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富兰克林·罗斯福入驻白宫，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此时，美国正处于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失业人口多达1 500万——大约占总劳动力的一半，事实上工业已经完全瘫痪，银行体系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这次危机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1932年，大约15 000名失业的退伍老兵组成庞大的队伍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直到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一支常规部队到达才将他们驱散。在农村地区，农民们有时私自行使法律手段来保护抵押品不被没收；暴力弥漫在城市街头。

在竞选演说中，罗斯福倡议在美国实施“新政”。在他就任总统后风风火火的100天内，美国国会积极配合通过了他的提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定新的法律。实际上，在他第一届任期的4年内，立法总量超过了以往各届。这些法律主要关注经济复苏和社会改革问题，立法的领域包括农业、银行业、货币制度、证券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住房、交通、通讯和自然资源等——其实涵盖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段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政府建立了国家复兴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来监督来自各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制定“公平竞争法规”。尽管当时《国家工业复兴法》被认为是新经济政策的开端而广受民众的褒扬，然而事实证明它不过是20年代赫伯特·胡佛任商务部长时提出的贸易协会的翻版。这个政府更像是战时经济的政府：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事实上曾在战时经济的政府中任职，工作稳定，包括罗斯福本人，那时他就是海军助理部长。国家复兴署还带有类似于意大利工业组织中的法西斯制度的显著特点，尽管该政府没有采取残暴和警察国家的手段。本质上，这是一个私有经济计划（工业的自我治理），通过政府监督来保护公共利益，保证劳工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国家复兴署是违背宪法的。其他领域里也有些法律被最高法院取缔了，但是罗斯福又通过新的法律来达到原有的目的。在工业方面，他改变了立场并且领导了一场“反托拉斯”运动（后来同样由于二战的到来又改变了立场重新支持垄断）。工业复苏的进展令人失望，1937年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又遭遇了新的萧条。1941年美国仍有600多万失业人口，这一水平和一次大战时期差不多。尽管新政的一些改革本身很有价值，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与同时期欧洲的经济方案一样，对于大萧条基本上收效甚微。

没有其他西方国家比法国遭受更多困难了。大多数西线战事发生在法国最富裕的地区。法国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聚集了战前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包括60%的钢铁和70%的煤矿，这些地区还是重要农业生产区域。最骇人听闻的是死亡人数：150万法国男子——战前达到兵役年龄的一半男性——死于战争，另一半则大多终身残疾。由此看来，法国要求德国赔款不足为奇。

依靠德国的战争赔款，法国政府立即在受战争破坏的地区展开了全面的重建计划，刺激了经济增长，创造了产出的新纪录。然而当德国的赔款无法达到预期数目时，不稳定的赔款融资途径给重建的计划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相当严重，法国占领了鲁尔区，费用很大但是效果很差。法郎在和平年代的7年里贬值幅度比在战时还要大。法国最终意识到无法强迫德国人支付赔款，于是在1926年成立了联合内阁，由6位前任总理组成，整治经济和大幅增加税收，终于把法郎的币值固定在战前币值的五分之一左右上。这个措施比英国和德国采取的极端措施更令人满意，但这得罪了两大阶级，其一是在通货膨胀中失去了约五分之四购买力的收租者阶级；其二是承担大部分税收负担的工人阶级。因此，与德国一样，通货膨胀滋生了右翼和左翼的极端主义。

当法郎的币值被固定时，它的价值与其他货币相比其实被低估了。这一情况促进了出口，抑制了进口，于是带来了黄金流入。因此，法国的经济萧条要晚于其他国家——直到1931年才出现，程度可能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却持续了很久。法国经济一直到1936年才开始好转，并且当1939年二次大战开始时法国经济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同其他国家一样，经济萧条引发了数次社会抗议活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极端主义组织。1936年，三大左派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Radicals）联合组成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并赢得了当年的选举，推选备受尊敬的社会党人利昂·布鲁姆（Leon Blum）为总理组建了新的政府。人民阵线的政府将法兰西银行和铁路国有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涉及劳工的改革措施，例如：一周工作最长不超过40小时，劳工纠纷的强制仲裁以及产业工人带薪休假。然而在复苏经济这个大问题上，与法国历届政府以及其他外国政府相比，人民阵线政府并没有高明许多。随着国际事务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要议题，人民阵线在1938年解散了。

西欧的一些小国家，都严重依赖于国际贸易，因而在大萧条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当英国和法国重新回到金本位时，许多东欧和西欧的小国家采用了金汇兑制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没有持有可以兑换本国货币的黄金储备，而是持有经济强国的中央银行存款，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在英国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后，其大多数贸易伙伴国也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并且将本国货币与英镑挂钩。这些国家就构成了“英镑集团”，它包括多数英联邦国家和英属殖民地、几个中东国家以及欧洲的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33年美国对美元实行贬值，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和加拿大，试图将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在欧洲，只剩下法国处于“黄金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其中还包括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努力维持货币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它们一直支撑到1936年。（与此同时，德国采用了一套全新的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在之后的章节中讨论。）法国恢复了有限的国际货币合作之后，对法郎进行贬值，并且脱离了金本位。在1936年的“三国货币协定”（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中，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同意稳定各自货币间的汇率，避免竞争性贬值，加速国际经济复苏。这只是漫漫征程的一小步。(www.daowen.com)

在中欧和东欧以及西班牙，政治的发展——法西斯独裁主义的兴起——掩盖了经济问题；即使是他们在经济方面也有所行动。最先在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通过合法手段于1922年掌握了政权，之后迅速采用国家警察形式巩固了政权。为了从意识形态上支撑该政权，墨索里尼雇用了哲学家乔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为法西斯主义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并将其作为墨索里尼自己的哲学公之于众。法西斯主义以使用武力为荣，认为战争是人类的高尚活动，否认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蔑视物质上的福利，并且认为人生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值得庆贺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把国家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象征。

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重建，墨索里尼需要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组织。墨索里尼提出了“公司国家”的概念，这是他的政权最大肆宣传也是最失败的一次创新。从原理上讲，公司国家既是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虽然它允许财产权私有，然而私有者和工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由国家代表的更高的社会整体利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的所有产业被组织成12个公司，相当于行业协会而不是商业公司。工人、经营者和国家由党内要员所代表。所有早先存在的工会都被取缔了。这些公司的作用包括管理价格、工资和工作环境以及提供社会保险。实际操作上，在公司运行期间，公司主要以资本主义的行业协会的形式存在，其目的是牺牲工人和消费者利益来增加商人和党内领导者财富。其他方面的法西斯经济政策也同样不成功。除了大量的公共事业和军备项目，意大利在大萧条中遭受了严重打击；甚至连美国的法西斯主义辩护者的辩辞——“墨索里尼让火车准点出发”也并不真实。更糟糕的是，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为寻找应付经济萧条的对策，在重要的经济部门建立了大量国家支持的企业，这些企业的重心是保持高就业率而不是注重效率。这些国家支持的企业直到现在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使得私有化改革十分艰难，即使到了20世纪末仍是如此。

在对付大萧条方面，有一个国家比意大利更成功——事实上比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要成功——这便是纳粹德国，它是第一个完全复苏的主要工业国家。（在一些小国家中，整个30年代瑞典的失业率是最低的。）1933年，德国还有600万的失业者，占总劳力的四分之一；到了1939年，德国经济空前繁荣，工作岗位比劳动力还要多。达到这种盛况，主要还是因为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随后又逐渐加进了二次军备计划。在此期间，德国发展了第一个现代高速公路系统（autobahns），极大地加强了工业部门，从而为德国奠定了二次大战初期攻无不克的优势。

为了替代自愿工会（在1933年被取缔），纳粹党强迫工人加入“国家劳工阵线”（National Labour Front）。废除了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建立了劳工“信托”委员会，全权负责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的具体安排。他们劝说实业家与新的政府合作。如果合作，他们将被允诺不再受劳工纠纷的困扰；否则，就没收他们的产业并将他们关入监狱。与苏联的集权政府不同，纳粹党没有采取全部经济的国有化（尽管没收了的犹太人企业也经常转交给党内成员处理）；他们依靠高压政治和管制措施来达到目的。

保证德国经济在战争期间能够自给自足是纳粹政府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一次大战时协约国对德国封锁的毁灭性打击的确是刻骨铭心的，并且希望能在未来不用担心这样的困难。他们指使科学家研发新的民用和军用的人造品或合成品，其原材料可以在德国国内找到。自给自足政策同样决定了德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特点。早在1931年，纳粹党上台之前，德国已经采取了兑换管制以防止资本外流；希特勒的经济顾问雅尔玛·沙赫特博士（Dr. Hjalmar Schacht）设置了几个崭新而复杂的财政和货币管制政策，从而加强了德国国家银行对外汇交易的控制。德国还和东欧及巴尔干国家进行了贸易协议谈判，实现以物易物，德国用工业制成品换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食品和原材料，这样就避免使用黄金或者稀有外国货币。虽然实际上很少有德国商品运输出去，但是这个政策成功地将东欧拉进了德国战争经济。

西班牙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避免了许多困扰其他欧洲国家的问题。事实上西班牙工业由于战时需求的紧张而受益，但它仍是低产量的农业占主导的国家。在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将军独裁统治的1923年至1930年期间，西班牙的经济也加入到了当时繁荣的世界经济之中，而之后的经济大萧条是君主国灭亡以及1931年第二共和国建立的原因之一。那些年的经济环境对寻求改革的共和派人十分不利。1936年，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极具摧毁力的内战，以共和派人1939年的覆灭告终，同时建立了在某些方面与法西斯意大利及纳粹德国相似的自给自足体制，但没有德国的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