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百年商务印书馆前五十多年的文化贡献，人们往往是从西学引进、古籍刊刻、教科书编纂、工具书出版、杂志创办等方面展开讨论。而论述教科书的编写和印行，主要是以初中等学校教材为对象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在三大出版板块中，20世纪前五十多年的商务印书馆主要是做教育出版，兼及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并非其所长，亦非其用力所在。而在教育出版领域，商务是有多方面尝试与成就的。过去人们对它在服务高等教育、编写与出版大学用书方面的工作重视不够，研究甚少。其实，老商务在这个被时人忽视的领域也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并有一定的影响。王铁崖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文化教育的贡献》这篇回忆性质的短文中说：“我有深刻印象的是两件事。第一，商务出版了‘大学丛书’，虽然每部书的情况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它对当时大学生的学习和青年在知识方面的提高都很有益处。……第二，商务建立了一个‘东方图书馆’，图书相当丰富，为学人提供了方便。”^[1]郭太风先生在《王云五评传》中说：“王云五主编的‘大学丛书’，则填补了近代中国高等院校没有中文教科书的缺憾，将我国高等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2]这里，我们仅以“大学丛书”为题，来探讨老商务特别是王云五先生在高等教育出版方面的策划、运作和贡献。

一、策划出版“大学丛书”的背景

1．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

“大学丛书”是从1932年开始出版的，此后陆续推进；而“大学丛书”的编辑与刊行无疑是以大学师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来看看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基本情况。

清朝末年颁布的《癸卯学制》规定，高等教育机构有大学堂、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政法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等。民国元年（1912年）颁布学制规定，高等教育机构有大学、专门学校。民国十一年（1923年）颁布新学制，高等教育机构的改变主要是：可以设立单科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从此，全国许多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纷纷改为大学。从民国五年（1916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大致如下：（1）大学。民国五年（1916年）全国有大学和独立学院（包括师范大学）10所，教员420人，学生1 446人，经费883 069元。民国十四年（1925年）全国有大学及独立学院50所，教员4 669人，大学生25 278人，经费11 473 289元。（2）专科学校。民国五年全国有专科学校76所，教员1 616人，学生15 795人，经费2 790 086元。民国十四年（1925年）全国有专科学校58所，教员2 909人，学生11 043人，经费3 235 372元。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从民国五年（1916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10年间，大学数、大学生人数、办学经费都有很大的增长。但专科学校则明显减少，除教员人数外，学校数和学生数都显著下降。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北京市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两年间的大学由12所增至29所，成为当时世界大城市中大学设立最多的城市。其主要原因是新学制颁布后，许多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3]

与北京政府时期相比，国民政府初建（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即国民党政权建立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期的高等教育），在学校的层次、类别和数量上还是有进一步发展的^[4]。具体情况见下表：

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同年八月，教育部又公布了《大学规程》。民国二十年（1931年），又公布了《专科学校规程》。这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经费及设备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教育经费的投入并不到位，高等学校总量和教师、学生人数的增长并不是很快。据悉，民国二十年（1931年）统计，全国人口474 787 400人，每万人中小学生有246.85人，中学生有11.3人，大学生只有0.93人。

但若从高等教育的内在结构、办学质量等多方面考察，1928年到1937年的10年，又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相对稳定、较为迅速的阶段。高等教育初具规模，形成了独立的体系。我们以“大学丛书”出版前的20年即民国元年（1912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为一个时段来分析，也是很有启发的^[5]。先看大学数。1912年时，全国有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其中除4所大学外，绝大多数为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附设的专修科。1931年时，专科以上学校有103所，数量虽不及民国元年（1912年），但内部比例结构及层次规模却非民国元年（1912年）可比。103所专科以上学校中，大学40所，独立学院32所，专科学校30所。再看教员数。1912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教员2 312人，1931年教员数达7 560人（此为霍益萍统计，与前引熊明安的说法略有不同）。20年增加了3倍多。至于大学内研究机构的建立，课程设置的完善，图书仪器设备的增加，还有中国人自己主政的大学，等等，这20年的变化都是显著的。王云五对高等教育发展与出版之间的关系是有自觉意识的。他在其《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部分中就“教育部编印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一册”的有关资料做了著录，内容包括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学及专科学校数、学生人数、经费等项目。^[6]

2．大学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

关于大学的教学改革，内容是很丰富的。这里，我们仅就与大学用书密切相关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略作申发。

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肇始于晚清。那时，一些杰出的、有世界眼光的开明教育家就把课程设置以及相应的教材编写提上了议事日程。张百熙（1847—1907）就是其中的一个。1902年，他奉命办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悉心考察，夙夜构思”，厉行改革。他亲自抓了教科书的翻译与编写^[7]。戊戌变法后，中国国内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对教科书则未予重视。故谈中学则四库七略，谈西学则东抄西录，断章取义。张百熙认为，新学制只是新教育的外壳，课程是其灵魂，教科书实与学堂相辅而行。他指出，“泰西各国学校，无论蒙学、普通学、专门学，皆有国家编定之本，按时卒业，皆有定程”。因此“学堂又以编译课本为第一要事”^[8]。当时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同时兼管全国教育行政事务。因此，张百熙既注重中小学的教科书建设，又关注大学堂的教学及教材问题。他要求大学堂各科教习，除西学可采用其他译本外，其余均须自编讲义。当时的教习们在这方面确实也作了努力。如伦理学讲义，由张鹤龄编写；经学讲义、中国通史讲义，由王舟瑶编写；史学科讲义，由屠寄编写；中国史讲义，由陈黼宸编写；万国史讲义，由宇之吉编写；中国地理、中国地理志讲义，由邹代钧编写；经济学通论、经济学各论讲义，由于荣三郎编写；掌故学讲义，由杨道霖编写^[9]。有学者指出，京师大学堂这样大张旗鼓地编译教科书，在中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教育史家注意到它对京师大学堂恢复正常教学、对各个学科的建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它对教育出版特别是大学教科书出版的潜在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

民国时期对于教学改革予以高度重视的首推蔡元培。1916年12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整顿教师队伍，改革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课外活动，成效显著。在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科学知识的“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他说：“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10]。当时理科的一些教材，多采用各国科学的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多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至于请进来、走出去，多方面接受外国先进科学文化成果并用于教学之中，蔡元培还有许多举措。

在蔡元培那里，吸纳世界最新文化科技成果与大学教学中的自主创新和教材本土化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他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后，对教学改革和教科书建设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1931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国化教科书”的问题，提倡用中文编写本国各学校（特别是高中以上）所用教科书。他的演讲很快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11]。我们注意到，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除了商务印书馆，还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机构，都纷纷介入教科书出版的竞争，推动了教科书的水平提高。但相比之下，当时国内所用大学教材，多为外国人编写，有的还是外文原版。这是有利有弊的。如果教科书一味地、长期地西洋化或东洋化，对于提高教师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对于学生的适用与提高，都是存在问题的。而当时，随着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教师队伍建设的加强，教学科研水平的逐步提高，自主编写出版“国化教科书”就显得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3．现代图书馆的勃兴与发展

19世纪末叶，在戊戌变法运动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维新派人士请求开设公共性的藏书楼。初期的公共图书馆，多由藏书楼演变而来。1910年，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曾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筹建，1912年正式开放。到这时，大多数省级图书馆也纷纷创立。

而近代大学图书馆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于近代公共图书馆。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以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为代表；由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图书馆，则以1894年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为最早。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给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旨在推广、普及近代图书馆的“新图书馆运动”从1917年兴起，一直持续了10年左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据统计，1930年全国有各种类型的图书馆2 935所，到1936年达5 196所。前身为京师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藏书50余万册。这一时期的通俗图书馆改为民众教育馆，据1935年统计，民众教育馆多达1 225所。^[12]

近代图书馆的兴起，特别是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建立，为高层次的大学用书提供了新的市场。图书馆成为学术著作和大学教材新的重要的客户。近些年因为大学评估，大学图书馆成为图书采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推动图书出版事业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可印证图书馆事业与图书出版事业之间的密切关联。

二、“大学丛书”的具体运作情况

“大学丛书”成系列、大规模的刊行是从1932年开始的。但在此之前的多年，商务即已涉足大学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出版。对此，王云五先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各大学与学术团体，为人才荟萃之所，向来教授学者常有心得之作，惟以出版不易，此于作者与读书界均有损失。商务印书馆在我主持编译所以前，亦尝与若干学术机构订有出版各该机构丛书之合约；然为数无多。我认为此种合约可以保证作者之著作获有问世之机会，所以鼓励学人颇大。我又想起商务印书馆过去所编印之教科书，仅止于中小学校；所有大学教本，向来惟外国文字之出版物是赖，学子了解终不如本国文字之便利。今后当谋更进一步，编印以本国文写作之大学教本，计亦惟有以各大学教授所编者择优采用为宜。为推行此计划之初步，惟有鼓励大学教授的写作尽量由商务印书馆代为印行，将来积有数量，再行严加审查，扩充为大学教本。于是加强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商订出版合约，分别冠以各该机构之名为丛书名义，与商务编译所自编或特约撰著之分科丛书或小丛书分道扬镳。迄于对日抗战之前，先后订立此项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丛书之合约，多至四十种，而在我主持编译所以前订约者不过三四种而已。^[13]

商务印书馆正式运作“大学丛书”是在1932年“一·二八”国难之后。这一年，商务遭空前之浩劫，被迫停业半年。王云五回忆当时“大学丛书”编辑出版的情况说：“甫于是年八月复业，我即于十月开始将此项拟议付诸实施，并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分聘全国学者为委员。”“后来应聘为“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者共55位，皆为全国一时之选。各科各类皆有专家，对于审查书稿，可各按专长担任，至为便利。”“迄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间全面抗战之时，仅四年有奇，已编印出版之大学丛书超过二百种，已达原计划三百种的三分之二以上。抗战初期，商务印书馆以香港分厂为重心，对于新收之大学丛书仍继续出版；及三十一年（1942年）以后，重心移至重庆，制版印刷之力远不如前，仍锲而不舍，虽出版数量远不如战前，但每年新出版者，平均亦达十余种，重版重印者约倍之。”^[14]“大学丛书”从1933年开始正式推出，当年出版80余种，此后陆续增加，历时9年。据出版史家汪家熔的说法，“大学丛书”“前后共出版370种”^[15]。这与笔者统计的369种基本一致。

作为一套服务于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大型丛书，“大学丛书”的编纂出版体现出了很强的选题策划意识与制度规约意识。其策划的周全和严密充分表现在丛书的两个章程中，一个是《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章程》，另一个是《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委员会章程》。一个侧重于出版印行，一个侧重于组织，二者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它表明，这里“不是人管人，而是机制管人，机制管书的出版”^[16]。两个章程都比较简洁，不妨转录于下^[17]：

《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章程》规定：一、大学丛书依大学委员会所定目录，经各委员代为征集稿本，由本馆酌量次第印行，或经各委员介绍专家，由本馆约定编著之。二、本馆已出版之专门著作，经委员会审查后，得加入大学丛书。三、大学丛书第一集暂以三百种为限。四、大学丛书拟分五年出版，除本馆已出版可以归纳者外，自民国二十二年起，每年出版四十种。五、大学丛书每书分量约为十五万字至三十万字。六、大学丛书经各委员征集或由本馆约编之稿本，须经委员一人以上之审定。七、大学丛书出版后，由本馆以版税百分之十五报酬著作人。八、大学丛书出版时，除列著作人姓名外，并在里封面载明全体委员姓名。九、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之丛书加入大学丛书时，仍在各书封面附列某大学或某学术团体丛书字样，以示区别。十、关于本书之订约印行等事，均由本馆编审委员会办理。

《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委员会章程》规定：一、本会由本馆聘请国内著名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协同本馆编审委员会代表若干人组织之。二、本委员会任务如左：1．拟定大学丛书全目。2．介绍或征集大学丛书稿本。3．审查大学丛书稿本。三、委员各就专长，分别担任前条之任务。四、大学丛书出版后，各书均列委员会全体委员姓名，以昭慎重。五、委员会受本馆委托审查收稿时，每稿由本馆酌送审稿费。六、大学丛书每次初版发行时，由本馆赠送全体委员各一册，以备随时审核。

这两个出自王云五手笔的章程十分简约精到，但又十分重视细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前者主要是规范出版机构内部的，后者是针对商务所聘请的馆外专家的。丛书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领衔，学科专家包括胡适、冯友兰等众多名流学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加上一流的专家队伍，还有一流的规范管理，无疑构成了“大学丛书”品质的坚强有力的保障。而有关“大学丛书”这个大型出版项目的学术质量管理、行政管理、业务管理、经营管理等，在两个章程中皆可见一斑。“细节决定成败”，“过程见证品质”，“大学丛书”的成功并非偶然。

一般认为，抗战后期商务印书馆最终停止了“大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是因为“部定”大学用书编写事宜已经由筹备逐步到实施，取代了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自行编印的大学用书。1939年教育部设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之初，对已经出版的大学用书加以甄选、审查、修改，权作“部定”大学用书。自1942年起，教育部特约专家编写的教科书已经达到相当数量，达到250部，于是商务印书馆不再自主新编“大学丛书”。但列入“部定”者依然印行。“部定”大学用书交予正中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分担印行。正中书局印行者为法、农、工、师四学院用书，商务印行者为文、理、医、商四学院用书^[18]。笔者最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查询到1948年8月刊行的一个20页的图书目录，内容即“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定大学用书·大学丛书目录”。

三、“大学丛书”的特点和价值

依据王云五的回忆，“大学丛书”是从1932年开始运作的，而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则把该丛书的编辑出版时段定为1929年至1954年^[19]。比较可靠的解释应该是，作为一个大型出版项目的策划和操作的确是始于1932年，但有些此前已经刊行的图书再版时加入了这套大型丛书，《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章程》里有“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之丛书加入“大学丛书”时，仍在各书封面附列某大学或某学术团体丛书字样”等话，《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很可能就是据此而把丛书的起点定在1929年的。这样一套大型的“大学丛书”有什么特点，又有什么重要的出版价值和意义呢？

首先，商务版的“大学丛书”最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现代大学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具有集大成的特点。

随着中国现代形态的大学的产生和发展，着眼于服务大学教学科研的出版家在担当文化学术使命的同时，也是把大学作为一个利好的市场来看待的。除了和具体的某个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出版丛书外，一些出版社也纷纷打出了“大学丛书”、“大学文库”之类的牌子，推出一些论著。据《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大学丛书”既非商务印书馆首创，也非其专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代出版商以“大学丛书”名义出书的还有5家，以“大学文库”名义出书的有2家，以“大学丛刊”、“大学学术丛书”、“大学教科丛书”名义出书的还各有1家。但这些所谓丛书、丛刊、文库大都有其名而无其实，或不成系列，或有始无终，或门类单一，没有哪一种能与商务版的“大学丛书”相抗衡。我们来看5种“大学丛书”的情况：上海黎明书局的，仅出书2种，分别为《杨著中国金融论》（杨荫溥著，1931年初版，1932年再版）、《货币金融学》（朱彬元著，1932年再版）；上海珠算学社的，仅于1931年刊行施伯珩著《钱庄学》；上海启智书局的，也仅出书1种，即1936年初版的《电气事业减价补偿论》（肖冠英编译）。“大学丛书”稍具规模者只有南京正中书局和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前者的此丛书1934年出版（后来有的曾再版）了《中国田制史》、《现代人口问题》、《变态心理学》、《战后欧洲土地改革》、《最近欧洲政治史》5种，后者标明由马宗荣、谢六逸主编，于1941年—1948年间出版了9种著作，包括《大学训导之理论与实施》、《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心理与教育测验》、《生理学实习指导》、《机械人生（生理学）》、《西洋戏剧史》、《邱氏最新内科学》、《经济学原理》。其他以文库、丛刊、学术丛书相标榜者，少的仅一种或三四种，最多的也不超过20种；稍成气候且呈明显进步特色的是言行出版社1938年的“大学文库”，刊行的著作有《马克斯传记》、《马克斯的经济学说》、《艺术社会学》、《史的唯物论》、《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西洋哲学的发展》、《中国历代文学理论》等16种。

从比较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无论规划的宏大、章程的严密、编辑的规范、专家的权威，还是编辑理念的先进、具体运作的认真、实际效果的良好、社会影响的持久，都是其他同类丛书无法比拟的。有人认为，商务版的“大学丛书”从1932年到1939年刊出了52种^[20]，显然是不准确的。这个提法可能来源于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该书中说：“现存一份1932年—1939年出版的著作目录（翻译不在内），可见这套书的若干面貌，见本文附录。”^[21]查王建辉著作，这份著作目录著录了马宗霍《文学概论》、徐谦《诗词学》、吴梅《词学通论》、王力《中国音韵学》等，共计52种。但本书作者并未说它就是1932年—1939年“大学丛书”的全部目录。至于丛书出版的种数，王云五自己的说法也不一致，前面引述的他的回忆，说到1937年时已经刊行了两百多种，而他在《七十年与五味》一文中又说近四百种。这两个数字当然都远远大于52种。笔者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一书统计，“大学丛书”收录图书有277种；而统计《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所得，商务版“大学丛书”包括的著作是369种，不过出版的时间下限是1954年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大型目录所列商务的“大学丛书”，似都没有把所谓“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之丛书”加进来。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这类丛书很多，包括“国立中央大学丛书”、“北京大学丛书”、“国立清华大学丛书”、“国立武汉大学丛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书”、“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丛书”、“尚志学会丛书”、“共学社丛书”等。这些丛书中，哪些是列入“大学丛书”名下的，还有待查对。即便是撇开这些丛书，仅以上述两个目录所列商务版“大学丛书”的情况，仍可看出其规模的宏大、内容的丰富，以及学科门类的齐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所录是按照所录图书书名第一个汉字的笔画编排的，不易看出丛书在各学科的出版面貌；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的“大学丛书”是按学科进行了二次分类，它可使我们对丛书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的贡献一目了然。丛书涉及的专业、学科共分为27类，具体包括总类、哲学、社会、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行政、保险、教育、商业、交通、语文学、科学、算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学、农业、商业实践、化学及制造工业、艺术、文学、史地。王建辉认为这套丛书“对中国大学教材的科学化起到了推动作用”^[22]应该说是言之成理的。它对以前大学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教材编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整合、一个总结，而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效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大学丛书”的策划与运作体现出自觉而强烈的学术名家意识与精品战略意识，对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仍不乏启示。

大学凭借大师立校，优秀的出版社也要依靠大师级作者立社。香港陈万雄先生论及“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经验”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商务出版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出版主持人常集拢了一批出版的翼赞者为商务的出版出谋划策。一生不渝，配合张元济发展出版文化的最为人熟知的是蔡元培。除蔡元培外，早期为商务依俾甚深的是汪康年、严复、梁启超等人。稍后是章士钊、马君武，再稍后是蒋梦麟、胡适等。这些都是一批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大有影响的人物。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翼赞者群像很有共通性。他们一辈人都是一生献身于中国文化教育的人物，关心时务，但基本仍是倾重于从事文化教育的人物，态度稳健，较侧重于长远文化教育的考虑。至于个人素质，都是学有专精，学贯中西，旧学深邃，新学洞知的学者。从商务主持人对这批出版翼赞者的依重，也透露了商务的出版取向——注重长远文化教育价值的发展，这也是商务有异于推动当前政治社会思潮，鼓动意识形态的一类出版社。^[23]

陈先生所说的张元济稍后的主政者就是王云五。王云五与胡适的非同一般的关系人们已不再陌生，其实他同蔡元培的公交私谊也是极其深厚的。王云五策划运作“大学丛书”时就充分倚重了这些学术文化界的“翼赞者”。由蔡元培领衔的丛书委员会可谓名家荟萃，皆为各学科“一时之选”。当时以姓氏繁体字笔画为序，排列各委员名单如下^[24]：

丁燮林　王世杰　王云五　任鸿隽　朱经农　朱家骅　李四光　李建勋

李书华　李书田　李圣五　李权时　余青松　何炳松　辛树帜　吴经熊(www.daowen.com)

吴泽霖　周　仁　周昌寿　秉　志　竺可桢　胡　适　胡庶华　姜立夫

翁之龙　翁文灏　马君武　马寅初　孙贵定　徐诵明　唐　钺　郭任远

陶孟和　陈裕光　曹惠群　张伯苓　梅贻琦　程天放　程演生　冯友兰

傅斯年　傅运森　邹　鲁　郑贞文　郑振铎　刘秉麟　刘湛恩　黎照寰

蔡元培　蒋梦麟　欧元怀　颜任光　颜福庆　罗家伦　顾颉刚

这个55人的委员会到丛书正式刊行时略有调整。从名单看，社会名流、学界精英和出版专家济济一堂。而这些委员不只是挂名的虚衔，根据章程，他们对于丛书书目的拟订、书稿的介绍征集、图书质量的审核把关，是负有切实责任的。比如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当年列入“大学丛书”时就是由陈寅恪、金岳霖分别撰写审读报告的。前者说该书“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后者评价它是“没有以一种哲学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25]。冯先生的这部成名之作至今受到哲学界的高度重视。从书目看，其中的不少委员本身又是丛书的重要作者。我们现在一些大型丛书也有众多名家挂编委、顾问之类的头衔，但十之八九是不管事的。

为了保证“大学丛书”的质量，确保有高水平作者无疑是关键。为此，商务是很费心力的。仅举一例。为组稿等事宜，1934年6月27日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何炳松深夜抵达南京，次日一早即去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拜访两校校长罗家伦、陈裕光，面议有关“大学丛书”诸事。商定与罗、陈以丛书委员的资格联名发帖，在中央饭店宴请两所大学的教授。

“大学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学界名家、大学名师，少数青年才俊也是富有学术实力和创新能力者，加上严格的委员审核把关制度，使得丛书精品迭出，名作众多。我们从1937年9月1日商务所做的“大学丛书”宣传广告书目即可见一斑^[26]。这个书目包括52种图书，其中有吴梅的《词学通论》、王力的《中国音韵学》、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金岳霖的《逻辑》、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这些著作堪称学术文化精品，或为大家的成名之作，或为学科建设的开山之作，或为学术上的厚积薄发之作。它们虽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现，但突出的是学术性和专业性，因而对于发展学术和建设现代学科体系意义不同一般。这中间的一些著作，至今仍然是从事某些学术领域研究的必备必读之书。即便是某些人们并不熟悉的著作，其实也在学界也享有美誉。例如列入上述书目的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如此。当代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前不久就向笔者推荐此书。“大学丛书”中的一些教材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也为国外翻译，如萨本栋的《物理学》就被译成英文，影响波及海外。

至于有研究者认为这套“大学丛书”的策划刊行“促进学术独立”^[27]，笔者则觉得有些牵强。所谓学术独立主要是指学术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独立是和大学独立等相关联的，这种独立除了现代的思想观念以外，最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几本书乃至一套丛书无论规模多大，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说“大学丛书”体现了当时相对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倒还可备一说。笔者以为，“大学丛书”在促进中国学术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科学化、大学教学的规范化等方面确实是有意义的。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标志，专业是大学成熟的标志，课程是专业成熟的标志，而教材是课程成熟的标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丛书”的意义就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原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注释】

[1]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20—421页。

[2]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页。

[3]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4]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147—149页。

[5]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2—215页。

[6]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59—360页。

[7]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页。

[8]《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35页。

[9]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77页。

[10]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新潮社，1920年刊行，第349页。

[11]冯春龙：《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广陵书社，2005年，第71页。

[12]《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关于“图书馆学”的概述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263页。

[13]王云五著，王学哲编：《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59页。

[14]王云五著，王学哲编：《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5—106页。

[15]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5页。

[16]罗维扬编：《编辑大手笔》，崇文书局，2005年，第4页。

[17]罗维扬编：《编辑大手笔》，崇文书局，2005年，第2—3页。

[18]苏朝纲：《国立编译馆与“部定大学用书”》，见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三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

[19]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年印行，第47页。本文涉及的其他丛书也参考了这个目录，不再一一进行注释。

[20]罗维扬编：《编辑大手笔》，崇文书局，2005年，第4—5页。

[21]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6页。

[22]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7页。

[23]陈万雄：《历史与文化的穿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3—234页。

[24]《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编写组编：《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商务印书馆，1997年。

[25]汪子嵩：《对商务提点要求》，见《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

[26]《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商务印书馆，1997年，“1939年”部分。

[27]洪港：《试论中国近代大学教材的发展——以商务版“大学丛书”为中心》，载《煤炭高等教育》，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