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各工业化国家实现了有史以来历时最长、增长率最高的连续经济增长（图15-1）。若把工业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从1950年到1973年其按就业人口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4.5%；就其中各个国家而言，增长率从英国的2.2%到日本的7.3%不等。经济增长最快的是那些拥有充裕劳动力供给的国家，其中有的国家是由于农业人口的减少（如日本、意大利、法国等），有的则源自难民的涌入（如西德）。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战争刚结束时拥有当时最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现在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各自有史以来最快的，不过已开始落后于增长更快的西欧国家和日本。同时可以看到，工业化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几个国家，如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和日本等，有着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率。

图15-1　西欧的经济复苏与增长，1948—1971年。

如上文所述，“经济奇迹”一词最初是指西德在1948年货币改革后取得的显著的高速增长，而当高速增长从20世纪50年代持续到60年代时，它便成了整个历史时期的代名词。不久，以意大利和日本为代表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取得了不亚于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到处充满了奇迹！不过，这么下结论为时尚早。众多工业化国家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当然振奋，但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每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背后都有具体的原因。

美国的援助对促使欧洲经济复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之后，欧洲又以持续的高储蓄和高投资水平维持经济向前运行。虽然有时消费与投资支出之间的矛盾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但却没有演变成一战后恶性通货膨胀那样的灾难。大部分投资都用于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生产设备上。在经济萧条和战争的年份里，技术革新的成果仍在继续积累，所欠缺的只是可供使用的资本和熟练工人。实际上，欧洲经济在整整一代人手中陷于停滞状态，不仅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潜在收益，而且还因所使用机器设备的陈旧，在技术进步方面也落后于美国。因此，与所谓的“经济奇迹”伴随始终的技术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促成这一经济成就的重要因素。(www.daowen.com)

各国政府的态度和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与以往相比，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范围，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更为广泛。它们对某些基础工业实行国有化，制定经济计划并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但经济活动中最大的一部分仍由私有企业进行。西欧国家来源于政府部门的国民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一比例虽远高于战前，却不及私有部门对经济贡献的一半。战后西欧的经济体制一方面与19世纪的旧式资本主义迥然有异，另一方面与东欧式的教条社会主义大相径庭。混合型经济，或者说福利国家，已成为西欧民主国家的一大特征，其中政府承担的任务包括保证总体局势稳定，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为经济上的弱势人群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等等，至于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以满足人们需要这一主要任务，则由私有部门的企业来完成。

就国际层面而言，各国良好的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府之间广泛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并不总是自发形成的，经常需要美国从旁推动，有一些前景颇为诱人的项目，正是由于缺少了这一点而夭折。但从总体上看，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份相比较，政府间合作的发展是很明显的。

最后，从长期来看，欧洲的经济增长还得归功于它丰富的人力资本。欧洲国家的文盲率很低，拥有从幼儿园到技术专科学校、综合大学和研究院的各类专门教育机构，为新技术的有效运用提供了大量熟练技术人员和脑力工作者。在马歇尔计划取得最初的极大成功后，许多评论者错误断言，认为只需实物资本或金融资本即足以推进经济的发展。在这一错误论调指导下出笼的几项“宏伟”计划，包括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争取进步联盟”，最终均以失败和理想的破灭而告终。此外，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一直保持着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这使得其决策层变得过于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在保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同时，化解由此造成的就业、居住方式等方面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矛盾。60年代末，工会要求按照对工人有利的方式重新分配利润，工人罢工也因此愈演愈烈。欧洲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元汇率的高估有关，因为这使欧洲国家的制成品可以在本国境内取代美国的进口，或在第三方市场上与美国商品相互竞争，甚至打入美国本土市场。当美国于1971年8月单方面宣布美元贬值后，欧洲大部分国家花了10多年时间才逐渐适应新的国际贸易环境，详细情形参见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