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指“将所筹集的资本投入使用，从事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活动，以达到经营目的并获得良好的经营效益”^[37]。企业投资是指“企业为获得所筹集资本的增值，而将资本投放到特定的项目中，以经营某项事业的经营行为”^[38]。企业的投资包括厂房和机器设备的新建、改建、扩建及购置等实业投资，也包括购买股票、债券的金融证券投资和以联营方式向其他企业注入资本的产权投资。企业通过投资，可以为其发展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和生产技术条件，为企业资金实现保值增值提供可能，也可以延伸自身优势，调整企业经营和产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转移运营风险。

（一）以出版为主业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执牛耳者”，虽是以印刷业起家，但之后它就坚持以出版为自己的主要和核心业务。无论是书业还是期刊业务，它在中国近代出版史都创造了许多辉煌。

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主要是借着发起人夏瑞芳和“二鲍”先生先前在捷报馆工作的关系，承接行家小生意和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等的印刷业务。在张元济进入编译所（1902年）之前的几年里，商务印书馆也尝试着做些出版的业务。其时，商务于1898年出版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1899年出版了英汉对照的《华英国学文编》卷一，次年陆续出版了二、三、四卷，为我国早期的英汉对照读物。据高翰卿回忆，除了英汉学习书籍，商务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国学文编》、《通鉴辑览》等国学读本。张元济说：“《通鉴辑览》初版印1 000本，立刻销完，再版共销至万余部。”^[39]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业务的早期尝试，也是夏瑞芳力图扩大商务业务的一次成功的“试水”。它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而且也为后来张元济进入编译所后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图书策划、编辑与出版提供了技术、市场和经验基础。

190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张元济任主持。编译所下设国文、理化、英文三部，自任所长。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带领下，迈开了现代出版的第一步。1902年7月，商务印书馆按照清政府颁布的学堂章程，以学期制度为体例编辑了我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除了教科书外，商务还致力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书籍的出版，早年出版了伍光建编译的《物理学》九种和谢洪赉编译的《生理学》，都行销很广。除了图书出版，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还曾以代印的形式出版了几份期刊，如汪康年主编的《昌言》，朱开甲、王显理主编的《格致新报》和蔡元培、张元济主办的《外交报》等。在出版略有成就之时，商务又聘用“老书坊里的杰出人才”俞志贤、吕子泉、沈知方开办沧海山房进行图书发行，从而开始了商务自己的发行工作。

这是商务印书馆在印刷出版方面的早期投入，也可视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的生产经营。商务印书馆这一时期以极少的资金建立了我国近代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企业并开始了它在出版业进行早期资本经营的第一步。

纵观商务印书馆1897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的出版种类可知，教科书和儿童读物、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图书及社科类图书是其出版的重点（见表2-4）。从幼稚园到师范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几乎涵盖了整个教育范畴。《最新教科书》、《小学生文库》、《小学生分年补充读本》、《新编共和国教科书》、《大学丛书》等都是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上的成功之作。商务印书馆自从事出版之初就致力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书的出版。除了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此类图书外，商务印书馆自五四运动以后亦开始出版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丛书，如早期的有《自然科学小丛书》、《农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等，后期又出版了《工程丛书》、《科学丛书》，等等。此外，商务印书馆在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出版上也可谓尽心尽力，比较著名的有《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韦氏大学字典》、《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名著》、《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表2-4　1897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各类出版物数及占全国总数比例^[40]

期刊方面，商务印书馆有教育类的（14种）、人文科学类的（13种），此外还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类的（6种）、文学艺术类的（5种）、政治经济学类的（5种），以及一般期刊和方向不定的期刊（4种）^[41]。比较著名的有《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教育杂志》（1909年创刊）、《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少年杂志》（1911年创刊）、《学生杂志》（1914年创刊）、《妇女杂志》（1915年创刊）、《儿童世界》（1922年创刊）等。

出版业务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的主体业务，它始终保持在出版行业的领先地位，“坚持以出版立足”是商务印书馆经营上的最高宗旨。

（二）多元化投资

商务印书馆在其发展过程中，坚持多元化的投资方式，推动其资产流动，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将公司资本转化为可具有增值性的活化资本，通过资本增值，走出了一条以出版为中心，跨媒体、跨行业的专业化与集团化的发展之路。

1．实业资本运营

实业投资是指将企业资本投放于满足生产要求，提高生产能力的特定的经营项目。具体来说，它包括以建造厂房、购置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劳动资料的投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劳动对象的投资和职工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等劳动力投资。

商务印书馆开业时，地址选在江西路北京路南首德昌里末弄三号，租用了三幢两厢房连庇屋。当时的设备也极为简陋，只购置了三号摇架三部、脚踏架三部、自来墨手扳架一部和少量的中西文铅字。由于早期的业务仅仅局限于印刷，这些简陋的设备尚可应付。第二年，商务印书馆业务扩大，旧有房屋不够用，于是搬至北京路美华书馆庆顺里口，增租房屋九幢，总计十二幢，设排字房和印书房。在北京路时，商务购置了浇字机，可以卖铅字。同时，夏瑞芳利用《华英初阶》等的销售利润，购置了新式的煤油引擎作为印刷动力，并添置了新式的印刷设备，这才使商务摆脱了人工动力阶段，走上了以机械化代替手工劳动的现代企业的生产方式。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印刷业，“以翻印常用古籍为主要经营内容的石印业已经萎缩，凸印还不能制铜锌版；铅印能掌握的最高技术是铸铅字，制纸型仅少数几家”。夏瑞芳和鲍家兄弟并没有因陋就简在上海买旧设备，而是远涉重洋到日本考察买新机器，足见他们对于技术条件的重视。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7月，北京路印刷厂发生火灾，早期辛苦购置的机器和工具尽毁。所幸由于新购机器保有火险，因而可以领到赔偿。商务于是在福建路海宁路购置地皮建造了新的印刷厂，其发行所迁到河南路。张元济入馆后更加重视新式机器设备的更新和印刷技术的改进。1910年他环游世界，5月25日他写信给高凤池说：“欧美新机器极多，弟在此已费考求，得粹翁来此便可定购。”次日给高梦旦的信上又说：“本馆宜改用新式机器。”“将旧机器售出，新机抵补。则如要书，可以克期出书，平时不必印存过多，免致危险。且印装均用新式机器，必能格外出色，则代印之事亦可推广。”^[42]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购地数十亩自建印刷所，“自此以后，每年都有新建筑，宝山路的地产约有百亩，印刷所有五处，各种机器增加到一千三五百部，最大最新式的有滚筒机，每天可印出十余万贴”^[43]。并于1905年设京华印书局于北京虎坊路和1932年在香港英皇道始建香港印刷局，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馆（店）36处，还在香港等多处购置地皮准备新建新式厂房。到1937年，商务的印刷所已是几层高的楼房。

事实上，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就基本上停止了新机器设备的采购，而仅仅依靠旧有机器维持生产。“八·一三”事变的爆发使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又一次遭受了重创。

除了印刷出版之外，商务印书馆还以各种手段进行教学产品如标本、唱片、乐器、实验器材和各种度量工具等的生产和销售，以拓展业务范围，增加收入。

1912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新屋落成，开始发售学校用品、仪器和工具。同年，商务印书馆设立博物部，制造标本模型，并成立铁工制造部，制售印刷机器及理化测量等仪器。1913年，商务开始经营原版西书，1914年试制由周厚坤发明的华文打字机，并试制教育幻灯片。1918年，开始制售教育玩具。1926年，铁工制造部扩充改组为华东机器制造厂。商务印刷设备和机械等投资项目的试制和改进一方面有利于商务自身印刷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为国内同行技术的改进也提供了条件。而学校用品等制售，一方面为其自办的尚公小学、附属函授学校等提供了学习设备，降低了办学成本，另一方面也成为商务的一种经济来源。

商务历来重视职工的教育和培训，致力于职工业务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张元济提出的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中就曾提出“培植新来有用之人”。如商务规定，青年职工要进入补习学校或者夜校学习，以其毕业时的学习成绩报告单作为升级加薪或延长学习的参考。商务每次招收青年职工，都设训练班以提高其业务水平，并招收职工的子弟入学，作为接班人培养。涵芬楼的设立，最初就是为了给编译所的职工提供一个查询资料和学习的场所。曾任尚公小学校长的沈百英说：“在当时一个公司能够如此重视职工补习教育，提高服务质量，办法是想得很周到的。”^[44]

从1909年至1923年，商务印书馆共举办七届商业补习学校，以造就业务人才留馆服务（历届商业补习学校情况如表2-5）。除此以外，商务还开办艺徒学校^[45]、工厂管理员训练班^[46]、业务讲习班^[47]、夜校^[48]以培养和训练公司职员。对于公司学徒，商务亦提供一定的工资酬劳（见表2-6），“学徒一般是两年毕业，馆方除供应食宿外，每月发给零用钱两元，年终与高级职员享受同等比例的花红（每年按营业盈利多寡分配，一般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49]。

除了自办培训机构培养员工之外，商务也委派员工到其他培训机构或教育机构进修，如商务印书馆的“交际博士”黄警顽就曾回忆说：“在商务印书馆的最初二十年间，我坚持自学，馆方也随时给我进修的机会，例如派我到西洋体育传习所学习，连续四年到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选习教育系各科，上明诚学院选修图书版本、目录学，等等。”^[50]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对于本馆员工的培训，对于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是花费了大量的气力的，这也难怪费孝通要感慨“商务印书馆既是一个印书馆，也是一个育才馆”^[51]。

表2-5　商务印书馆历届商业补习学校情况表^[52]

表2-6　商务印书馆师范讲习所历届通信毕业实验情况^[53]

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培养青年人才，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吸纳社会各界精英为商务效力。著名哲学家范寿康、心理学家唐钺、史学家何炳松、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顾颉刚、中国现代气象学家竺可桢、经学家周予同等都曾在商务任职，现代印刷专家郁厚培、率先在中国尝试橱窗广告设计的蔡振华、“交际博士”黄警顽等，还有蔡元培、胡适、梁启超、鲁迅、冰心、叶圣陶等这些文化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物都与商务有过联系，为商务的发展作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对这些社会精英，商务尽量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基础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待遇，如商务支付给严复和林纾的稿酬和版税就远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商务还以丰厚的酬劳支持蔡元培出国考察等。当然，商务招揽社会精英并不纯粹以金钱为手段，商务领导层乃至中层职员与社会各界的学术联系和个人交情也是商务与社会名流联系的纽带。正是在这样的紧密联系之下，围绕着商务印书馆为中心，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商务知识分子群”。

2．产权投资

产权投资是以产权为对象的投资，“以实业投资要素的部分或整体集合为投资要素”^[54]，是企业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从事以产权买卖或有偿转让为交易内容的投资形式。有效的产权投资，可以促进企业资源的合理和优化配置，调整存量资产以优化产业结构，并进一步促进企业改善自身管理、提高效率，进而做大做强，站稳市场。产权投资的主要形式有兼并、收购、控股、参股等。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以产权交易的方式扩大公司规模，扩大公司影响以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修文馆是1890年由日本人松野平三郎耗资十万元创办的，其机器设备均从日本进口，“拥有大小号各种印刷机，二、三、四、五、六号铜模及其他机件、工具、铅字材料，并配有日本技师”，是当时上海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印刷技术较成熟的印刷厂。1900年，修文馆因营业不佳，难于维持，商务印书馆以一万元接盘。这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一次产权投资，虽然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还只是合伙制形式的企业，其法人产权并未从原始的合伙制中脱离出来，但这一次收购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了一家拥有现代印刷设备的企业。修文馆日本技师的随厂而来，加强了商务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从而第一次扩大生产规模，使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印刷粗具规模。商务从初次产权投资中获得的巨大收益更促使了其继续以这一形式投资。此后，商务印书馆不断以收购、控股等方式扩大其产权投资。

1903年，商务印书馆收购了北京直隶书局，改名为京华印书局。1906年，上海大资本家席子佩和福州大商人曾少卿创办中国图书公司，商务暗中收购其股票并跌价抛售，随即，该公司被商务买进，改名为中国和记图书公司。1907年，商务收购中国教育器械馆，同年成立铁工制造部，1926年，扩充改组为华东机器制造厂。1919年12月，商务开设中国商务广告公司。1917年，商务印书馆购进在南京的一位美国侨民的旧器材建立电影部。最初，商务印书馆拍摄的电影主要是关于美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的活动等短片。之后商务印书馆电影部生产了大约60部的影片，其中有两部是梅兰芳的演出。1919年，该电影部把实验室租给美国环球影片公司以换取技术经验。1927年，商务印书馆放弃了此业务^[55]。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以传统印刷业起家进而发展为以现代出版为主体，集印刷、文具、仪器、机械、广告、影视、教育事业于一体综合开发，多元化、复合型的出版集团。它的发展与壮大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据长洲记载，商务印书馆早期还曾投资创办过五洲大药房的制药业务和女子商业储蓄银行。

商务这种一元化与多元化相结合、专业化与集团化并行发展的经营方式，使其获得了巨大发展，这可以从其历年的营业额得知，如图2-3^[56]。

图2-3　商务印书馆1903年至1930年营业额

从初创时期以印刷为主业，初步探索出版业务，到张元济入馆，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出版生产，再到王云五加入之后对商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商务走过它最艰难、最动荡也极具创举的半个世纪。这一阶段的商务印书馆，法人产权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实现了股权的规范化流转。在此基础上，商务积极筹措发展基金，坚持出版为自己的核心产业并探索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走出了一条专业化、集团化和产业化的发展之路。商务实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而又相互制衡的产权结构，使其具有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特征，能够有效地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而多种筹资渠道的并存，又为其产业化发展和集团化运作提供了可能。同时，产权的规范流转又实现了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变封闭的资金积累为开放的资金筹措。因而，商务产权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三方结合，为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保障。

当然，商务的这种产权制度也存在不足。首先，商务的总、副经理本身既是公司的董事，又享有公司的最高经营权，这就造成了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制衡的薄弱，从而导致公司对于经营权的约束不够，经理人滥用其职权，总经理的权力过分膨胀。其次，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只在董事中推举出监事，而并未成立监事会，因而，对于公司业务执行者和经营者的监督力度不够。再次，商务对于本公司的股票转让等做了详细的规定，股东必须在商务的严格监控下实现股票流转，这势必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益。最后，商务印书馆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中，虽然积极尝试着多元化的经营，但其产权投资缺乏战略考虑和计划性，导致其战线过长而损耗过大，主体产业的优势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挥。这种在未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和分析自身优劣之后进行的大范围、跨行业的投资，会带来人员和资金的无形流失。

我国的出版业集团化进程更多地源于政府的推动和扭合，规范的产权制度的建立任重而道远。出版产权制度作为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是出版集团化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厘清产权归属，理顺产权关系，优化产权结构，实现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的有效分离和制衡，寻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国际化竞争中出版无形资产^[57]的新型投资方式，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发挥自身特色的资本运营方式，并不断加强资本监管，增强资本投资的战略性和计划性，是提高资本收益，实现资本保值增值，实现出版产业化、集团化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注释】

[1]［美］H．德姆塞茨：《产权论》，载《经济学译丛》，1989年第7期，第76—89页。

[2]［美］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理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年第6期，第49—55页。

[3]魏杰，等：《产权与企业制度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4]牛国良：《现代企业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5]刘东林：《关于公司产权制度的理论探索》，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58—62页。

[6]严亚明：《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5—166页。

[7]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8]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9]范军：《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企业集群》，载《现代出版》，2012年第6期。

[10]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3页。

[11]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84页。(www.daowen.com)

[12]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3—44页。

[13]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4—98页。

[14]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15]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16]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

[17]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8]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9]刘学、庄乾志：《如何正确认识企业资本运营》，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1998年第3期，第14—15页。

[20]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页。

[21]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22]胡愈之在《回忆商务印书馆》中认为，日人与商务的此次合作还带有政治上的目的，即要和“新党”建立联系，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23]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页。

[24]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25]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26]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27]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28]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29]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30]此图是作者根据商务印书馆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50页中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关于商务历年资本比较的数据绘制而成。

[31]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四）》，载《编辑学刊》，1995年第6期。原载1946年9月29日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临时股东大会上的报告。

[32]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4页。

[33]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34]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35]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88页，附录《本馆四十年大事记》。

[36]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37]夏乐书，等：《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38]夏乐书，等：《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39]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页。

[40]综合引用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8—169页、第174—175页。原始数据来源于《商务印书馆与二十世纪中国光碟》内藏的商务印书馆《百年书目》及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第163—174页。

[41]［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1页。

[42]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43]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页。

[44]转引自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2页。

[45]1924年开办，三年毕业，学生38人。

[46]1930年开办，1931年毕业40人，甲等16人，乙等13人，丙等11人。

[47]如商务曾于1910年7月、1913年1月和1917年3月开办了三届师范讲习社，三届学员社员共9 000余人，毕业1 965人。此外，商务还开办了国语讲习所、仪器标本实习所、图书馆学讲习所、四角号码检字法讲习所等。

[48]1931年8月筹办，10月1日开课，分初中、高中、专修三种程度。

[49]黄警顽：《我在商务印书馆四十年》，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9页。

[50]黄警顽：《我在商务印书馆四十年》，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1页。

[51]费孝通：《忆〈少年〉祝商务寿》，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75页。

[52]根据《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中《本馆四十年大事记》及《王云五与新教育年谱》相关资料制成。

[53]根据《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中《本馆四十年大事记》相关记载制成。

[54]夏乐书，等：《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55]［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页。

[56]根据商务印书馆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51页）及李家驹的《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31页）的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57]张新华在其《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认为，出版企业的无形资产一般包括出版社的声誉、图书的品牌、优秀的编辑、优秀的出版人、出版社所拥有的出版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