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即著作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版权管理是指“将版权作为一种经营资本，对其所进行的筹划、开发、经营和交易等活动，使之发挥最佳效益”^[51]。版权管理的主要形式是版权交易与版权维护。商务的版权交易方面，如张元济周游欧美时曾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与欧美的一些出版公司签订版权合同，约定商务作为该公司出版的图书的中国区代理^[52]。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版权合同是由商务印书馆1903年10月与严复签订的。自此，商务印书馆在出书之前都与著者、编者或翻译者签订版权合同，约定双方由图书版权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1904年，严复在商务出版的《英文汉诂》除有英文版权声明“All Rights Reserved”之外，还在版权页上印有“侯官严氏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商务印书馆对于版权的保护是极早就已开始并一直在进行的。

首先，商务印书馆主动与作者签订版权合同，规约双方权责及版税计算方式等细节问题。商务印书馆与作者之间的版权交往主要包括约定版权共有、商务购买、租赁作者版权及作者向商务馈赠版权。

严复是早期在中国推进版权活动的第一人，他曾去信说，“此稿（作者注：《原富》）既经工学贰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53]，张元济答应了他。这是严复与张元济之间第一次就版权进行交流，之后，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严复亦因此与商务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商务印书馆的版权意识由此萌芽，其版权活动也由此开展。

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严复签订的版权合同规定：“此书版权系稿、印两主公共产业，若此约作废，版权系稿主所有。”“此约未废之先，稿方不得将此书另许他人印刷。”^[54]由此可见，商务与严复签订的版权合同约定版权由双方共有，任何一方不得在未经另外一方许可的情况下与第三方进行有损版权的活动。商务除了与作者约定的版权归属之外，还在合同中约定版税的支付。“此书出版发售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此书另页须贴稿主印花。”即是商务支付给严复《社会通诠》的版税。

张元济的日记中对于商务买断作者版权的事常有记载，如《张元济日记》1912年8月24日记载：“朱树蒸英文成语辞典一部，四百五十元，又送书二十部。”又如商务曾以“版权买入”的形式取得日用百科全书的版权，1919年，在蔡元培的引荐下，商务200元购进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一书。

版权馈赠是作者将书稿的版权免费赠送给出版机构并放弃自身作为版权所有人的权利的行为。如吴讷士的《钟鼎拓本》、梁启超的《财政元论》、章太炎的《章太炎全集》和《红楼梦疏证》都是作者以馈赠的方式将版权送给了商务印书馆。

其次，商务印书馆积极应对与己有关的版权纠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广益书局、美国经恩公司、美国米林公司都发生过版权纠纷。商务在面对这些版权纠纷时并没有采取回避或无视的态度，而是雇佣法律顾问丁榕积极应对。如1911年，美国驻沪领事向上海公共租界公审公廨控告商务在没有征得美国公司同意并支付报酬的情况下翻译其出版的《欧洲通史》等书，侵犯了美国公司的版权，商务委派丁榕出席庭审并最终胜诉。

最后，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还积极参与中国近代版权制度的建立，推进版权立法。商务为顺应国内版权意识的增强和版权保护的需要，于1903年将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引进国内，请周仪君进行翻译，并出版了《版权考》一书。另外，1905年，张元济对清政府商部依据日本著作权法所拟的版权律、出版条例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书。他主张对教育书籍进行审查注册并缴纳审查费之后再给予版权，并主张在中国境内对外国人的版权实行有限的保护。

总而言之，虽然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对于版权的管理还只是处于初步阶段，但它已经意识到了版权对于出版社的意义和保护版权的必要性，并身体力行地对自身的版权进行保护，在维护版权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迈出了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出版机构进行版权管理的第一步。

【注释】

[1]黄保强：《现代企业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2]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页。

[3]张人凤：《张元济日记》（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916年9月6日日记。

[4]洁甫：《丁文江与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60页。

[5]1932年开办，为期两个月，每天早晨举行，分本版、西书和文仪三组，主要为上海发行所营业员传授知识。

[6]1934年举办，学习时间为三个星期，每天早上一个小时，旨在传授文具仪器方面的新知识，但凡上海发行所文仪柜、文仪存货股、栈务科文仪股各职工均可前往听课学习。

[7]1935年6月10日开班，聘请富有教学经验的西籍教师于每周一、三、五、日上午7：00至8：00至八时半进行口授，以提高职工英语水平，方便其接待外国顾客。

[8]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全二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5页。王建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薪水和作者稿酬问题》一文中，通过将商务印书馆编辑薪水与社会公众、政府公务员及大学教员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商务印书馆相当多编辑的薪水、业余稿酬、花红与福利合计，明显优于其他企业和学校，其水平大致可以保障中等以上的小康水平。

[9]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90页。

[10]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11]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12]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43页。

[13]包天笑：《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7页。

[14]万籁鸣：《耄耋之年话商务》，见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40页。

[15]黄保强：《现代企业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16]张人凤：《张元济日记》（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7页。

[17]钱益民：《1920—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改革》，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54—58页。原载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

[18]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全二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5页。

[19]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全二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20]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全二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21]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全二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22]萧乾：《我与商务》，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6页。(www.daowen.com)

[23]转引自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三）》，载《编辑学刊》，1995年第5期，第84—90页。

[24]黄保强：《现代企业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25]刘益，等：《出版社经营管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26]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6页。

[27]李辉：《从张元济到王云五：以教育为己任——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选题普及教育内涵初探》，载《中国出版》，1998年第9期，第51—53页。

[28]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8—169页。

[29]根据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本馆四十年大事记》及［法］戴仁著，李桐实译的《上海印书馆1897—1949》（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30]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二）》，载《编辑学刊》，1995年第4期，第90—95页。

[31]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5页。

[32]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二）》，载《编辑学刊》，1995年第4期，第90—95页。

[33]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二）》，载《编辑学刊》，1995年第4期，第90—95页。

[34]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35]刘益，等：《出版社经营管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36]刘益，等：《出版社经营管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37]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3页。

[38]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6页。

[39]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3页。

[40]此赔款是为补偿外国干涉义和团起义所造成的损失。

[41]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全二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42]刘益，等：《出版社经营管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43]张丽明：《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功因素简析》，载《出版科学》，2007年第1期，第89—90页。

[44]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45]李映辉：《论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功之道》，载《长沙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54—57页。原载于沈百英：《我与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

[46]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6页。

[47]根据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的《本馆四十年大事记》中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48]黎泽渝：《黎锦熙与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2页。

[49]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07页。

[50]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51]刘益，等：《出版社经营管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52]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7页。

[53]陈应年：《严复与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22页。

[54]王清：《商务印书馆近代版权工作实践》，载《法学杂志》，1992年第6期，第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