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在三权分开、相互制衡的原则下所作出的公司机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的制度安排”^[2]，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对企业进行权力配置与制衡，并协调企业各方关系，使企业在运作中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实现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的并存。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和运作是公司产权的具体安排，是公司产权制度的具体体现，也是公司组织制度的核心和基础。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一般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

初创时期，商务印书馆出资者的身份很明确，但出资者与经营者并无明确区别，出资方本身就是经营管理者，并没有以雇佣的方式引进外来员工从事生产劳动，其产权是单一的、完整的，亦未形成规范、科学的治理结构。

张元济和印有模入股之后，商务虽然摆脱了原始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吸收了很多家庭之外的力量，也雇佣了家庭之外的人员，但其产权仍旧集中在夏、鲍家族以及张元济和印有模手中，夏瑞芳仍然是掌握全盘、控制资金的集权者（虽然他在编辑出版方面并未对张元济做过多干涉），而在印刷上主要依靠二鲍，编译所则交由张元济全权打理，产权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依然没有分离，合伙人之间由于存有常年的交情，因而即便在公司实际运行的诸多事情基本上都各有主事之人，但相互之间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协商决议制度。这样的形式从当时的情形来说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是有利的，它既能够吸取合伙人各方的特长和过往经验形成企业发展的有效动力，又能够在管理上集思广益，降低初期运作成本。

1905年注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后，商务印书馆开始建立其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1903年以后，商务印书馆始有董事和监察。董事由股东公举，合股后第一次当选的董事都是华人。所举的监察人，一个是田边辉浪，一个是张蟾芬先生。其时，商务印书馆的出资者组成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股东大会，1909年，股东大会通过投票表决选出一个法人代表机构——董事局。董事局（会）是商务的最高决策机关，对行使商务产权以及商务资产的利用和利润的分配等问题进行民主决策。从1904年中日合资后产生董事，到1909年正式设立董事局的5年多时间里，商务印书馆仅仅开过5次董事会议，而股东会议却开过9次。由此可见，中日合资的前大段时间，权责并不明确。直到董事局成立之后，董事会才相对定期地召开。

这次与日本方面的合作，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确实如汪家熔先生所说是“主权在我的合资”。1909年以前，日股是按其所占股份大小推举董事，但其董事并不在商务担任行政职务。这从1903年—1909年的董事组成可以看出，如表3-1^[3]。(www.daowen.com)

表3-1　1903年至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董事组成

1904年至1914年十年的中日合资期间，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一直都由夏瑞芳担任，直到1909年才增设副职，由高凤池担任。日本人在本次合资中，只作为投资方而存在，他们并不干涉商务的日常运营，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的所长都由中国人担任，商务创办的刊物也由国人负责^[4]。至于长尾槙太郎、小重谷等，只是在编译所或印刷所进行一些经验和技术的指导，而并不担任职务，他们的角色应该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顾问”、“技术指导”一类的人物。

在实际运作中，商务印书馆资本管理的最高机构是股东大会，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代表股东权益的董事组成董事局。董事局（后改为董事会）并不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它以任命总、副经理的方式产生公司的最高行政机关，来负责公司的日常工作。同时，股东大会选举出监察人对公司业务执行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商务的董事长自董事局成立以来一直由张元济担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张元济去世。先后被选为商务董事的有：丁斐章、王云五、孔祥熙、印有模、叶景葵、夏瑞芳、夏鹏、李宣龚、汪寰清、徐凤石、徐寄廎、徐善祥、陈叔通、郑孝胥、高翰卿（即高凤池）、高梦旦（即高凤谦）、童世亨、鲍咸昌、鲍庆林、盛同孙、谢仁冰等。先后担任商务总经理和经理的有夏瑞芳、高翰卿、印有模、张元济、王显华、王云五、朱经农、李拨可、夏鹏、李伯嘉、鲍咸昌、鲍庆林、陈懋解、谢仁冰等。刘湛恩、周莘伯等被选为监察人。商务印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图示如图3-1。

图3-1　商务印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