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习惯于根据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把企业类型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书业也是这样。这种划分方法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只适用于投资主体是单一所有制的情况。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企业包括出版企业进行合资经营，实现资本的社会化。因此，从企业制度的角度来观察、研究现代企业特别是中国出版企业，无疑是值得重视的。通过上面我们对我国近现代书业企业的几种类型的介绍与初步分析，也能得到一些引人深思的东西。

当然，我国近现代一些书局、报刊社，其资本构成与运作管理往往还处于公司制的模糊阶段或探索阶段。有些挂名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上还只是停留在股份合伙制的水平，特别是一些文人、同人所办报刊机构与图书公司。例如现代文学出版史上著名的新月书店的股份制就是如此。据亲历者谢家崧回忆：“新月书店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当时原定资金为五千元，以五十股为定额，每股一百元，但成立时并未收足。”至于组织机构，“成立时有一个董事会，以胡适之为董事长，其余的董事是：徐志摩、潘光旦、闻一多、梁实秋、董任坚、张歆海、余上沅、张家铸等。成员中大部分是要为新月书店编写图书的著作人，少数是凑热闹的”。虽说机构一应俱全，像模像样，但运作并不规范，“董事们曾开过几次会，但从没有召开过一次股东会，因我亦系股东之一，故比较了解。事实上掌大权的是胡适之和徐志摩”。该公司似乎更加注重编辑工作，这也正是这些文人学士之所长，他们“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编辑委员会形式的组织，经常讨论有关编辑上的事务。这个组织设在环龙路（即现在的南昌路）花园别墅，后来又搬到福熙路（即现在的延安中路）六七三号徐志摩的家里。有时也在极司斐尔路（即现在的乌鲁木齐路）四十九号胡适之的家里。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有：胡适之、徐志摩、潘光旦、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叶公超、张嘉铸、余上沅等人，其中余上沅系书店经理有固定工资，其余都是义务的，所以他们在徐志摩或胡适之家讨论编务时，所有烟酒甚至茶饭都是由徐、胡两人招待，当时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和胡适之的夫人江冬秀，就是热情的招待人”。^[66]

对于新月书店董事会及其运作，应国靖也有过论述，他说1927年春成立的新月书店有一个董事会，“这些所谓董事大部分是为新月书店编写著作的人，董事会的实权操在胡适和徐志摩的手中，因为胡适是当时的名流，徐志摩既是闻名遐迩的诗人，又因他的父亲徐申如系浙江兴业银行的大股东，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是当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胞妹，新月书店要靠这两个银行贷款周转，有这两个人在中间能招揽一帮文人，而且财源不用发愁”^[67]。这里又涉及到新月书店的经济背景与社会关系。

其实办公司做出版，从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活动、学术事业。我们并不能说当时的新月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是挂羊头卖狗肉，但至少可以看到近现代出版文化企业或机构的多样与复杂。其实，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一度繁荣与兴盛，既有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样几大书局的突出贡献，也绝对离不开数量众多、如雨后春笙般的中小书店、报馆、杂志社，等等。如果说当时的五大书局也好，七大书局也罢，都还只是一片茂密树林里的几棵“大树”，而没有众多的“中树”、“小树”，甚至是“灌木和荆棘”，恐怕难以构成那个时代出版的多姿多彩、竞合并存的良好生态。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企业制度由独资、合伙制发展为股份公司制，企业规模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由小企业扩展为大企业，企业经营方式由分散经营发展为集团化经营，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但是在某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制度、企业规模以及经营方式必然呈现多样化的格局，尤其是在经济转轨时期，任何“一刀切”的做法都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我国晚清民国时期的书业发展就是这样一种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局面。我们今天在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时候，强调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强调“抓大放小”，强调通过实践，形成多种多样的公司实现形式和适应市场的生产经营方式，确实还是十分重要的。数典未敢忘中华。在如何“造大船”，建立具有集团性质的企业包括文化出版企业这一问题上，老商务又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清创立的商务印书馆，最初也只是股份合伙制的小型家族式印刷所，有着浓厚的家族色彩。商务的创办者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人为主，实际集资3 750元大洋（对外号称4 000元）。这4个人的组合十分有“缘”。首先是“乡缘”，夏瑞芳、高凤池是离上海不远的青浦的同乡。其次是“学缘”，夏瑞芳家贫，其母在上海一个基督教牧师家里当帮佣，因此之故他得以进入教会办的清心书院半工半读，而鲍家三兄弟（三弟名鲍咸宁）之父也是牧师，三人都是清心书院的学生。由此带来的第三缘就是“教缘”，这样的经历使他们都成为了基督教徒。第四可以说是“业缘”，这个业缘与佛教无关，是指同行之意。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三人后来都在美华印书馆学排字技术，而夏瑞芳又在英商《捷报》、《字林西报》当过排字工人，高凤池也在美华印书馆工作过。这样，他们工作行当相同，都在外商报馆、印刷机构供职，是印刷同行。此外还有第五“缘”就是“亲缘”。夏瑞芳娶了鲍珏，她是鲍氏兄弟的妹妹，这样就构成了姻亲关系。由于教会的关系和既往的经历，商务最初主要承印商业方面的账薄、表册和广告之类印件，也为教会承印《圣经》等书报，因此便由鲍氏兄弟的姐姐、在清心书院任教的鲍大姑给这家印刷所起名为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当时的商务，购置了2部手摇印刷机、3部脚踏圆盘机和3部手扳压印机，雇佣了十几名宁波籍工人开始营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场所是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租用的3间房屋。

26岁的夏瑞芳是一个精明能干、雄心万丈的具有企业家精神与素质的优秀青年。“商务印书馆开办后，他广泛联络，招揽生意，热情接待顾客，营业额逐年上升。他又精打细算，管理得法，盈利成倍增长。如以1897年该馆资本额4 000元为基数，到1901年变成5万元，增长11.5倍；1903年为20万元，增长49倍；1905年为100万元，增长249倍；1913年为150万元，增长374倍；1914年为200万元，增长499倍。17年工夫，资本额平均每年增长29倍多。这样的高速发展，实属罕见，因此被认为‘其历年进展之速，为国人经营事业中之最尖端者’。”^[68]这里的增长包括盈利的积累，也包括增资扩股、吸纳外资、企业兼并等，完全是伴随着企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一步步发展壮大的。1914年是夏瑞芳遇害的年份，到2014年这位中国现代史上非常杰出的出版企业家去世整整100年；过去人们对他的关注、重视和研究是很不够的。作为出版企业家来看，他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是不输于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人的。更何况，如果没有夏瑞芳，也许就没有能够坐“中国现代出版家第一交椅”的张元济及其辉煌成就。笔者欣喜地看到，商务印书馆的现任总经理于殿利最近在《现代出版》2014年第6期上以《中国近现代民族出版第一人》为题来纪念夏瑞芳逝世100周年，也算是行家同道迟来的，却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是新商务掌门人对老商务掌门人的精神认同与事业赓续。

据1936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本馆四十年大事记》记载^[69]：从小型的股份合伙制印刷所到较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商务花了约9年的时间。商务创设的具体日期是1897年2月11日；1900年，接盘了日本人所办的修文印刷局；1901年，张元济、印有模入股商务，并成立有限公司，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7倍，共计资本5万元；1903年，“日本金港堂主原亮三郎，拟至上海开设印书公司，本馆因彼时局势之必要，与之议定合股”。后来不少研究者或认为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是始于1901年，有的认为是1903年，其实都并不确切。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当在1905年的12月，而得到批准则到了第二年。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是年“12月正式成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万元”。“遵清政府商律定为有限公司，呈商部注册，资本100万元，注册时先集半数，每股100元，准许外人附股，但须遵守我国商律及公司律，次年3月12日经部批准。”可见，以前都是自己成为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正式得到官方认可并获得“准生证”，则以商部批准为准。而在1904年，清政府刚刚颁布了《公司律》，使得股份制企业的建立有法可依。到此时，公司设立的董事会、股东会、监察人运作更加规范有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工更加明确。

商务实行较为严格的股份制以后，迅速崛起，不断发展壮大，这里的制度变革和路径选择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彼此合作又相互制衡。董事会是股东股权意志的体现者，执行股东的基本权力，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剥离，所有权在董事会，经营权在总经理，即总经理是资本运作的主体。这一切在资本增值这一目的上相统一。在旧中国，商务印书馆是将股份公司制发挥得最为有序、也非常有效的成功企业之一。简单地说，商务是在合适的时机（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合适的地方（上海），由合适的人（企业家夏瑞芳、张元济等）实施了合适的制度（股份制公司）。接下来，我们就侧重从制度层面，主要是企业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个案解剖。

【注释】

[1]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2]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1页。

[3]梁元生：《序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见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

[4]杨扬：《都市社会与五四运动——以民初商务印书馆的知识群体为例》，见《文学的凝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3页。

[6]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页。

[7]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页。

[8]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9]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0]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1]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3—344页。

[12]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3]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4]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 008年，第1页。

[15]江满情：《中国近代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演变——刘鸿生企业组织发展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16]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附录。

[17]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50—271页。

[18]陈真编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58页。

[19]吴永贵编著：《中国出版史》（下册），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0]吴永贵编著：《中国出版史》（下册），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21]吴永贵编著：《中国出版史》（下册），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22]参阅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59—62页。

[23]叶再生：《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见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24]关于墨海书馆的创立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是1843年12月（见该书第183页），潘建国的博士后报告《清代后期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未刊稿）（国家图书馆收藏）认为是1844年（见报告第1页）。

[25]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1—142页。

[26]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148页。

[27]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148页。

[28]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29]参阅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61页。

[30]转引自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8页。(www.daowen.com)

[31]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32]王建辉：《申报馆：报业之外的图书出版》，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2日。

[33]王建辉：《申报馆：报业之外的图书出版》，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2日。

[34]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1935年，第65页。

[3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164—165页。

[36]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37]汪家熔：《新出版第一人——王韬》，见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517—518页。

[38]汪耀华编：《上海书业名录（一九〇六——二〇一〇）》，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39]参阅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第92—94页。

[40]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53页。

[41]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42]王中忱：《新式印刷、租界都市与近代出版资本的形成——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前前后后》，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43]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44]参阅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368—369页。

[45]王中忱：《新式印刷、租界都市与近代出版资本的形成——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前前后后》，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46]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371页。

[47]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48]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49]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8—269页。

[50]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

[5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52]王中忱：《新式印刷、租界都市与近代出版资本的形成——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前前后后》，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53]王建辉：《“亚东”掌门汪孟邹》，见王建辉：《老出版人肖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54]王余光、吴永贵、阮阳：《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55]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207页。

[56]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57]钱君匋：《略谈万叶书店》，见钱君匋：《书衣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58]钱君匋：《略谈万叶书店》，见钱君匋：《书衣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59]黄大岗：《我国第一个音乐出版社（上）——钱君匋和万叶书店》，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60]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61]吴永贵主编：《中国出版史》（下），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8—159页。

[62]刘积英、张新华：《同人书店和商人书局——从融资方式看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的发展》，载《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63]转引自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64]转引自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119页。

[65]转引自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原文出处为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30日发行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58期，第85页。

[66]谢家崧：《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见俞子林主编：《百年书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77—78页。

[67]应国靖：《现代文学期刊漫话》，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68]贾平安：《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43—544页。

[69]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