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中后期，除德国以外的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工业生产都已恢复到大战前的水平（德国的情况将在下文分析）。但仅仅回到战前水准当然是远不够令人满意的。此外，继1946—1947年异乎寻常的寒冬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又经历了持久的干旱，1947年也因此成为20世纪农业收成最差的一年。显然，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在20世纪30年代货币金融体系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几乎整个欧洲和许多其他国家都采取了外汇管制，也就是说，除非有货币当局的许可，一国的通货不允许换成他国货币。与之相对应的机制是商品贸易的双边平衡，而这正是贸易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两项及其他一些管制措施，在战争期间被视为必要的手段而始终实行。战争结束后，各种物资——食品、原材料、零配件等——的短缺，似乎都必然导致管制政策的继续实施。要解决短缺问题，只有向海外寻求商品，特别是南美洲和北美洲，但购买那里的商品都需要美元，而在欧洲最短缺的恰恰就是美元。

前面提到过美国对欧洲的救援拨款，这些援助在战后头两年一度减轻了欧洲的“美元荒”。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在1945年12月共同借给英国50亿美元，不仅帮助了英国，而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支出帮助了其他国家（并且大部分贷款被用于兑换其英镑区贸易伙伴国在战争期间累积的英镑结存）。但到了1947年春末，战后的迅速恢复显然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甚至可能中途流产。此外，美国和苏联之间不断升级的冷战以及共产党在几个西欧国家（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影响力，使得美国当局不得不关注西欧的政治稳定。1947年6月5日，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声明，如果欧洲团结起来，一致提出对援助的要求，美国政府将给予同情的回应。这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的由来。

英法两国外长立即进行了会晤，并邀请苏联外交部长前来巴黎共同商讨欧洲应如何应对马歇尔的提议，因为马歇尔在他的提议中特意将苏联与其他东欧国家也包括在内。不知马歇尔是否预料到苏联会拒绝合作，总之，苏联外长尽管赶到了巴黎，但随即便打道回府，声称马歇尔的提议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阴谋”。1947年7月12日，16个国家的代表齐集巴黎，自称是“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表现出对外交事务异常敏锐的反应。它包括了西欧所有的民主国家以及冰岛、中立的瑞典和瑞士、仍处于军事占领下的奥地利、非民主政体的葡萄牙，还有希腊和土耳其（为打击共产党的颠覆活动，美国已经对最后两个国家给予了军事援助）。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表现出参加的兴趣，但却不得不跟从苏联；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都没有出席。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没有受到邀请；仍处于军事占领下的德国，因没有可代表它的政府而无法出席。

仍然需要对美国人民和国会进行劝说，使他们相信对欧洲的进一步的经济援助符合其自身利益。由于杜鲁门政府发起了一次极为有力的游说活动，到1948年春天，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开始由“经济合作总署”（ECA）负责执行“欧洲复兴计划”（ERP）。同时，在欧洲并非全体一致同意这一计划。英国官员原本希望从美国那里获得更多直接的双边援助，而不是通过一个欧洲组织得到援助（这可能也是苏联当初退出会谈的主要原因，他们同样也想得到双边援助）。法国对德国在将来成立的任何组织中可能起的作用感到不安。一些小国也同样各有打算。尽管如此，在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后，“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改称“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与经济合作总署共同负责分配美国的援助。另外，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必须用本国货币建立相应的基金，该基金的分配使用则须得到经济合作总署的同意。

欧洲复兴计划先后汇集了约1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除1947年底向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提供的临时性紧急援助之外，绝大部分援助是在1952年初采取美国给予欧洲贷款和补助的形式实现的。这使得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有能力从美元区进口稀缺商品。在计划实行的头一年左右，几乎有三分之一（32.1%）的进口品是食品、饲料和肥料。之后几年，则优先进口资本品、原材料和燃料，以期欧洲工业得以重建并获得出口能力。

德国起初在欧洲复兴计划中占据了出人意料的位置。在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为决定其命运，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了会谈，但商讨的结果仅仅是决定延长对德国的军事占领。（法国尽管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却也在美、英的同意下获准占领一部分德法边境的德国领土。）这项决定的本意并非是要永久性地分裂德国，而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分歧导致后者在自己的占领区内给予德国越来越多的自治权。作为回应，苏联当局在东部占领区也采取了类似的名义上的让步，但仍借助其扶植的傀儡和苏联军队的驻扎维持着严密的掌控。最终结果，德国被划分成两个独立的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柏林虽然深嵌在苏占区之内，仍被一分为四，后来并为两块区域：东柏林（东德首都）和西柏林（西德领土）。在德国政府尚未成立之前，虽然盟国管制委员会是名义上的最高当局，但实际上是由各个占领国分别管理各自的占领区域。

波茨坦会议规定拆毁德国的军火及其他重工业（苏联已开始实行），规定对战胜国及纳粹侵略受害者支付赔款，严格限制德国的生产能力，消除纳粹势力影响，其中包括将纳粹头目作为战犯审判。事实上，只有最后一个目标按照原定计划得到了实现。作为赔款的一部分，苏联当局拆毁了其占领区内的许多工厂设施并运回国内。西方各国在经过一次索取实物赔款和瓦解大型工业集团的仓促尝试后，意识到德国经济必须保持完整，这不仅是为了维持德国人民的生活，也有助于西欧的经济复苏。它们完全改变了政策，不仅不再限制德国国内的生产，而且采取步骤促进其发展。做法之一是为经济上的统一做准备，开始是美英两国在1946年底将各自的占领区合并为美英占领区，不久法国占领区也并入其中。正如关税同盟奠定了日后德意志帝国的基础一样，西部占领区经济上的统一也描绘出了未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前景。(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出现了。为确保占领区人民的生存条件（随着东部难民的不断涌入，人口急速膨胀），美国军事管制政府在1945年到1948年这3年内为西部占领区三分之二左右基本供应品（以食物为主）的进口提供融资。为刺激其占领区经济的复苏，西方国家在1948年6月进行了德国货币的改革，用新马克取代业已贬值、遭人唾弃的纳粹时代的德国马克，而交换比例为1个新马克换10个旧马克。（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因为人们早已抛弃了原有货币而回到了物物交换的时代。咖啡、丝袜，尤其是香烟，成了衡量价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换的媒介。）这一改革的成效可谓立竿见影，而且势不可挡，因此被人们称为“Wirtschaftswunder”（意为“经济奇迹”）。之前囤积、窖藏或在黑市交易的商品开始公开流通，商店开始重新备货，工厂重新开工，西德从此进入引人瞩目的经济复兴期。

未能参与这次货币改革的苏联认为这一行为违背了“波茨坦协定”（事实也确实如此），于是封锁了西部占领区和西柏林之间的所有公路和铁路交通作为报复。苏联希望借此迫使西方军队撤出柏林，或者至少使对方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西方同盟的回应是迅速组织战略物资的大规模空运。在长达一年多之久的庞大军事行动中，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共出动30万架次飞机前往柏林，输送量在高峰期曾达到每天运送8 000多吨补给品。这些空运补给品要同时供应美英驻军和西柏林300万居民日常所需。

同时，西德也逐渐参与到欧洲复兴计划之中。起初，在1948年，由美国军事管制当局接收、分配对西部占领区的援助。后来，西德各州获准派代表参加制宪会议，随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49年5月诞生。不甘示弱的苏联不久也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9月，对柏林的封锁解除。

西德现已完全融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马歇尔计划，也许可以认为西欧的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了，但还有更多、更好的事情即将发生。马歇尔计划结束于1952年，它取得的成功超出了不少参与者的预期，甚至也使一部分该计划的发起人始料不及。虽然它并没有如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创造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许多严重的问题也还留待解决，但是不应忽视西欧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生产水平的事实，而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新成立的机构将继续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实现新的突破。

欧洲支付同盟（EPU）是新成立机构中的重要一员。前面提到过，战后头几年中，增加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外汇（特别是美元）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双边贸易平衡的必然性。虽然曾有过打破这一限制的尝试，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1950年6月，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美国5亿美元拨款的援助下，终于得以创立欧洲支付同盟。这一天才的构想使得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多边贸易得以顺畅地进行。欧洲国家之间的所有贸易都有精确的账户记录，每月底结账并取消账户。出现赤字的国家记入中央账户的借方，赤字过大时必须用黄金或美元支付一部分金额；相反，盈余国家在中央账户记入贷方，若盈余很大，则可以黄金或美元收取一部分金额，从而可以从所谓的硬通货区（主要是美元区）进口更多商品。这就促使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增加相互间出口，减少对美国及其他海外供应商的依赖。

欧洲支付同盟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其成立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贸易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历史上除19世纪60年代一系列贸易条约签订之后的几年外，还从未有过如此高的增长率。当然，这其中大部分贸易增长都发生在欧洲，包括欧洲国家之间以及欧洲与海外国家之间。欧洲支付同盟的巨大成功和贸易的普遍增长，使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得以在1958年恢复各成员国货币的可自由兑换和全面的多边贸易。196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演化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和加拿大（还有后来的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加入其中，这是一个由发达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协调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寻求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并商讨成员国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