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下半年，东欧的历史画卷掀开了前所未有的一页：共产主义政权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被颠覆（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波兰和匈牙利首先出现变局，不过当时几乎没有外部人士认为会有其他国家跟进。事实总是出人意料：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相继发生政权更迭，接着是罗马尼亚，最后是姗姗来迟的阿尔巴尼亚。

在共产主义曾经一统天下的东欧各国发生大规模民众反抗，这背后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动因。正如前一章所述，这些国家的红色政权是在未得到本国人民同意——甚至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情况下，由苏联强加给它们的。倘若这些政权能够实践曾经的诺言，改善物质条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人民也许愿意付出自由的代价。但是，承诺并未兑现。相反，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正在持续恶化，与电视上西方邻国舒适富足的生活以及共产党高层的奢侈挥霍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关于后者的流言开始逐渐散布开来。

这些国家过去也曾多次宣泄自己的不满，包括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则不止一次。每次苏联都是动用武力平息叛乱（在波兰则是用其国内军队镇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在1989年没有故伎重演呢？这个问题马上就会谈到。总之，它并没有出兵干预。

大众的不满由来已久。在这一系列使所有人（包括共产党领袖和西方观察家在内）都感到始料未及的政变发生之前，其实已有不少征兆。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电工出身的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领导波兰工人成立了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团结工会。波兰执政党最初默许了它的存在，但1981年12月，政府以防止苏联干涉为名颁布戒严令并逮捕团结工会领袖。此时，动荡才刚刚开始。1989年4月，为了稳定政局，政府再次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组织，并准备于同年7月份举行选举。这是一次半自由选举，因为国会的大部分席位早已预定留给政府成员候选人。在允许自由争夺的席位范围内，团结工会仅丢失一席，它的一名领袖更是于1989年9月在共产党总统手下出任总理。这为波兰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启了先机。1990年，财政部长莱舍克·巴尔采罗维奇（Lescek Balcerowitz）开始推行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策略，采取的措施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放开价格以及削减贸易壁垒等等。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削减政府支出，他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支持。此时，唯有快速推进私有化才能维持财政平衡。但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已经完成，吸引外国投资收购大型国有企业又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成本核算记录的不完善和未来市场走势的不确定，使得任何对煤矿、钢铁、造船等产业的投资都充满了风险。同时，波兰政府也不愿把管理权拱手让给外国企业，毕竟它们不受政治约束，可以大肆裁员。另外，波兰政府因向西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借款而债台高筑，已经无力偿还累积的巨额债务。

尽管面临上述诸多问题，波兰仍然在历经10年国内政局的动荡和国际社会的冷遇后，成为最先恢复到1990年前产出水平的转型经济国家，并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回过头来看，同时推行各项改革带来的政治混乱反而使波兰的改革家们得以将改革进行到底，最终建立起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西方政府和国际机构把波兰政府债务偿还的时间表推迟至2001年，私人银行也因此能够重新制定还款计划，这对波兰经济复苏也起了很大帮助。波兰改革终于还是成功了；至于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是否愿意采用波兰式痛苦的“休克疗法”，就是另一回事了。

1956年叛乱平息后由苏联扶持建立的匈牙利新政府，在外交路线上对苏联老大哥惟命是从。例如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匈牙利曾象征性派兵出战。作为回报，匈牙利被允许在国内事务上拥有少许的独立处置权。1968年匈牙利开始实施“新经济体制”，这是对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体制的一次折中。它还与西欧国家建立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并允许反对派成立政党，而正是这些党派促成了1989年政府的和平演变。1990年5月的自由选举中，由3个前反对派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在新的国民议会中赢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一开始要比波兰顺利得多，因为匈牙利在共产党执政期间就已逐步放开价格，并长期采取措施鼓励对西方国家的出口。这也使政府得以加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主要是通过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优厚条件，匈牙利也因此迅速积累了比其他转型国家都要多的外国投资。但接下来的进程却并不顺利。作为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国家干部不费分文就把这些企业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这反过来又巩固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与工厂的现代化改造、产品的市场营销相比，这些人的“比较优势”是玩弄政治手腕。所以，虽然开局不错，但到90年代末匈牙利经济开始步入低迷。部分原因可能是出口表现不佳，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未能向现代企业迈进。

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榜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工人们也加紧了街头抗议和示威游行。政府最初试图使用武力镇压，在导致几百人伤亡后，方才同意谈判。1989年12月，曾在1968年领导“布拉格之春”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为新国会主席，曾因积极主张人权而被捕入狱的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当选为总统。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属于地区性议会）通过“主权宣言”；随后，捷克共和国也同意分离。1993年7月1日两国正式分别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与同时期的南斯拉夫境内天翻地覆的动荡相比，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和平分家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捷克斯洛伐克最初的政治稳定似乎很有利于经济转型。与波兰不同，它没有外债。而且，它很早就效仿匈牙利逐渐放开价格，并鼓励农民拥有自留地。更为重要的是，它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军，其国内制造业也以质量精良著称。但由于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矛盾，私有化改革迟迟不见进展。1993年“分家”以后，两国制定了各自的货币制度，并加强了边贸管制，进一步阻碍了改革的深入。捷克也曾推出新的改革计划——国家按人头发放私有化证券，公民可以凭此购买针对不同产业的投资基金。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计划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很容易被内部机会主义者钻空子。这次的失败又一次打击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尤其在1998年发生苏联拖欠债务事件（本章下文将提及）后，捷克面临的情况变得更为恶劣。

198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庆祝其成立40周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也亲临祝贺。然而，很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被免职，之后又以挪用政府公款等多项罪名被起诉。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东德公民由于不能直接移民到西德，纷纷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偷渡到匈牙利，希望能由此到达奥地利或者西德。匈牙利政府则为他们慷慨地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线。

1989年，最富戏剧性同时也最具象征性的事件，莫过于柏林墙的倒塌。为了阻止本国公民逃往西德，东德政府于1961年沿着西柏林边界砌了这座墙。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柏林墙一直被视为共产党专政和压制的象征。11月9日晚，没有任何来自东德当局的阻挠，来自东西柏林的示威游行人群自发地推倒了柏林墙，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涌向西德。

事态发展之迅速，令西德当局受到的震惊绝不亚于东德。政府一面启动紧急方案安置难民，一面设法说服东德人稍安毋躁。1990年7月，两德达成经济和货币同盟。10月3日，东德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此不复存在。为了赶在苏联领导人改变主意之前完成统一，西德竟以1：1的比例将东德马克兑换成西德马克，为此在经济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时正常的市场兑换率应在6：1到12：1之间。这意味着原东德国有企业工人（他们曾大力支持1990年4月西德提出的条件）的工资一下子成了原来的6到12倍。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们的雇主（大部分是原东德国有企业转化而来的西德私营企业）将再也难以承受了，失业率因此迅速上升。对原东德地区工人的失业补助，也成了对东德陈旧的基础设施进行修复所需的开销之一。为了德国顺利统一，西德企业和居民承受的税率越来越高，西德的失业率也在上升。从最初成立货币同盟时尽量照顾东德的决策开始，两德统一带给德国的始终是沉重的经济负担，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增长也因此减慢，甚至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束缚，困扰最初4个转型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它们面前，但表现形式和困难程度各有不同。因此，尽管各国起初的经济结构极为相似（由于苏联一贯实行的重视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政策），也都试图尽快建立西欧式的经济结构，但经历的转型过程却有明显差异。每个国家面对各自的政治、文化约束时都有独特的处理方式。保加利亚的改革就是其中一例。该国在1990年春选举成立了支持改革的政府，但农民对刚实行的集体化生产不满，纷纷要求恢复原先的土地所有权，农业产量因此大幅下降。在经历了几届腐败的政府和接连不断的财政丑闻之后，保加利亚终于在1999年建立了货币局制度，结束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也许正是先前的阵痛，改革才能始终在政治上获得支持。这倒与先前的波兰有类似之处。1989年，罗马尼亚通过暴力行动推翻了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并随即在圣诞节将其处死。然而，原先的共产党官员仍然掌握政权，国内一片死气沉沉。改革停滞，经济萧条，罗马尼亚在转型的头10年间一片萧索，毫无生机。阿尔巴尼亚也终于在1991年结束了斯大林式的统治，但最初的经济改革却演变成了一出连环诈骗的闹剧，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的积蓄被骗得分文不剩。对他们来讲，移民到西欧是唯一的上上之策；如果失败，那就只有穿过南斯拉夫在西部边境设置的重重封锁，才能获得自由。(www.daowen.com)

南斯拉夫本身尽管不是苏联的卫星国，但它在政治和经济改革尝试中还是经历了好几年骚乱。作为一个多民族联邦国家，它的经济改革还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1991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宣布脱离南斯拉夫；随即，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也宣布独立。塞尔维亚作为最强大的联邦成员试图凭借武力来阻止分裂，最后导致内战全面爆发。当时有大量塞尔维亚人居住在其他共和国境内，他们组织各种准军事力量协助塞尔维亚。暴力不断升级，在“种族清洗”的名义下双方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在屠杀中丧生。

正是这个地区，曾在20世纪初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今爆发的大规模恐怖事件不禁使人回忆起二次大战中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暴行。尽管1995年末北约的介入暂时稳定了波黑地区的局势，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之间深层的矛盾。在前共产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领导下，塞族继续狂热地推进着他们的“大塞尔维亚”计划。二次大战期间曾是纳粹傀儡的克罗地亚则在首领图季曼（Tudjman）的领导下，不断巩固自己的地盘。在西方国家的默许下，穆斯林们发现从同情其处境的伊斯兰国家引进大批自由战士极为容易。军阀作风的米洛舍维奇垂死挣扎，对科索沃地区的穆斯林进行了大清洗，最终导致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的空袭。2000年冬，塞族选举替换了总统，西方各国转而支持启动南斯拉夫改革。对前南斯拉夫地区长达10年的封锁加上对塞尔维亚的战略轰炸，使得经济转型的进程更加艰难。滞留西方国家的难民被陆续遣送回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和现在的塞尔维亚，但是前方的改革之路依然漫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部分允许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的存在。这项政策在农村取得显著成效，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中国政府在1989年尽管受到挑战，但继续推进经济改革。中国最终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使它能保持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优势，并为台湾的最终回归树立了典范。西方一直担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其一贯实行的资本管制政策则被认为限制了外国投资，但中国通过扩大对西方的出口并充分利用来自香港、台湾地区的资本流入，正在不断向市场经济迈进。经过多年与美国和欧盟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0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加入WTO保证了它在全球市场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经济继续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持续增长，其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先前日本的水平，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起点要低得多。

西方观察家（当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很多人也一样）对苏联为何不采取武力镇压卫星国的叛乱感到困惑不解，以前它就是这么做的。对此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但可以相信，随着谜底揭晓，必将涉及当时苏联自身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及同时代苏联政局演化的过程。

1964年，苏共领导层中的保守派撤销了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由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接替他的位置。此人在以后统治苏联近20年之久。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效率低下，腐败猖獗。1965年出台的一项“改革”政策遭到了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没几年就悄无声息地终止了。此后的1966年到1977年间，官僚阶层的人数膨胀了六成。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力水平持续下降。1985年戈尔巴乔夫——第一位十月革命后出生的苏联领导人——上台时，苏联经济已经陷入危机。戈尔巴乔夫明显地意识到苏联已经不是曾经的老大哥了，再也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那些仆从国了。当下最重要的是苏联自身的改革。因此，戈尔巴乔夫推出了“改革”（Perestroika）和“公开性”（Glasnost）政策。

尽管戈尔巴乔夫似乎更强调“改革”——他甚至还出版了以此命名的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¹⁾——但真正发挥直接作用的却是他的“公开性”政策。Glasnost在俄文里意味着更多的言论自由（尤其对出版物而言），意味着对官方政策更大的讨论空间，甚至（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赋予民众在政治事件上独立于党和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也许正是在这一措施影响下，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宣布脱离苏联，1991年联邦政府承认其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随即群起而效之，就连庞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在民选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也开始不再受制于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政策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发动民众对改革（或曰经济重整）的热情和积极性。然而，除了一些极其模糊的概述，例如改进成本核算、向企业放权（相对于计划当局和政府部门而言）、企业盈利的必要性（也即停止补贴）以及类似的细节问题，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明确表述过到底何为“改革”。他在书中提到了“大众的积极性”，这显然是一个矛盾的修辞。他还把改革描述为“民主的中央集权与自我管理的结合”——又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措辞。

戈尔巴乔夫显然是想使苏联回复到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情形：在国家掌握经济“制高点”的同时，部分允许私营企业的参与。但是，共产党高层的保守派竭力主张维持现状，而激进的改革派则想彻底废除中央计划体制，建立纯正的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亦进退两难。不过，正当人们围绕改革的终极属性争论不休时，几项有限的改革措施已经开始实行。例如，对于原本活跃于黑市或者灰市的经济活动，如私人手工业生产、零星贸易及各类个人服务等，只要业主同时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其经济活动即视为合法。在同样的限制条件下，政府还允许成立生产合作社提供消费品和服务，也允许个人或家庭出租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部分外国资本被允许与苏联的国有企业建立合资企业。

1991年8月，在苏联即将与其加盟共和国签订一项新条约的前夕（该条约将授予后者更大的权力），苏共内部一小股强硬分子发动了一场政变。政变的发动者当中，包括戈尔巴乔夫自己精心挑选的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主席和国防部长。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遭到软禁。政变领导人查禁了新闻媒体，并颁布了戒严令。然而，俄罗斯民众尤其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并不甘心遭到恐吓。在叶利钦的领导和前来保护叶利钦的部队配合下，群众正义凛然地与政变集团互相对峙。政变者很快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仓皇出逃，很快便沦为阶下囚。

尽管政变是失败了，戈尔巴乔夫设想的苏联美好前景还是被叶利钦搅和了，后者成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把他的政治才能全放在了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上，无休止地试用各类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派人物。虽然俄罗斯经济也正遭受所有上述转型国家经历的种种困难，他总能让自己牢牢地耸立在权力之巅。1992年和1996年两次以微弱优势当选之后，他走马灯似的任命了一个又一个总理，但他们都未能遏制中央银行对新一代强盗资本家的宽松融资。这一新兴精英阶层以对自身及其亲密伙伴最为优惠的价码接手原来的国有企业，并在经营过程中牟取个人利益，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榨取尽可能多的财富，然后到海外投资。随着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拖欠国民手中的卢布国债，全世界都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已无力完成向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转变，而已经沦落为一个第三世界盗贼国家。对此，叶利钦能做的只是以更快的速度更换总理，直到最后选定了一位前克格勃间谍——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此人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东德度过。接下来，叶利钦做出了政治上最后的惊人之举，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之后，主要通过巩固在情报部门和军队中的威信和指挥镇压叛变的穆斯林省份车臣的战争，普京依靠自身实力顺利赢得了大选。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普京似乎已经决定把俄罗斯从1991年就踏上的那条灰暗之路中挣脱出来，开拓出一条新的、类似于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以强力维持现有政权，同时允许在一些特殊领域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00年石油价格上涨给俄罗斯经济融入全球贸易带来了契机，也使普京的目标更为切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