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人民的生存得到保障后，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正常的法律、秩序和公共管理。在德国及其附庸国，盟军政府在和约签订期间承担了这些任务。战争期间，许多受纳粹侵略的国家曾在伦敦建立流亡政府，现在这些政府随盟军回到各自的祖国并随即重新执政。

但这些政府的重新上台，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恢复正常”，那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的幻想而已。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记忆仍徘徊在人们的脑海中，与战争的苦难交织在一起，谁也不想再次经历类似的痛苦。在欧洲大陆，反对纳粹党的地下运动的领袖们在战后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运动的同道者，主要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则致力于克服战前的阶级对立，并把一批新生力量推上重要职位。英国的工党积极参与丘吉尔的战时联合政府，该党领袖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并领导工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不久便一举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最后，战后即将开始的大规模重建工作，预示着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远比战前重要。而且，战争期间积累的行政管理经验正可运用到战后重建中来。

在所有国家，上述种种趋势的影响普遍反映在人民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呼声上，而对经济领域改革呼声的回应则表现为关键部门的国有化，包括交通运输、电力和部分银行系统；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扩大，包括退休金、家庭补助、免费医疗或医疗补贴，以及更多受教育机会；政府对维持经济良好运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甚至美国也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案》，设置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并使联邦政府做出维持高就业水平的承诺。

国际战后重建计划在战争尚未结束前就已开始。早在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在停泊于北大西洋（确切地说，是在纽芬兰的布雷森莎湾）的一艘战舰上戏剧性地会面，并签订了《大西洋章程》，承诺两国（之后包括其他联合国成员）将致力恢复世界多边交易体系来取代20世纪30年代的互惠主义。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份意向声明，并没有要求任何一方采取具体行动，但至少这是良好意愿的表现。(www.daowen.com)

接着，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和英国代表团起了主要作用，从而为两大重要国际机构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职能将是管理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结构，以及为各国国际收支短期失衡提供融资；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BRD），也即世界银行，则负责为战争受害国的经济重建和世界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贷款。虽然这两个组织直到1946年才正式开始运行，其职能也因种种原因在之后数年间未得到充分发挥（原因后述），但至少已经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开了个好头，对于它们未来应有的组织架构也达成了共识。

布雷顿森林会议也展望了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创立，这将是一个为各国间公平贸易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为此又陆续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但最大的收获只是1947年在日内瓦签署了效力比预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小得多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缔约方互相承诺给予所有其他缔约方最惠国待遇（即消除贸易歧视），寻求减免关税而非诉诸数量限制（配额），取消原有类似限制，并在重大政策变更之前进行相互磋商。这些条款远远少于国际贸易组织原定的构想，在实践中也常有未被遵守的情形；但在关贸总协定的影响下国际上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关税减免问题，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壁垒的降低。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从1947年的23个增加到20年后的80多个，最后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