助手，郑孝胥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谋。

五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和董事会主席，郑孝胥除了日常工作，还参与了公司的众多重大决策，对一些重要事项发表意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郑孝胥身为商务局中人，十分关心其竞争对手。1912年7月31日日记写道：“张继、胡汉民、熊希龄、于右任、汪兆铭等发起民立图书公司，招股百万，编译、印刷二部已成立，此商务印书馆之劲敌也。”

收回商务印书馆的日股一事在1913年前后事关重大。新成立的中华书局号称完全华股，拿商务的日股说事。郑孝胥在该年1月4日日记中记载：“至印书馆，会议收买日人股票事，余以为不便。”郑与日本人渊源很深，关系暧昧，在商务收回日股问题上可见一斑。同年9月10日他又记载：“夏瑞芳将同长尾赴东京议购日本股票。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将封锁长江。”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张元济与郑孝胥态度截然不同，郑9月11日的日记这样写道：“报言，日本要求甚和平。至印书馆，菊生愤愤言：‘日人太无理，非收回日股不可。’”郑未予评议，但臧否隐于其间。关于此事，郑在此后日记中还屡次涉及。郑孝胥后来附逆日寇，张元济则在抗战时期编写出版被日本人查禁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便不足为奇了。

1914年有两件大事：商务印书馆收回日股和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暗杀案件原因至今仍是谜团。据《郑孝胥日记》，1月4日，“晚，赴商务印书馆，议收回日本股票事。总价五十四万余元，先付一半，馀以六个月为限。”1月7日，“遂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收回日股已于昨日签字，付二十七万余两。议以正月三十一号开临时股东会。李湛阳劲风来谈，欲在外处购地。余闻夏瑞芳有地十四亩在胶州路，每亩只售一千两，乃约夏瑞芳及拔可于礼拜日往观”。1月10日，“梦旦约晚饭。……至宝山路梦旦新宅，甫坐进食，有走报者曰：‘夏瑞芳于发行所登车时，被人暗击，中二枪，已入仁济医院。’梦旦、拔可先行，余亦继至，知夏已殁，获凶手一人。此即党人复闸北扣军火之仇也。众议：夏卒，公司镇定如常，菊生宜避之。余与菊生同出，附电车送至长吉里乃返。”第二天，“至印书馆。拔可来。夜，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举定印锡璋为总经理”。送夏瑞芳出殡是1月14日；但追悼会则迟至5月9日才举行。郑记曰：“雨。夏瑞芳追悼会在张园，请余为主礼，吊客甚众。”据说，“夏瑞芳的葬礼十分隆重，有二三千人参加，由此亦可见得商务印书馆社会影响之大了”^[10]。有研究者指出，即便是不再担任董事长后，作为董事的郑孝胥仍然参与一些重大决策。如1925年和1927年，商务爆发了两次工潮。“对于工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和领导层有两种不同意见，以郑孝胥、王显华为代表的主硬，不惜以停业和请兵来对付工人；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代表的主柔，想采取适当的妥协办法来平息工潮，保证公司正常生产不受大的影响；最后以张元济、王云五的意见占上风。”^[11]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多事的时期以及此后相当长时期，郑孝胥配合张元济等人，主持召集公司会议，参与商务印书馆重大决策，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在议决公司章程、调整相关政策、收回日人股份、公司增资扩股、购买土地、新建分馆、推举新的总经理、主持重要丧事活动以及后来与中华书局合并的商谈等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均发挥了一定作用。

郑孝胥在《陈叔通属题江弢叔墨迹》诗中，曾经发出“名心未死深可叹”之慨（《海藏楼诗集》卷九）。陈叔通也是老商务的高管。1923年，郑孝胥受胡嗣瑗等人鼓动，赴北京见溥仪，溥仪深加信重，即于宫中派为内务府大臣，佩带印钥，任领班。郑亟思振衰起弊，革易旧章，部署清理皇产，裁节经费，并曾建议溥仪出洋游历。然而形格势禁，徒托空言，未几即不得不“奏称开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又同溥仪潜行出关。次年，伪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方逾半载，即递辞请……然此时之出处去就既非郑氏所能干请，亦非溥仪所可擅断。到1935年5月才得解职。其后颇拟归老北京，亦不获行，淹留长春至死，时在1938年3月，时年79岁。^[12]最后这十余年，郑孝胥与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也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商务印书馆原来的馆名本是郑孝胥题写的，因为他曾出任过伪职，1958年商务恢复独立建制时便另请郭沫若题写馆名，此乃后话。^[13]

（原载《出版博物馆》2012年第2期）

【注释】

[1]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一），中华书局，1993年，“整理说明”。

[2]张元济担任董事会主席的时间是：1909年3月到1912年3月；1926年8月到1950年8月。见《馆史资料》，第19卷（1982年11月），第20页。引自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285页，注释部分。

[3]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4]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二）》，中华书局，1993年，第661页。以下凡引郑的日记，皆出自五册本的《郑孝胥日记》，为查核方便，不再一一加注。

[5]郑孝胥著，黄坤、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6]郑孝胥著，黄坤、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一），中华书局，1993年，“整理说明”。

[8]柳和城：《商务印书馆“橡皮股票”风波岂容否认！》，见《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12日。

[9]赵叔雍：《记郑孝胥》，载《古今》半月刊，第31期，1943年9月。

[10]刘俐娜：《出版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页。

[11]王建辉：《旧时商务印书馆内部关系分析》，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2]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一），中华书局，1993年，“整理说明”。

[13]汪家熔：《郭沫若为我馆题写馆名二三事》，见《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2012年2月新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