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21]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文字出版活动就已起步。1813年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马礼逊将翻译的著作刊刻印行。第二年他们得到了大英圣经公会近四千美元的资助，在澳门办印刷所并出版了2 000本木刻新约圣经，还有其它一些小册子。1815年，又在东印度公司资助下出版了马礼逊编撰的汉英字典和英汉字典，全三卷至1923年出齐，计有6大本4 595页。在报刊方面，则有郭士立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后来迁往新加坡发行），这份报刊被戈公振称为我国现代报刊的“第一种”。此外，还有热心文化出版活动的公理会的裨治文于1832年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亦译《中国文库》或《澳门月报》），直到1851年停刊，历时长达20年。^[22]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清政府原先对传教士的禁令逐步解除，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各地，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据统计，至19世纪后期，来华的各教会团体约有八十多个，基督教的传教士仅81人；但到了1890年，便增加到一千余人。这批佩戴十字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除了兴建学校、开办医院以外，还办报刊、设书局，创建了不少的新闻出版机构。具有现代概念的出版社传入中国及其发展演进的过程，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路线与过程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叶再生《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指出：“最早的一批出版社是基督教出版社。它首先出现在澳门和南洋一带城市，然后迁移或发展到香港、广州，并从这些地方扩展到上海、福州、宁波等沿海港口城市，最后深入到中国内地，并逐步向上海集中。基督教出版社在中国的创办，其模式，包括编辑工艺、经营管理方法等等，是从当时的英美移植来的。”^[23]

英国伦敦教会的传教士麦都思1843年在上海创设了著名的印书机构——墨海书馆^[24]。这是上海最早拥有铅印设备的编辑出版机构，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使用铅活字机器印刷的机构。墨海书馆的馆址设在上海县城东门外。1845年英租界开辟以后，伦敦教会购进山东路一段为地基，墨海书馆于1861年迁至这里的麦家圈。王韬就曾在这家书馆长期供职，从22岁到34岁一直担任编辑工作。该书馆从1843年开办，前后存在了二十多年，出版印行了《圣经》等宗教读物和一些科学启蒙书籍，还办有由伟力亚烈主编的月刊《六合丛谈》，影响颇为广泛。

美华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又一家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由美国传教士创立，前身是1844年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派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并更名为美华书馆；1860年再迁移到经济与文化都更繁荣的上海，地址在上海北京路18号（江西路口）。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美华书馆有工人一百多名，印刷及相应设备精良先进。其所使用的铅字及活字有大号、中号、小号和极小号等几种，并将铅字分为常用、备用和不常用几类，常用字最多，足够同时排印几部书籍。在当时，美华书馆规模大、出版物多，在出版界具有垄断地位。据统计，至1897年间，该书馆总共发行图书40万册，其中24万册为传教的劝世文。后期的美华书馆馆址，改在上海牯岭路80号，已经改由中国人经营。最后在1923年，美华书馆出盘给了商务印书馆。

美国纽约长老会1861年还在上海设立了清心书馆，又称清心书院。该书馆开办较早，早期还是以教育为主，1875年后出版了《小孩月报》、《图画新报》两种期刊。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都曾就读于清心书院，并结为好友。其中，夏瑞芳是11岁随母到上海，入清心堂读书，三年后入清心书院，半工半读，并开始信仰基督教。后来又先后在两家英文报馆担任排字工作。这些无疑对其后来的商务创设及运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后文我们还会论及。

从19世纪初叶到清王朝覆灭的约百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共办了57家出版印刷机构^[25]。有的是依托于布道站的，如前面提及的墨海书馆；有的是作为教育机构、慈善机构或医疗卫生机构的附属，如1880年的汕头英国长老会书馆；当然也还有比较单一的或以印刷出版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如美华书馆、福州卫理公会书馆、广学会，等等。这些书馆、印刷所中，基督教新教创立的为多，占到了81%，其余为天主教会所设立。它们分布极为广泛，除了通商口岸、繁华都市，遍布全国许多地区，北至东北有1881年成立的牛庄哥伦比亚小书馆；南到台湾有1884年台南英国长老会书馆，还有1890年设立的海南岛长老会书馆；西边则有1905年创办的喀什福音堂印书馆。(www.daowen.com)

传教士在华出版活动带有鲜明的“事业”性质和“非营利性”特征，其主要的使命是宣传宗教教义、传播上帝福音。“其出版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种不求经济利益回报的资助。这些资助有教会的资助、社会的捐助以及传教士个人的无私奉献。从经费的直接来源看，教会资助是主要的。”在管理上往往实行简单的成本管理，“如英华书院在印刷宗教品时一直实行印刷成本加10%的方式收取印刷费。在管理形式上传教士出版机构多采取社团管理而非企业管理的形式，实行董事会、委员会制和秘书（总干事）制。这里的董事会不是如企业一样以资本为基础的董事会，而是一种以身份和地位为基础的事业机构董事会。特别是无论是董事会成员和秘书、干事，甚至是一般工作人员（除中国雇员外），他们往往是不支领薪水的”^[26]。这些机构虽为非营利性的，但纯粹由教会补贴、不计成本的为数极少，因此它们仍然十分重视加强经营管理，确保效益。

传教士在华出版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对于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读者来说具有极其深刻的启蒙作用。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转型一是体现在技术上，二是体现在经营管理上，三是体现在人才培育上。

石印技术和铅印技术都是随着外国人的印刷出版活动传入中国的。1827年广州出版的《广州记录报》是用英文铅字印刷机印制的。英华书院1843年从马六甲迁来香港，是中国第一家拥有中文铅字设备的印刷机构。1853年创刊的《遐迩贯珍》，就是用英华书院铅印设备印刷的。石印技术在鸦片战争前夕引入我国，1838年创刊的《各国消息》就是石印出版的，当时在广州已有石印机三台。铅印和石印技术的引进为国人办报刊、办书局创造了有利条件。“近代出版的发展是一种由传统的非商业性出版向商业性出版发展的过程。商业出版对于印刷的要求就是有速度、有规模，就是高效低价，只有以机械活字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印刷才能满足这种要求。近代印刷业的发展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和产业支撑。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是从印刷近代化开始的。而在中文印刷近代化的过程中，传教士作出了重要贡献。”^[27]此说言之成理。

传教士的编译出版机构大多具有西方同类机构的特点。在组织模式上，或采用公司制，或采用会社制，规模较大者还实行股份制，设立类似于董事会的管理部门。其最典型者当属1887年设立的同文书会（1892年改为“广学会”）。它由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商人、海关和外交官员等39人联合发起，由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任总理。次年成立董事会，以赫德为会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福克为副会长，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为督办。其他机构不如同文书会那样典型，但亦具有程度不同的类似模式特征。英华书馆于1843年由马六甲迁至香港，1847年再迁上海，始终保持着原有组织模式；益智书会由外国传教士与英美商人联合开办，具有类似于同文书会的会社组织模式。这些印刷出版机构，在经营管理方面大多具有比较健全而明确的分工，设有行政领导、翻译编辑、印刷和发行等部门或专职人员。各机构一般多由主办教会委派行政领导或联合发起者组成董事会，负责机构的全面工作；再由行政领导者聘请翻译和编辑人员，专事编译工作。有的机构自设印刷所和发行部，亦均聘专人负责。^[28]

教会出版机构培育了新式的中国出版人，如黄胜、梁发等，而王韬则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至于商务印书馆所谓“教会派”中诸元老得益于教会出版印刷机构的培养甚多，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