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制的物质载体是小规模的企业组织，即通常所说的独资企业。在业主制企业中，出资人既是财产唯一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企业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经营，并独自获得全部经济收益。这种企业形式一般规模小，经营灵活。正是这些优点，使得业主制这一古老的企业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但业主制也有其缺陷，如资本来源有限，企业发展受限制；企业主需要对企业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经营风险大；企业的存在与解散完全取决于企业主，企业的存续期限短等等。因此，业主制难以满足社会化商品经济发展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要求。

书业企业的业主制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古代的私刻尤其是坊刻大体是可以归入业主制一类的。所谓“私刻”和“坊刻”，其实都是民间个人资本的刻书行为。区别在于前者不以盈利为目的，追求的是学问探究、文化积累和知识传播；而后者注重经济效益，刻书意在牟利。因此，坊刻更接近企业经营的性质。以盈利为目的的坊刻，通常以家庭作坊为刻书单位，一般有自己的写工、刻工和印工，也称书肆、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等。自唐初雕版印刷发明以来，坊刻就广泛存在于民间了。南宋临安以刻印诗文集闻名的陈起的书坊，明代建阳以刻印通俗小说见长的余象斗的三台馆，还有清代苏州以刻书品种丰富、经营得法著称的席氏扫叶山房，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业主制类型的刻书机构。

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的设立实行的主要是登记制，在比较混乱的年代甚至连登记都不必。因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的前半叶，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很少称为某某出版社）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许多小书店，旋生旋灭，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朱联保编撰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就涉及出版机构近600家。作者在“编撰说明”中指出：“本书内容材料，空间以上海市区为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租界时起，至上海解放后私营书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止。所记单位近600家，主要的单位大致在内，然亦有少数中小单位因无甚材料可记而遗漏；无招牌的书摊、流动性的皮包书店，亦未列入。”上海以外的京津地区、苏杭一带、湖广闽赣，还有巴蜀、云贵、台湾等地，出版机构亦不在少数。有人说现代中国的大小书局多至万家，也只能是一种推测或估算。

在众多出版机构中，真正一开始就按照公司制成立的出版机构无疑是非常少见的。绝大部分的书局书店（旧时书店、刊社、报馆等往往兼营甚至主营出版业务）起家时或为独资经营，或为合伙开办。这里我们来看一家独资性质的书业企业的发展情况。

亚东图书馆（更为行文简洁，下文多以“亚东”为简称）无疑是现代业主制出版企业中的一个成功者，从成立到1952年歇业存活了40年，若算上前身就正好是50个春秋。亚东的创办人同时也是老板的汪孟邹（1878—1953）是安徽绩溪人，早年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密切关注新书新报，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并与一帮徽籍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早在1903年，他就在安徽芜湖独资创办了科学图书社，代售上海出版的各种新书报，发行同乡陈独秀编辑的《安徽俗话报》，并兼营文具用品。由于进货及时、经营得法、服务到位，科学图书社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受到社会好评。

1913年，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带领自己的侄子汪原放一起开始了他新的出版生涯。亚东初创时期，出版一些分类地图，并送到日本去印刷，受到市场欢迎。业务得到发展后，亚东就从原来比较偏僻的里弄搬到上海著名的书店街——福州路。1919年，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就把北大的不少刊物交给亚东出售，又为亚东添了一把火。亚东的供稿者大多是安徽绩溪的同乡，如陈独秀、胡适、陶行知、蒋光慈等等。出版的著作包括陈独秀的《独秀文存》，胡适的《四十自述》、《尝试集》，吴虞的《吴虞文录》，陶行知的《行知书信》，俞平伯的《冬夜》，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三叶集》，朱自清的《踪迹》，等等。这些书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双效书”，社会影响大，销售业绩好。

亚东在陈独秀等思想文化精英的大力支持下，积极策应社会进步思潮，引领新式出版潮流，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史上书写了辉煌一页。在推出新人新作、名人名作的同时，亚东在古典小说的推陈出新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陈独秀、胡适等名家作序，汪原放用新式标点进行分段、标点的《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镜花缘》、《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今古奇观》、《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等，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还赢得了如潮好评。连鲁迅先生都说，若论古旧小说，标点要让汪原放，作序要推胡适之，出版则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亚东无疑是成功了，以至1922年汪孟邹准备为芜湖科学图书社出一本20周年纪念册，请陈独秀题词时，陈独秀这样说：“这二十年，你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办了个《新青年》，其他就别无所获了。”评价之高，无出其右。这样的成功当然与老板汪孟邹的文化理想和经营方略息息相关。王建辉曾说：“汪有一个商人的文化良心，早年他曾与胞兄双双考中秀才，是一个有旧学根底的知识分子，在变化的时代中又经受了新学的洗礼，他对新书业以身相许，是以良士而为良商，以书生之道行商。”^[53]汪孟邹自己有句名言：“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好些。”亚东有这样的老板，就始终坚持不出烂污书，从而形成了“亚东本”的品牌。秀出同行的亚东，出版的书刊不仅内容好，而且编辑认真、校对仔细、印制精良，当时就有人说，“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版本形式特别优美”，“亚东出版认真，不肯苟且”。(www.daowen.com)

亚东成功了，但没有取得更大的辉煌；亚东是有条件、有机会“做大做强”的，结果不仅是没有，而且衰落了。有研究者指出：“20年代的亚东红红火火，到了30年代却走向了衰落。出版社还是那个出版社，主管者还是那个主管者，经营的手段与方式也没有大的改变，而结局却如此的不同。书海沉浮，令人反思。”^[54]亚东衰落原因到底何在？朱联保的一席话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汪孟邹、汪原放叔侄是以旧式商店的管理方法经营亚东图书馆的。陈独秀曾建议可与群益书社合并改组为股份公司；后期因经济周转困难，由胡适介绍与王云五商谈，想请商务印书馆投资数万元改组为股份公司，均未能实现。他们店内的工作人员，最多时亦只20余人，绝大多数是安徽绩溪同乡，若非本族，便是亲戚。出版物每年不过一二十种，有几年不到十种，故在旧社会出版业中只是一家中型书店，不能上升到大同行之列。^[55]

汪孟邹是旧式文人，以封建家长式经营出版事业，经济上家店不分，并以店内资金去做粮食、百货等生意，有所损失，故时有纠纷，常由章、陈、胡三人从中调解。胡适留美回国后，曾挽在上海银行界任职的留美同学为亚东担保贷款。^[56]

这两段话过去人们写文章谈汪孟邹、说亚东图书馆，很少注意，也几乎无人引用。其实，朱联保是“搔到了痒处”的。亚东图书馆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汪孟邹是它的唯一投资者。他享有生产决策和经营管理的全部权力，并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而在亚东这样的小书局中，私人业主制的集权模式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要“做大做强”则是不可能的。亚东具有所有私人业主制书业企业的致命弱点：投资者单一、财力有限、规模偏小、投资风险大，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亚东图书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出版、发行、印刷等主要业务，自始至终都是汪孟邹一人负责，即便资格再老的同事也只是处于“帮手”地位，连编辑所也迟至书局成立十年以后才建立。出版业是充满风险和变数的，在书海摸爬滚打多年的汪孟邹深知其中的险恶；在20年代亚东取得初步成功后，老板没有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用赚来的钱“办纸印书”，而是对侄子汪原放津津乐道储蓄的好处，积极向同行好友赵南公推荐如何多多购买公债票。汪孟邹毕竟缺乏做大出版家的眼光、气魄和韬略，固守小作坊式的小本经营，满足于小书局的小富即安，致使亚东没能再延续它的辉煌。

中国近现代的新式出版业主要不是古代出版的延续与发展，更多是受了欧风美雨的浸染。当新出版业萌发之时，大家都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纷纷成立的众多中小书局如百舸争流，难分高下。当众多书局都是小舢板时，有竞争，但还不至于太激烈。但发展一段时间，少数书局在积极引进先进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并“与国际接轨”以后，优势很快显现。中小书局面临的局势就比较艰难了。亚东老板汪孟邹醒得不晚，起得还比较早。他1903年涉足书业，1913年创办亚东，20年代获得良好业绩。我们要说，思路决定出路，制度决定高度。亚东没有走得更高更远，主要就在于主政者的思路以及所采用的企业制度。这对我们改革转型期的中小出版社也不乏启示作用。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提及近现代的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似乎更重“公益性”的私人出版机构。从资本组合方式来看，它们也属于业主制。鲁迅所办“三闲书屋”，曾朴所办“真善美书店”，邵洵美所办“金屋书店”等等，也是一些个人独资经营的出版发行机构。投资人或为对付当局的出版封锁，或为实现个人的文化理想，或为满足一己的文学艺术爱好。这类小书局对我们今天的企业经营没有直接借鉴意义，但若从国家与社会繁荣思想文化、建立良好的多样化的出版生态角度来说，仍然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