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西学东渐、各种思潮迭起的晚清时期，起初以3 750元（大洋）的资金组建而成，主要是承接印刷业务，故以此为名。建立之初，商务仅仅是一家单纯以牟利为目的的家庭式作坊，最多算是一个合伙制的小型工场。1902年，张元济受夏瑞芳的盛情邀请，在辅助教育的共同心愿之下，离开南洋公学，开始其“永不叙用叙大用”的历程。有着深厚儒学背景同时又受西学影响的张元济的加入，不仅使商务在管理上、业务上有很多提升和拓展，也改变了商务作为单纯营利机构的初级形态，逐渐走上了一条有着明确的出版志愿和文化自觉的道路。1903年，日本金港堂方面的股东为转移国内投资失利的压力与负面影响，打算在中国投资。商务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开展了近11年的与日方合作的合资时期。与金港堂股东方的合作，使商务在技术、出版结构、出版人才等方面都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商务通过这次合作，实现了自身股本的迅速增长。王云五的加入，使商务印书馆如虎添翼。在王云五的带领下，尽管商务历经诸多磨难，但仍然迎来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出版高峰期和事业鼎盛期。抗战时期的商务是艰难的，虽苦苦支撑但却始终坚持着出版的崇高使命。新中国成立之际，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等董事的积极主导之下，顺应历史潮流，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商务印书馆的出现和崛起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有着自身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包括企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有学者着眼于文化，对商务印书馆的因缘际会做过这样的分析：“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出版业时，我们必定首先会想到商务印书馆，这不仅因为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更主要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命运，是与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问题的探讨结合在一起的。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其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如果不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往，如果不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对广大中国士人形成巨大的思想冲击，如果不是戊戌变法失败，一大批士人流落民间，就不会有商务印书馆，也就不会有中国的近现代出版业。同样，如果不是商务印书馆中的一批文化人有意识地扶持和推动当时的各种文化思潮，有意识地出版各种思想文化出版物，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探索，无疑也要逊色得多。翻阅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资料，人们会注意到，差不多所有第一流的现代学人，都与商务印书馆打过交道……甚至一些重要的政界人物，如盛宣怀、孙中山、汪精卫、陈独秀等，也与商务印书馆有密切的交往关系。同样，影响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许多重要著作、重要刊物，也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发行的……因此，一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能够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现代历史，而且，从出版与文化史、文学史的关系着眼，将会使我们获得单单从文化史、文学史研究中所无法获得的新感受。”^[1]在此，作者是从文化的视角探寻商务印书馆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条件及贡献，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国内还有研究者如王建辉把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比作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2]，这里的着眼点也还是文化。李家驹供职于香港商务印书馆，作为“商务人”，他并不拘于“馆见”，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中，一方面充分利用商务的第一手丰富资料，另一方面，所“采取的学术进路和研究方法”，又超越馆史之立场，而把“商务史”放置于知识史及文化史的范畴内作客观的考察和分析^[3]。给李著作序的梁元生本人其实也是特别看重商务的文化史意义的。在这篇序言中，他就开宗明义写道：“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和开业，标志着近代中国出版史及文化史的一个新里程。从此商务印书馆走进中国近代史，并且起着转换文化及改变历史的作用，生产新知识、培养新国民和促进新社会的诞生。”(www.daowen.com)

我们知道，商务印书馆属于典型的文化企业，既有文化的属性，又有经济的属性。商务人讲求文化为本，昌明教育，同时也一再声称“在商言商”。商务的出现和成熟、发展与壮大除了文化的逻辑，还有经济的逻辑、市场的逻辑、企业发展的逻辑。只有这两重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契合，出版才有力量。“说到底，在一个市场化的文化空间中，思想是需要市场来支撑。”^[4]本书的主旨是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制度，因此我们这里有必要首先探讨它生长发育的“文化土壤”以外的“经济土壤”，有必要探讨它作为现代企业形成和发展的企业环境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