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尚公小学

1906年，商务印书馆第二届小学师范讲习班附设附属小学，次年，该附属小学更名为尚公小学。民国四年（1915年），公司拨款在宝山路自建校舍，后逐渐扩充。1922年，尚公小学扩充为尚公学校，增设业余夜校、平民夜校等，并在吴研因的提议下，将其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和生产的文具、教育器械的实验场所。尚公小学起初是商务印书馆自筹资金组建的教育机构，日渐发展后，其经费由学校董事会筹措，请公司酌量津贴。

2．东方图书馆

张元济向来喜好搜藏古今各种有用书籍并常常以此为责任，商务印书馆宝山路的新屋落成之后，时任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即开始筹设涵芬楼，除供给编译所人员做参考之外，还允许本馆爱书之人阅览。民国十三年（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涵芬楼的基础上成立了东方图书馆。之所以命名为“东方图书馆”，是为了“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26]。东方图书馆是一座钢骨水泥的五层大楼，占地200方丈，建筑费用达10万元。“大厦底部为流通部和商务同仁俱乐部，二楼为阅览室、阅报室、办公室，三楼为善本室、装订室及版本图书保存室，四楼为书库，五楼为珍藏杂志、保障、地图、照片等。”^[27]商务印书馆每年拿出4万元作为其购书经费，同时规定，但凡商务出版的书，每种必须捐赠3册至东方图书馆。1926年起，东方图书馆进行对外开放，其开放时间是下午2时至5时，晚上6时30分至9时30分，周末不开放。当时，东方图书馆还为读者制作了入门证，每证每年收取2元。“直到1931年，外借还仅限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人员，一般读者只能在馆阅读，1931年才成立对外借阅部。”^[28]截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已达518 000多册，图片、照片5 000多种。

图3-3　东方图书馆组织系统图示

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的这种组织结构是以生产管理为中心的。为了大力组织生产，公司的高层领导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各主要职能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生产的分配和调度统一受公司总经理指挥，总经理拥有公司最高生产指挥权，能够灵活地指挥各职能部门如图3-3。公司按职能的不同被划成若干部分，每个部门均由企业最高领导层直接进行管理，是典型的直线职能型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各职能部门的分工严密，职责明确，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专业分工并实行专业化工作，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而职能部门与商务总经理、经理的紧密联系也使高层的决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并得到及时的反馈，总经理、经理的组织生产和经营管理的才能可以在公司的整体运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一点在抗战的非常时期体现得尤其明显。

商务的这种“一处三所”（“一处四所”）的组织机构设置，有力地保证了公司高层，尤其是总经理对于公司下属机构的领导。总经理可以直接掌握公司的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对公司的全盘运作亦具有详细的掌控。这就有利于提高公司在执行总体规划时的一致性，避免因领导太多或领导层意见分歧太大而带来的目标模糊、指挥混乱的局面。商务在总馆之下设立编审、生产、营业、审核各部，是与商务的出版业务相一致的，它使出版的产、供、销连成一体，并各有其职。编译所负责选题策划与编辑加工，印刷所管印刷，发行所管销售，各部门职责明确，协调一致。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有利于生产专业化的发展。

当然，这种直线型的组织结构也存在着很多不足：

第一，商务这种组织结构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行政业务指挥统一，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既不是政策的制订者也不是其执行者，而只是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他们只对本部门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这样就难以调动起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决策的灵活性和执行力度。

第二，商务的这种直线型的组织结构过分地依赖于总经理、经理的个人能力，权力的集中使其陷入了大量的日常事务当中而无暇对商务的企业运作进行整体的调配和改良，使商务在实际运行中常常缺乏战略指导和长期目标。

第三，商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在对公司进行评价的时候总是从其自身的专业角度和部门出发，对公司政策的评估也会掺杂过多的主观因素而缺乏从全局出发的客观性。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在部门是无可替代的，是对公司贡献最大的，因此造成公司“政策的制订或计划的编制通常是有利益关系的各方协商的结果，而不是根据公司全盘需要作出的反应”^[29]。

第四，商务的这种组织结构在培养职能部门的领域专家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对提高其全面素质和水平的忽视，从而导致中层管理者视野的局限和管理水平的难以提升。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出版业带来了冲击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出版业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市场化的新环境。面对以数字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竞争环境，出版业要积极寻求组织结构优化的各种途径，改过分集权为分权管理，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具体而言，出版业要逐步实现选题决策权和人事权的下放，建立起全局统筹与目标管理相结合的绩效考核体系，不断完善和改进组织结构，增强企业的内部张力，使其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政策和形势的各种变化。同时，出版业自身也要积极探索建立企业的风险预警机制，变被动为主动，减少组织内部消耗和震荡对企业效益提高的冲击和影响，走良性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1]胡加荣、李慧：《公司组织制度比较研究》，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7年第5期，第75页。

[2]牛国良：《现代企业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3]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4]胡愈之在《回忆商务印书馆》中提及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创刊时主持和编辑的是日本人。参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5页。

[5]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6]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7]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8]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9页。(www.daowen.com)

[9]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10]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

[11]详见《张元济日记》1918年4月13日、5月2日。这一点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有所不同，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总、副经理只是董事会产生的公司高级职员而无权干涉董事的产生。

[12]高凤池：《本馆创业史》，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页。

[13]见《申报》，1904年3月1日。

[14]见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一八六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15]见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一八六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133—134页。

[16]范军：《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88页。

[17]裕孙：《论公司监察人之职责》，载《银行周报》第5卷第49号、第50号，1921年12月20日、12月27日。

[18]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143—144页。

[19]张鸿：《日本大股份公司的会计监察人制度及其启示》，载《财会月刊》，2001年第4期。

[20]王云五说：“固知计画定多疏漏，当俟分科研究诸人回国组织研究所，就本馆各种资料，实地详悉研究，陆续改良补充，然后推行。”可知，研究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完善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

[21]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3页。

[22]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47页。

[23]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四）》，载《编辑学刊》，1995年第6期，第88—92页。

[24]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48—750页。

[25]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26]高生记：《王云五的出版理论与实践》，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43页。原载汪家熔：《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载《图书馆通讯》，1981年第1期。

[27]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28]［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页。

[29]葛树荣、徐培新：《现代企业管理学》，青岛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