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自强运动时期，外国教会及商人所办的新闻传播和印刷出版机构继续发展；就国内来说，除了官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官立书局和民间传统刻书之外，已经开始出现民办的现代概念的出版社和报刊。而在洋人所办书局浸淫多年之后的王韬，则成为了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有研究者指出：“作为经营的新出版，是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王韬和黄胜合办的‘中华印务总局’到同年创刊《循环日报》。”^[37]过去人们往往只是把王韬作为一个报人来研究，其实他还是一个有很大贡献的新式出版家，其出版活动起步很早，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而且具有商业化运作的特点。中华印务总局比《申报》的创办仅晚一年，当年即刊行《普法战争》，比申报馆的点石斋（1876年开始）早。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王韬刊行了近40种著作。这中间有些是他自己的书，有一些是朋友的集子，如《珊瑚舌雕》、《芬陀利定》。印书局出版的图书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郑观应的《易言》（此书后来增订改名为《盛世危言》）。王韬还注重出版面向市场的经营性读物，《板桥杂记》、《英粤字典》等都是。王韬的出版活动能够持续坚持多年，无疑在产权、组织、经营管理等方面有些好的经验，可惜没有史料留存。他在办《循环日报》时同时还以“弢园”名义出版铅印图书。1884年王韬回到上海定居，次年又开设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印书，也有些书籍交由美华印书馆以铅字排印。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期，新式出版机构大量涌现。仅《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名录》中的新出版机构就有22家，具体为：商务印书馆、启文社、彪蒙书室、开明书店、新智社、时中书局、点石斋书局、会文学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通社、小说林、广智书局、新民支店、乐群书局、昌明公司、群学会、普及书局、中国教育器械馆、东亚公司新书店、鸿文书局、新世界小说社^[38]。1905年12月成立的上海书业商会是代表铅印平装书为主的所谓新派书业商人利益的商会团体，与同年年初成立的以刊行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成为各有侧重、互相渗透的书业同业组织。比较而言，上海书业公所的会员企业历史更为悠久，从事的又是传统书坊经营。上海书业商会的会员企业存世时间不长，是伴随着铅印的成熟而诞生的，但它们更代表着书业企业新的趋势、新的发展方向。

上面统计的新式书局中有一个广智书局，应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和康有为所创办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经营图书出版，又是如何管理报刊的。^[39]早在1902年2月和11月，梁启超就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同时，他和康有为又用“保皇会”的名义，以入股的形式，向北美、澳洲华侨和香港、澳门的华人集资，在上海开设了广智书局。受到申报馆老板成功经验的启发，梁启超用股份制来经营管理报刊和书局。他对股份制企业是有自己自觉的理性认识的，1910年曾在《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一文中指出：中国实业不振在于股份公司不发达，“质而言之，则所谓新式企业者，以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中坚者也。今日欲振兴实业，非求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立发达不可”^[40]。作为股份制企业的广智书局，股东主要是北美华侨。书局除了刊行图书，还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的总经销。开头几年，书局经营良好，效益可观，梁启超因此分到过上万元的股息。后来书局渐趋衰微，既有盗版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管理不善的问题。这种用股份制形式来经营报刊、运作图书，在晚清民国时期还大有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出版部、北新书局、大江书铺、春野书店、《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还有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社等也都是走的股份公司制或股份合伙制的路子。

中华印务总局之后、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前还具备新出版要素且产生了重要影响、获得了良好效益的出版机构，当属1881年（清光绪七年）成立于上海的同文书局。仅从出版物内容看，同文书局的出版物主要是传统古籍，包括《古今图书集成》、殿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子史精华》、《篆文六经四书》、《佩文斋书画谱》之类，此外还有配图的《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但书局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以及对新技术的运用等，却属于现代出版新的形态。

同文书局是由徐润、徐鸿复兄弟等共同集股创办的。朱联保说该书局是“1881年广东人徐裕子（鸿复）设立，购置石印机12架，雇用（原文如此，后同——作者注）职工500人，专事翻印古书善本”^[41]。学界对于创办人的情况还有不尽相同的认识。有研究者分析指出：“一般说到同文书局创办人，多举徐鸿复的名字，其实徐鸿复的哥哥徐润才可能是书局的最终决策者。徐润本为洋行买办出身，积累了一定资本后，附股于外资，自己也开设了一些商号，成为一个新式的商业资本家。后来，他把资本投往本国的一些新式企业，逐渐由商业资本家转而兼营产业，特别是1873年受李鸿章之邀主持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后，他的投资方向，更向生产领域倾斜。1882年招商局总资本增加到二百万两，徐润自己的投资就增加到四十八万两，同时，他还募集到亲友们的资金五六十万两。同文书局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徐润依托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政治背景，从买办型商业资本转为官、商合营的产业资本的时候创办的，因此，开始便具备了近代企业的性质。”^[42]

李鸿章曾夸赞徐润“熟悉生意，殷实能干”。作为“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一下子就购买十几台石印机器，雇用数百名工人，虽然大量翻印的还是那些古籍善本、辞书和科场用书，但其明显显示出以传统手工业操作为主的书坊无法比拟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就连清朝中央政府影印耗资数十万银两的《古今图书集成》，也委托了该书局。同文书局之所以具备如此生产与经营格局，无疑与徐润兄弟的擘划与巨额资金投入有关。朱联保说它“当时与申报馆之点石斋石印书局，宁波某人办的拜石山房，三家鼎立，极一时之盛”^[43]。这个阶段，鸿文书局、蜚英馆、大同书局等石印机构也相继创建、相互竞争，刊行中国传统典籍数千种，流通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利益丰厚的重要产业。

命我们感兴趣的，还有同文书局的经营方略与筹资办法。石印《古今图书集成》、殿本《二十四史》时，书局采取“股印”的方式。股印类似现在的预约征订。1883年，同文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股印《古今图书集成》的启事。翌年，又刊登了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和殿本《二十四史》的启事。对前者规定招印1 500股，约定以两年为期印就该套图书。具体办法是：“凡来认股者，先交半价银一百八十两为定，一俟目录告成之日，再登申报通知在股诸君来取目录，即将所余半价缴足，本局并发分次取书单三十二纸，以后各典续出，随出随取，俾臻两便。”《股印二十四史启事》则规定：“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不敢私为己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缩略，本数则仍其旧。如有愿得是书者，预交英洋壹百元，掣取收条，并分次取书单念四纸，各史随出随取，两得其便。”^[44]这是一种融资方式，同时也是推销广告。(www.daowen.com)

上海古籍翻印热潮的出现，其实并不是传统刻书业的简单迁移与再度复兴。太平天国时期，作为传统木刻雕印基地的苏州、南京等文化名城相继毁于战火，一些经营书业的商人还有文人学士、藏书家等纷纷避难上海，同时携带来相当的资金和藏书，这些无疑为上海的古籍翻印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上海的古籍翻印热潮，与其说是以木刻雕印为根基的传统书业的复活，毋宁说，其实意味着传统书业的解体和变貌。这不仅在于从江南迁至上海的老书铺都不再固守传统木版，而积极采用了石印技术（如明代设立于苏州的扫叶山房），更主要的还在于，新开设的各书局的生产和经营方式，都与传统书业有明显的不同”^[45]。对于新书局，上面选择有代表性的申报馆、同文书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至于传统刻书家的新变，可以来看看著名的有数百年悠久刻书历史的老字号——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创建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先设于松江，不久移至苏州阊门内。到清代的光绪六年（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县城彩衣街，是为南号；同时设雕版印刷所于东唐家弄。上海开埠后，又在租界棋盘街设立支店，称为北号。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另设分店于汉口，还在松江（今属上海市）马路桥也设立分号。据1933年《扫叶山房书目》所载，该书坊先后刊印图书两千余种，主要是经史子集、字典、尺牍、字帖、中医书、旧小说等。^[46]

从印刷技术的角度看，扫叶山房过去出版的书籍都是由传统的雕版印刷而成，重视版本、刻印精良，颇有声望；但到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受到西方传入的铅印、石印技术的冲击和新书局的挑战，老式的书坊、书肆纷纷弃木刻而改用铅、石印。“在这种情况下，扫叶山房于清末民初采用石印新技术，大量翻印古籍，同时还编辑发行期刊，以顺应时代之变化。”^[47]“扫叶山房自光绪中采用石印技术后，逐渐放弃雕版印刷，至民国间已完全改用石印出版书籍。

据“民国七年（1918年）《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统计，自清末至民国七年，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古籍多达419种”^[48]。这一期间扫叶山房的出版物多是更加注重面向市场、市民的通俗读物，如《毛声山评点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等，这些都是很常见且能常销的书籍。民国初期扫叶山房还创办《文艺杂志》和《织云杂志》，改用洋装铅印形式，虽刊物存世时间不是太长，但充分体现了传统书坊与时俱进、谋求新变的出版理念，杂志的内容也很能反映自身的特色，可以说是该坊图书出版的宣传刊物。“扫叶山房是较早进入上海彩衣街、棋盘街的，而这一带是中国国内许多书坊最早采用西方近代印刷术、转变为近代民营印刷出版企业的中心。因此，扫叶山房在光绪年间进入上海并较早采用先进印刷技术从事印刷出版业，表明它是中国第一批由旧式书坊转化为近代印刷出版企业的书坊之一。”^[49]关于扫叶山房的企业制度人们似乎还关注不够，相关史料有待挖掘。

宣统元年（1909年）发行的《图画日报》上，有一个栏目名为“上海著名之商场”。自创刊以来，这个栏目仅刊登过两家出版机构的广告。一家为商务印书馆，一家便是扫叶山房。这两家出版机构可谓当时上海民间出版文化之新旧两种潮流的代表。作为出版旧学之代表的扫叶山房，还在广告中表达了坚持旧学、保存国粹的文化理念与出版追求。^[50]与自身相比，扫叶山房有调整、有变故，也有创新；但与合着时代脉搏大踏步前进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这样的先进文化企业相比，扫叶山房还是显得暮气略重、活力不够、前途不广。叶再生说它“五四运动后，业务渐衰，于1954年歇业”^[51]。扫叶山房没能完全抓住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机遇、新教育变革带来的市场，或许也没有能在企业制度上做更为彻底的革故鼎新，因而逐步走向衰落。

通过以上的追溯和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并不是荒野上一棵突兀的橡树，它是在适合的土壤、适合的阳光下从一片茂密树林中诞生并茁壮成长起来的。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上海，近代形态的印刷业和出版资本已经基本形成气候。“夏瑞芳等人面对的并非一片荒凉。无论在西式印刷技术的引进，还是出版经营体制的创建方面，他们都无缘做最初的开拓者。并且，在资金和技术设备方面，他们无法和外商经营的《申报》馆和有中国官商背景的同文书局匹敌。”^[52]起步于小小印刷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没有竞争优势可言，它是如何立足并获得巨大发展与进步，成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出版界“冠军”的？我们认为除了人才、机遇，更重要的是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运用与日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