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只是几个有着姻亲关系和学友关系的有志青年为着商业的理想而组建的家族式作坊，即便是曾经借着社会的风气出了几本《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类的英语自学教程，从本质上讲，它仍然还只是传统的印刷业。直到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才有了自觉性。张元济的教育救国和教育醒民的思想与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出版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商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普及教育的文化出版机构。因此，李辉将张元济称为“晚清维新人士中第一个将普及教育的思想大力付之于实践的人”^[27]。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是商务印书馆发展的巨大转折和契机。从《最新国文教科书》（初期为“包办”法，后期改为合议制）、《女子小学教科书》的编定，到《商务印书馆新字典》（编纂）、《辞源》（规划），乃至《影印元明善本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无不满怀热情和执著，其“扶助教育”的文化追求和职业理想未曾中断过。

1930年，王云五任商务总经理，商务进入王云五时期，这也是其发展和腾飞的时期。事实上，从理念到精髓，王云五的出版思想都体现了普及教育、启发民智的思想。他所规划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等，坚持学术独立和教育普及。他编纂《王云五大辞典》，发明“四角号码分类法”，坚持自主研发、坚持出版理想，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传统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因此，“扶助教育”不仅仅是张元济进入商务的初衷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信念，事实上也是商务印书馆自始至终坚持的出版理念和价值标准。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1897年至1949年之间的商务印书馆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出版道路，逐步建立起重点突出、兼顾其他的出版结构。

（一）以社会科学类图书为主，其他类别为辅

在出版方面，商务印书馆寻找到了准确的市场定位，而且还将出版理念——“昌明教育”贯穿于其商业经营的各个时期。

表4-2　1897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各种类型出版种数^[28]

由表4-2可见，1897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了综合类图书62种，占出版总数的0.41%；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类（含教育类）图书1 874种，占出版总数的12.38%；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类图书2 514种，占出版总数的16.61%；社会科学类图书6 969种，占出版总数的46.03%。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书总类占全国出书总类的12.20%。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类图书是其出版的重点，它在商务图书出版类型中居于第一位。但商务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类图书的出版，她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类、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类等的出版上亦有不少建树。

（二）以图书出版为主，期刊发行和承接外来印件为辅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以印刷起家而以出版发家的近代企业，出版业支撑其在近代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从中小学教材到大学教材，从教科书到一般读物，从普通图书到学术专著，从新式书籍到古籍善本，从中文书籍到西文图书，从人文社科到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范围几乎涵盖了图书业的各个领域。

商务在以图书出版为主的同时，也积极在期刊发行和承接外来印件两方面开拓业务。(www.daowen.com)

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出版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齐全（如表4-3），据不完全统计，商务一共发行了论及教育的期刊14种，人文社科类期刊13种，涉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期刊6种，文学艺术和政治经济类的期刊各有5种，一般刊物4种。如《东方杂志》主要是讨论时政、阐明学术；《妇女杂志》旨在探讨妇女问题，寻求妇女解放；《学生杂志》旨在联系青年学生，增进青年知识。

表4-3　1897—1949年商务印书馆部分期刊出版统计^[29]

续表

商务印书馆是以印刷创业起步的，印刷对它来说算是“祖业”，它在印刷行业拥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并可以借助其社会往来的各方关系承接外来印件以增加收入，因而，代印收入事实上一直就在商务营业额中占有一定分量。1937年以前的几年，商务的代印业务的收入及占总营业额的比例如表4-4。

表4-4　商务印书馆战前代印额占总营业额比例如表^[30]

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业，在国内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技术设备和技术技巧上，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其印刷工人在极盛时期曾超过3 000人。陆费逵曾说：“商务印书馆谁都知道它是我国惟一的出版家，它的营业，出版占十分之六，印刷占十分之三。”^[31]

20世纪30年代王云五出国考察时了解到西方出版的经营单一性，回国后决定收缩商务的副业，停止采购新式印刷机器。同时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商务印书馆工人在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鼓动下，以印刷所工人为主要力量的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也在客观上推进了商务印书馆对印刷业的压缩。“一·二八”事变后，王云五采取了压缩上海自有印刷力量，发展对外加工和加强香港厂建设的方针。上海的印刷业务裁减之后，对外承接的代印量也相应减少，原有的专管代印的“营业部”在“一·二八”事变后被取消，改设为一车间，称“外来印件股”。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方面又承印有价证券，如政府公债、纸币和邮票等。这一方面与当时的总经理王云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关；另一方面，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发展政府业务有助于增加收入、弥补损失。1939年4月8日的董事会报告称：“计二十六年（1937年）‘八·一三’至年底，营业不下四十万元，二十七年（1938年）合港厂与各分馆所承接者亦有五十余万元。今年（1939年）则已成立之合同，除一次性者五十万元，连续性质者每年约三十万元；此外尚有相当之希望，大约本年度或可达百万元。”^[32]1937年至1940年，商务印书馆代印业务占总营业额比例如表4-5^[33]：

表4-5　1937年至1940年商务印书馆代印业务额及占总营业额之比

1927年至1930年间，商务的代印额占总营业额的比例都在10个百分点之上，而1937年至1940年的4年间，除了1940年突破了10个百分点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商务印书馆不再承印任何外件。因而总体上看，商务印书馆的代印业务是在逐步缩减并最终被取消的。但我们无法否认代印业务作为商务印书馆在图书出版、期刊发行之外的副业地位，至于其机械制造、电影制作等营业，“在经济上并无大的利益”^[34]，因而只能算作商务印书馆的一种短期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