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制企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它们都是由多个投资者共同投资兴办的企业，投资者以其出资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责任。股份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的不同有以下几点：（1）股份公司是企业法人，实行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出资者即股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权益，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公司法人制度的确立，是公司制与合伙制的根本区别。（2）股份公司的股份原则上是可以自由转让的，这就确立了公司制是“资合公司”的原则，避免了排挤有才干的企业家管理生产的现象。（3）股票持有者或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这就规范了投资者的风险。

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诞生，标志着这种从西方引进的新型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出现。此后，由于这种资本组织形式具有集资广泛迅速，以及集资成本低、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等特点，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新式工商业企业主流的资本组织形式。据有关统计，1928年2月至1935年6月注册登记的1 966家公司中，实行股份制的企业数占70.4%，资本数占到94.37%^[60]。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中国出版企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位居前列的几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无不采用股份制形式。这里我们选取民营的“老三”——世界书局，特别是沈知方主政时期的世界书局，来观照股份制在我国现代书业企业的运行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

1917年，沈知方因债务纠葛不得不离开中华书局。他还是重操旧业，以3 000元的资本租房出书。所出图书，比较正规的，用“广文书局”的名称；属于投机性质的，则用“世界书局”或“中国第一书局”的名称。因没有自己的门面，所出图书委托大东书局发行。后因用“世界”名称的图书销售最好，他便废弃了其他两个名称。那几年大约出书200多种，营业额也逐年上升。

因为出书品种增加，生产规模扩大，书局要获得更大发展，个人的资金局限就十分明显了。1921年7月，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是25 000元；选举出董事沈知方、魏炳荣、林修良、毛纯卿、张丽云，监察陈芝生、胡挺楣。沈知方任总经理。局址位于上海的福州路、山东路的怀远里，并于怀远里口（福州路320号）租店面为门市部，门面漆成红色，又叫“红屋”。同时，在闸北香山路和虬江路设立编辑所和印刷所。1923年盘下了俄商的西伯利亚印书馆。1925年，虬江路印刷所因失火获得保险金，便在虹口大连湾路（今大连路）建造总厂。1926年，总务处、编辑所、印刷所迁入总厂。1932年建成五层楼厂房，又添置大批印刷设备，拥有全张密勒机17部。同年，发行所迁入福州路390号，实力进一步增强。

的确，“红屋”开张以后的世界书局果然红红火火，特别是1924年进军教科书领域获得成功后，很快跃居为全国第三大书局。1931年，世界书局迎来了组建股份公司的第一个十年。为了庆祝和纪念，特发行《世界杂志增刊（十年）》以志其功。其中《十年来的世界书局》一文，是专门对书局十年经营史进行回顾和总结的，数据详明、线索清晰、可资比较。吴永贵据此转换成一个表格，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书局的进步与发展^[61]。拿1921年和1931年进行年度比较，世界书局出版物品种由200余种增加到2 000种以上，资本总额从2.5万元增加到近一百万元，营业额从13万元增加到两百余万元。用“跨越式”来形容世界书局头十年的发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集中散钱办大事是股份制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以股份的形式将社会上分散的资本或其他资本集中起来，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企业要做大做强，首先得解决发展资金问题。世界书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资本运作的成功。有研究者将新中国成立前的开明书店和世界书局从融资角度进行比较^[62]，给人启发，很有见地。开明书店显示出更高的文化品格和职业道德，而世界书局则表现出更浓厚的商业色彩，把更激烈的竞争带入出版界，促进了整个书业经营水平的提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更注重社会效益，一个更注重经济效益。二者的这种差别突出体现在融资方式上：开明书店更多地依赖本店同事、作者以及文化知识界同人的支持，对融资持谨慎态度，方式比较单一；世界书局则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方式也多种多样。1928年开明书店改组为股份公司时资本金是5万元，结果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也才扩大到资本金30万元，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远不及原先基础差不多的世界书局。人们今天为开明书店说好话的比较多，对世界书局则毁誉参半，甚至以批评为主。其实，从现代企业经营的视角来看，世界书局是一个更成功的范例。(www.daowen.com)

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公司时，主要投资人背景很杂。其中有经营书业的，如魏炳荣、李春荣、张元石、贺润生；有经营纸业的，如陈芝生、林修良、毛纯卿、张丽云、胡挺楣。中期增资扩股，投资者来源更加广泛。侦探小说家程小青说沈知方“有一种口吐莲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担任董事的除了初期的几位，后来增补的还有吴蕴斋（银行经理）、陈嘉庚（华侨领袖）、吴南浦（报关行老板）、吴臣笏（鱼行老板）、罗坤祥（绸庄老板），等等。商界、司法界的不少要人，都成为世界书局的大股东。沈知方还常常拉作者入股，用书局股票向作者付酬。

除了正常的增资扩股，世界书局还采取银行揽储的办法大量吸纳社会游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书局设立了同人储蓄会（一说为“读书储蓄部”），后又改为读者服务部（一说为“同人存款部”），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吸收了180万元的巨额资金。为大量揽储，储蓄部还公开在报纸上连续刊登大幅广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30年3月20日发给上海银行公会的信函中指出：“迩来沪上各商号如中国内衣公司、世界书局、中法药房等，均以储蓄两字为增加营业资本之唯一方法，假报纸广告大事宣传，不惜诱以厚利，多方招徕，甚至大世界游戏场亦添设各种储蓄存款以固厚其营业上之实力。因之沪上储蓄机关之多竟至汗牛充栋。”该信函忧虑重重地指出：“诚恐此端一开，日后商店无论大小皆将以储蓄为主要业务，其资本不必筹措，尽可以厚利吸收。”^[63]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1928年4月21日《申报》第一版全版刊登的世界书局读书储蓄部创立的大幅广告。该广告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宣传和鼓动社会大众参加“读书储蓄部”储蓄。该广告打出的宣传中心，是“读书作为知识储备，储蓄作为经济储备”。该书局的广告词确有迎合社会大众心理，能够抓住人心之处。如“赠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及早储蓄，终生无忧”，“读书：一日有一日之益；储蓄：一年多一年之利”，“唯读书才能成名，唯储蓄才能得利”，“读书储蓄，是最进步的储蓄新法”，“读书储蓄，是成名得利的捷径”（《申报》1928年4月21日），等等。在宣传鼓动的同时，该广告还以参加储蓄可以获得购书“宝洋书券”和赠送“百宝箱”的方式进行诱惑劝导，可谓“劝之以情，动之以利”。^[64]世界书局读书储蓄部活期储蓄的利息是七厘。它同样在定期方面设立了整存零取、按月支息、零存整取、整存整取、对本对利等不同方式，存款数额和利息息率的规定各不相同，其中“最低之一年期利息，统扯有一分三厘八毫，期长者利息愈厚”。这明显高于同年同月在《申报》刊登广告的上海汇通商业银行的储蓄利率。

世界书局不满足有银行之实，还要争取银行之名。1930年，南京政府颁发禁止企业商号吸收储蓄的禁令。6月16日，因世界书局储蓄部向南京政府财政部申报“以银行名义，请求注册”。南京政府财政部认为，“该世界书局为求兼办储蓄，不惜假借名义，趁势招摇，足见该行之设立，专为接办世界书局之读者储蓄，并非实在经营银行业务”，“该世界书局既违法营业于前，复趁本部严行取缔之际，竟敢以银行名义来部蒙请注册，实属不合。除批斥外，相应咨请贵市政府查照，即希转知租界当局，严饬该书局不准兼办储蓄业务，并将各户储金分别清偿具报，以维法纪而杜效尤”^[65]。

企业红火往往暗藏着危机。钱多了能成事也能败事。1934年前后，沈知方投资房地产失利，加上出版物销路日狭，教科书课程标准变更导致存货积压，局内用人又多，开支很大，内虚外露，书局的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发生挤兑风潮，致使资金周转不灵，捉襟见肘，企业效益明显下滑。最后，不得不由吴蕴斋、钱新之通过张公权引入李石曾的官僚资本，世界书局才渡过了难关，但沈知方担任总经理总揽全局的时代也就结束了。我们现在的出版传媒集团，一些书业公司也同样热衷于房地产开发，实行多种经营；其实，任何投资都是利益与风险并存的。

1934年，陆高谊接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大连湾路的总厂被日军占领，厂内产物损失严重。抗战胜利后，李石曾强制投资半数，自任常务董事与总经理。张静江、杜月笙先后任董事长，吴稚晖等人为监察人。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