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被认为是战后和解的一次会议，但它没有努力解决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些问题。和约的制定者们并没有期望发生这样的结果（除了对德国的条约外），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经济的现状。和约带来的最主要的两类经济难题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和货币金融问题。这两类困难都不能仅仅归咎于巴黎和约，但是和约不但没有改善这些问题，反而加剧了它们。

实际上各个条约是根据签约地所在的法国郊区的名字而命名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与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条约要求将阿尔萨斯-洛林省归还给法国，并且允许法国占有煤炭丰富的萨尔地区15年；将西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和一部分矿藏丰富的上西里西亚划分给重新建立的波兰。再算上其他一些次要的条约，德国一共割让了战前领土的13%以及1910年人口的10%。这些割地中包括大约15%的可耕地，大约四分之三的铁矿和大部分锌矿，以及四分之一的煤炭资源。当然，协约国（包括日本）已经占领了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并通过和约对它们的拥有权进行了确认。

另外，德国必须放弃其海军、大量的武器和军火、大部分商船、5 000台火车机头、15万节火车车厢、5 000辆卡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物品，并且还要被迫限制其军事力量，将莱茵河地区由协约国控制15年，以及接受其他一些毁灭性或者仅仅是羞辱性的条款。最耻辱的是著名的战争罪行条款（war guilt clause），《凡尔赛条约》第231条宣称德国接受“德国以及其同盟国对一战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和破坏负责……”此申明旨在明确同盟国的“赔偿”义务，然而协约国内部对赔款的性质和数量存在严重分歧，以至于无法及时在签约前达成一致，只好委派赔款委员会在1921年5月1日前就此递交一份研究报告。会上，英国代表团经济顾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感觉压力太大了，因而辞去了职务并开始写一本畅销书——《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书中预见到条约的严重后果，不仅对德国甚至整个欧洲都不能幸免，除非对赔偿条款进行修改。虽然凯恩斯的论点引发了争议，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预言。

奥匈帝国在战争最后几周内的瓦解使两个新的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都比过去同名的国家的领土小了许多。还成立了两个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前者由前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些省份构成，后者则由前奥地利、德国和（大部分）俄国的领土组成。塞尔维亚获得了奥匈帝国的一些南斯拉夫省份，加上黑山组成了南斯拉夫共和国。罗马尼亚由于和西方国家结盟而从匈牙利获得了大量领土，然而战败的保加利亚丧失了领土，被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占有。意大利获得了的里雅斯特、特兰提诺和奥地利的德语区南蒂罗尔。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几乎丢失了所有欧洲部分的领土（邻近伊斯坦布尔的内陆除外），以及在近东的阿拉伯省份；终于在1922年，奥斯曼帝国在一次革命中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民主共和国。

战前的奥匈帝国，虽然在政治上是非常的落伍，但是至少在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多瑙河流域建立了大片自由贸易区。从旧帝国分裂出来的新国家，互相嫉妒，并且害怕受到外部强大势力的统治。因此它们试图通过自给自足在经济领域肯定它们国家的地位。由于领土狭小、经济落后，完全的自给自足明显不切实际，它们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反而阻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复苏，增加了不稳定性。交通的中断使这一目标更显荒谬。战争结束的初期，因为国界存在争议，边界冲突接连发生，各国索性禁止领土内的火车出境。一时间，国际贸易几乎完全停止。最终，各国签订了一些条约结束了这些极端的经济国家主义行为，但是其他形式的限制仍然存在。

经济国家主义不仅仅局限于从原来帝国分裂出来的新国家。俄国在内战期间退出了世界经济的舞台。当它在苏维埃政权下重新崛起的时候，它的经济关系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形式。国际贸易中俄国成了独特的买家和卖家。它只买卖政治领导人认为有战略需要的产品。

在西方，过去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开始采取各种限制性政策，不仅包括保护关税，还包括一些更激进的手段，诸如实物进口配额和进口禁令。与此同时，它们试图通过发放出口补贴等方式来促进本国的出口。英国，先前自由国际贸易的先锋，在战时也不得不征收关税，来作为战争经费来源和挽救航运业的手段。这些关税（税种和税率都有所增加）持续到战后，刚开始只是作为暂时措施，但在1932年后演化为官方的保护主义政策。英国还同别国展开双边贸易谈判，签订了一些双边贸易协议，这些协议抛弃了在19世纪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

美国，早在战前就已经设置了相对较高的关税，战后更是将其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1921年的紧急关税法案（Emergency Tariff Act）对德国染料实施了完全禁运。（战前美国国内几乎不存在染料工业，它是在战时没收了德国专利权之后开始发展起来。）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 Act）中规定的税率达到了顶峰；不过后来在1930年，总统胡佛不顾1 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签署了《史密斯-霍利（Smooth-Hawley）贸易关税法》，又打破了之前的纪录。

这种所谓的新重商主义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并没有随着备受质疑的法律的实施而立即停止。每个刚出台的限制性措施因损害了别国利益遭到了报复。例如，在《史密斯-霍利贸易关税法》通过后，几十个国家立即对美国产品提高了关税。战前20年中，世界贸易额翻了一番还多，然而在之后20年内就再也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了。同一时期，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额在战前20年内也翻了一番，然而之后只有1929年达到了战前水平。1932年和1933年的贸易额都低于1900年的水平。如此过分的国家保护主义完全违背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其后果是产量和收入水平更低，而不是预期中的更高的水平。

由战争造成并被和约恶化的货币和财政混乱，最终导致了国际经济的彻底崩溃。赔款问题是混乱的核心，赔款纠纷事实上是一个涉及协约国之间战争债务以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问题。协约国尤其是美国的政客们，坚持分别解决各个问题而不是在一个有机联系的框架下面统筹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之后国际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在1917年之前，英国是协约国主要的战争经费的提供国，累计向其盟国借出了约40亿美元贷款。当美国参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军费的主要提供国，此时英国的资金已基本耗尽。到战争结束时，协约国内部的债务总共达到了200多亿美元，其中一半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其中20多亿美元是由美国救济委员会（American Relief Agency）在1918年12月到1920年之间预付的］。英国垫付了约75亿美元，大约是它从美国获得的款项的两倍；法国垫付了25亿美元，与其所借金额大致持平。对欧洲协约国来说，这些借款仅是名义上的，它们希望战争结束时这些债务都能够一笔勾销。它们自然而然地以同样的逻辑来对待美国借款，再加上因为美国很晚才加入战争，不论从人力还是物力来说，贡献都比较少，而且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然而美国却认为这些借款是商业交易。尽管它同意战后减少利息以及延长还款时间，但仍然坚持本金的全额偿付。

此时赔款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法国和英国要求德国除了赔偿民事伤亡（赔款条款的主体）之外，还应赔偿协约国政府在战争中付出的所有开销（补偿金）。美国威尔逊总统没有提出索赔要求，并努力劝阻各国也不要提出索赔要求，但是协约国索赔的意愿十分强烈。法国一方面希望美国能取消掉战争债务，另一方面坚持获得战争赔偿。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建议赔款和债务一同免除，但是美国人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随后柯立芝（Coolidge）总统演讲中的一句话反映了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它们借了钱，难道不是吗？”最终的妥协是要求德国应偿付协约国认为它们可能得到的金额，同时出于对威尔逊总统的尊重，将全部金额称为“赔款”（reparations）。(www.daowen.com)

德国在1919年8月就已经开始以现金或实物（煤炭、化工产品和其他物品）形式支付赔款，当时巴黎和约还没有签订，更不要说赔款的总金额是多少了。这笔偿付记入最终的金额。终于，在1921年4月底，离截止日期5月1日只有几天的时间，赔偿委员会通知德国总赔款为1 320亿金马克（约合330亿美元），该金额比德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还要多。

事实上，在欧洲衰退的经济和世界经济不稳定的状态下，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协约国根本无法偿还美国的债务，除非从同盟国中获得一笔相同数额的赔款。但是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最终取决于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外国货币或黄金，只有外国货币和黄金才能用来支付赔款。然而协约国对德国实施的经济限制，再加上魏玛共和国的内部软弱无能，德国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贸易顺差来支付每年的赔款。在1922年盛夏，由于赔款的巨大压力（还有一些投机者的行为），德国马克开始灾难性地贬值。在这年年底前，德国不堪重负，中止了赔款。

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在1923年1月占领了鲁尔，接管了煤矿和铁路，并且试图迫使德国煤矿主和工人生产煤炭。德国人采取了消极抵抗。政府印刷了大量纸币来支付鲁尔工人和雇主的补偿金，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14年时4.2德国马克兑1美元，在战争结束时纸币变成了14：1，在1922年7月跌到了493：1，到1923年1月为17 792：1。之后，马克的币值以指数形式继续下跌，到11月已达到151 923：1，最后政府记录了这样一个对美元的汇率：4.2万亿：1！马克实际上已比印刷的纸张还要不值钱了。这时，德国货币当局决定废除德国马克，改用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相当于1万亿旧马克。

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不仅限于德国。属于旧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保加利亚、希腊和波兰都发生了失控的通货膨胀。奥地利克朗的票面价值起初是5：1美元；到了1922年8月报价为83 600：1美元，此时正逢国际联盟提出一项计划，建议奥地利引入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先令——来稳定经济，并于1926年成功推行。法国法郎也没有幸免；战前金法郎兑美元为5：1，但在1919年下跌了约一半变成11：1。在法国占领鲁尔期间，法郎起初是升值的，然后突然下跌，因为之后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占领鲁尔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下跌到历史新低40：1时，政府最后在1926年将法郎固定在25.5：1。

正如凯恩斯预见的那样，世界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法国军队在1923年底撤离鲁尔，无法达到初始的目的——迫使德国继续支付赔款。美国投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G.Dawes）紧急召集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建议逐年减少赔偿金额，重新组建德国国家银行，并且借给德国一笔8亿马克（约2亿美元）的贷款。这个所谓的“道威斯借款”大部分来自美国，帮助德国继续履行赔款并且在1924年重新回到了金本位。之后，美国以私人贷款的形式继续向德国市政和企业组织提供贷款，这些组织从美国大量贷款并将收益用于技术现代化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在此过程中，德国政府赚到了足够的外汇来支付赔款。

灾难性的通货膨胀给德国社会带来了深深的创伤。通货膨胀对公民不平等的影响引起了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除了少数聪明的投机者获得了大量财富，大多数公民，特别是中下层阶级和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们（领退休金者、债券持有者和靠工资收入的劳动者），他们微薄的积蓄在数月甚至数周内化为乌有，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这一切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很轻易就受到极端主义政治家演说的感染。在1924年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和国家主义党（Nationalist）都从温和的民主党人身上夺走了大量选票。

战后的英国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就在战前，英国极大地依赖于国际贸易和过分地致力发展一些正在被迅速淘汰的产业，这两点就已经预示着英国经济在20世纪将会经历极为困难的调整阶段。在战争中，它们失去了海外市场、海外投资、大部分商船以及其他海外收入来源。但它们仍像以往一样依赖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同时它们意识到自己负有更大的世界责任，因为它们不仅是欧洲最强大的胜利者，还是海外新领土的管理者。它们必须出口，然而工厂和矿井闲置无用，失业率居高不下。1921年，100多万名工人——约占劳工总数的七分之一——没有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失业率鲜有低于10%的情况，在经济大萧条的最差时期达到了25%以上。

政府解决经济困难的对策软弱无力、毫无创见、没有效果。应付失业唯一的对策是失业救济金，这种方法只起某种安慰性的作用，根本无法维持失业者全家的生计，反而给本已不堪承担的财政计划增添了又一个负担。在其他方面，政府主要采取减少开支的策略，只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于是停止了国家在学校、医院、高速公路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扩张和现代化的步伐。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简单直接的措施引发了灾难。

英国在1914年为支付战争费用而放弃金本位。一次大战之前伦敦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金融中心，战争期间随着金本位的放弃，英国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每况愈下，政府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求尽快回到金本位，以防止进一步的下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多久之后才能恢复金本位制；（2）英镑如何定价？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普遍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经充足。第二个问题存在争议。在战前的体系下，1英镑相当于4.86美元，但是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了金本位制。英国经历了比美国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恢复战前的平价，会使英国工业与美国以及其他与美元保持等值或者甚至采用更低汇率的国家相比，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英国总是表现出一种保持传统的情结，尤其是在金融这样重要的方面。此外，英国的大多数对外投资是以黄金或英镑计价的，如果回到一个低汇率的金本位，那些投资者将会损失惨重。1925年，英国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在早些时候已从自由党转向保守党——决心要恢复战前的金本位。为了保持英国工业的竞争力，必须降低工人工资。其政策的最终效果是收入的再分配，使靠股息收入生活的人受益而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工人受损。

海外市场的丧失以及更高的生产成本对煤炭工业的影响也极为严重。矿工是英国工人中最激进的团体；在一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他们已经上演了好几次大罢工。当面对着由于重归金本位而导致工资削减时，矿工们在1926年5月1日举行了罢工，并且说服了许多其他工会加入，他们从而发动了一次总罢工。英国工会组织中大约有40%的成员加入了这次罢工，主要是那些公用事业和类似行业。但是罢工只持续了10天，以工会的失败而告终。中产阶级的志愿者坚守了关键的服务业岗位；面对政府的强烈反对，工会领导者宁可放弃斗争也不愿冒引发内战的危险。简而言之，这次总罢工种下了阶级分化的苦果，加深了各阶级之间的怨恨，使得针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发起联合行动的难度更大了。

除了英国的问题，欧洲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繁荣起来。从1924年到1929年的5年里，这些国家似乎确实恢复了正常。基本上完成了物质上的重建，战后最紧迫的问题也得以解决。在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领导下，国际关系的新时代悄然而至。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德国和法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时期。但是经济繁荣的基础相当薄弱，依赖于源源不断地从美国自愿流向德国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