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和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并肩负着世界人口增长的压力，同时还深受经济范畴之外的政治制度变化的影响，20世纪末的世界经济的制度结构已经与世纪初大为不同。如此的制度变化几乎不胜枚举，其变化内容包罗万象。但是可以对这些变化加以归类，分为以下几点：国际关系变化，国家体制变化，国内的变化，例如政府角色的变化，商业公司的规模和性质的变化以及教育职能的变化。一些制度变化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述，这里只是介绍一些概况。

国际关系

1914年前的世界经济简直可以说是由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和美国所主宰。在政治方面，西欧——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但也包括荷兰、比利时、丹麦和意大利以及幅员辽阔的俄国——几乎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三的土地和大部分世界人口。经济方面，欧洲国家和美国（不包括它们的海外殖民地）的产出和贸易量，大大超过世界总产量和总贸易量的一半。表13-8列出了世界贸易量在各地区的百分比分布。可比较的产量和收入的数据无法获得，但可以肯定的是，欧美国家在生产中的支配位置甚至比它们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支配位置更强大。

表13-8　1993年和1999年世界贸易额（出口和进口总额）

单位：占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W.S. and E.S. Woytinsky, 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s（New York, 1955）,p.45；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0, p.187。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产物——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得这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沙皇俄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苏联，一种崭新的经济组织。东欧中部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兴或扩大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德国不仅失去了海外殖民地，连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领土和人口都没能保住。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其余的欧洲殖民者加紧了对它们的海外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剥削。欧洲在世界贸易和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了，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是美国、英联邦各自治领和日本的比重提高了。之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法西斯势力开始在意大利、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日益壮大，并伴随着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的诞生。

在亚洲，日本在战前还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帝国，而战后却慢慢扩大并成为了经济强国。日本参加一次大战的动机是想夺取德国对太平洋的控制权和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日本最终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同时它还利用俄国十月革命之机，通过控制中国东北的南满铁路，想占有当时仍是中国的东北地区。1931年9月，日本军队以保卫铁路为由，通过武力占领了东北，并且很快建立了傀儡政府，并将中国东北命名为“满洲国”。日本试图通过让中国从属于日本统治者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一种掩饰大日本帝国的说法）来对中国继续施加压力。1937年，他们制造了一起军事“事变”，随后便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人在组织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使他们得以占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控制了中国整个海岸线。但是中国军队在绝境中依然不放弃斗争，拒绝投降并逐步向内地撤退。欧洲地区战争的爆发给了日本更多的向亚洲其他地区扩张的机会，此时日本与中国的斗争已达到了白热化阶段。

随着二次大战的展开，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重组，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欧洲随之失去了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霸权地位。欧洲传统的各强国之间的长期争斗从此画上句号，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角逐。由于两大势力的争斗，欧洲国家比以往更为清晰地划分为东西两大阵营：东部国家集团受苏联的控制，西部则主要是民主制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与美国有着紧密的关系。

二次大战后不久，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试图维持和恢复它们在海外的特权，但是新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很快打破了它们的幻想。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很快摆脱了法国和英国的控制，但是阿尔及利亚却经历了一段长期的血腥斗争，才于1962年迫使法国承认它的独立。被日本在战争期间占领的东南亚各殖民地也纷纷独立了，而法国试图再次控制越南的企图也受到了挫败。英国为了避免在印度大陆发生战事，不得不于1947年同意在那里建立两个新兴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后来东巴基斯坦脱离了西巴基斯坦的统治，之后宣布独立为孟加拉国）。英国同样承认了锡兰的独立，随后又改国名为斯里兰卡。

二次大战中日本饱受美国炸弹的轰炸，包括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非试验性质的原子弹爆炸，之后又被美国军队占领达5年之久。在这期间，在美国势力的监督下，日本的主要制度（除了天皇制度之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成为一个民主制的国家。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日本恢复了其主权，极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短短几年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两个多世纪里不断抵御西方入侵之后，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激烈的变革——革命，以及数十年的国内战争。1911年，一群受西方思想影响的青年革命家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并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制国家。但是他们从未真正掌握国家大权。20世纪30年代，日本先是对东北进行侵略，之后又发动了对华全面入侵，这极大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并于1949年取得成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结成了同盟，并试图用苏联模式来发展经济。在1960年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又进行了各种尝试，但都收效甚微。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再次建立了外交和经济关系，然后开始以一种罕见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相混合的方式开创了经济发展的新纪元。

非殖民化、新兴国家的独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发展现代化经济以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的种种尝试，给世界经济关系注入了新的元素。南北关系（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通常也被委婉地称为发展中国家——对峙）加入到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对峙之中。这期间诞生了一些新的国际组织，其初衷是便于开展积极的对话和消除不必要的敌意。

一些国际组织要追溯到19世纪——例如1864年创立于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和创立于1874年、总部设在瑞士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但在20世纪似乎更容易形成这种国际组织。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有成百上千类似的组织，大多都和经济无关，但也有一些组织在许多方面都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运行。

1919年通过《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建立的国际联盟，由伍德罗·威尔逊提议，其目的是维护世界的和平和昌盛。但美国参议院不认可这个条约，美国没有加入这一联盟，再加上自身组织结构上的弱点，因此这个联盟注定是以失败而告终。该联盟的经济上的影响力要比政治上的影响力更加持久，但是影响力也相当有限。该联盟的经济部门收集和发布了实用的数据和科技报告，引进了标准的会计方法，但是在处理两次大战之间真正重要的经济问题时，却显得疲软无力。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盟的一个下属机构并没有随联盟一同消失，而是成为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构幸存下来。该机构调查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然后发表调查结果，并就此发表相关评论，但是，它的评论并不具备约束力。

联合国作为国际联盟的继承者，在维持和平方面略有起色，并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来解决经济和相关事务。一些其他的国际和超国家组织，特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欧盟将在随后讨论。

政府的作用(www.daowen.com)

在20世纪还有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影响着所有国家，这就是大大扩大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在经济国家主义最为兴盛的时期——17世纪，集权的君主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支配经济，但是由于他们的资源有限、手段简单，因此无法产生很大的效果。另一方面，在19世纪，在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下，政府一般会有意限制自己对经济的干预。20世纪政府职能的增加，一部分是因为两次战争对财政的需要，另一部分是出于国防的考虑——但仅仅只是一部分而已。

在苏联和其他苏联模式的经济中，政府通过一个涵盖广泛的计划经济体系来承担所有的经济大任（20世纪90年代苏联体系的重大变化和苏联帝国的崩溃将在第十六章论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交战国同样采取了政府深度操控和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但也有例外（随后将会提到）；在和平时期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制国家内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是私人和公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恢复到19世纪提出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或称之为荒诞的想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所有的国家都试图奉行复苏和稳定经济的政策，但鲜有成功之例。二次大战后，它们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之后，一般都取得了成功。大多数国家采纳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形式，但没有像苏联那么广泛和强制。这种被称为“混合经济”的体制便在西欧国家流行起来。

而上述中的例外一般是两种情况：一是政府直接从事或者以政府的名义从事生产性活动，二是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等方式来实行转移支付或重新分配收入。例如，即使在19世纪，政府也参与经营供水厂、煤气厂和其他公用事业。还有一些案例是，政府出面建设铁路或者将已建成的铁路进行国有化（见第八章和第十一章）。20世纪，国有工业更加普遍，有时候私人企业办不下去了就转为国有化来收拾残局（如美国的客运铁路），也有的时候是出于执政党的某种政治目的。更深入的讨论参见以后的章节。

政府职能扩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转移支付，这个职能的出现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但是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它才真正发挥了作用。19世纪80年代德国首相俾斯麦提出专为工人设立医务医疗、事故保险和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建立一个非常有限的养老金制度，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实行家长制统治。这种新的措施大多在一次大战后逐步地在其他国家得到仿效和推广。例如美国，直至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实行新政时才开始设立广泛的社会保险（包括失业补偿）。在二次大战后，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大多数民主制国家政府大大扩展了社会保障和其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它们便成为人们所熟知的福利国家。

一些数据将会帮助我们感性地认识政府职能的扩大。在19世纪和平时期，政府开支一般不到国民总收入的10%，有时候更低，例如1900年至191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总共仅占国民收入的2.5%（可以肯定，那时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总开支已经超过了预算）。但是即使是在一战前夕的英国，当全国投入与德国的军备竞赛时，政府总支出也不过是国民收入的8%。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美国的政府支出上升至占国民收入的28%，而欧洲那些交战国则大多上升至50%。战后，政府开支开始减少，但降幅不大，持续时间很短。例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政府的开支平均占国民收入的20%，多数是用于支付战争借款的利息，剩余的多半则用于英国的失业补偿制度中的“救济金”支出。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一战结束后短暂地低于5%，之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平均达到了12%，而随后在二战期间又将这个比重猛增至50%以上。二次大战结束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再次下降，但依旧维持不久。在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西欧还是美国，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介于20%和30%之间，这一数据取决于公共事业发展的程度，但之后该比例又升至30%至40%间，乃至更多。

企业的形式

股份有限公司或是现代化公司，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那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内建立起来了。但大都是涉及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其他一些行业，例如批发、零售、手工艺制品、服务贸易，尤其是农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基本上都是采用非公司制的家族企业的形式。但是长期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将公司制的企业形式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去。大型公司制的多单元企业如“连锁店”，开始统治零售行业，这些行业涉及面非常广泛，例如新鲜食品、高科技电子产品等。这些行业将产业链上游的生产环节整合进来，在许多情况下，取消批发这一环节。在另一些行业中，如缝纫机、农业机械和汽车，将产业链下游的销售环节整合进来，依靠特许经销商来零售其产品。一个与之相关的发展便是出现了公司制联合大企业，大公司参与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生产的产品从重工业产品到诸如化妆品和时装等消费品。这些发展得益于控股公司的运用，控股公司的业务就是通过股份来持有（和管理）其他公司。尽管公司制的企业形式的出现最初是顺应科技发展对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组织的需要，但它同样也适用于较小规模公司的运作。在20世纪后半叶，即使如医生或律师这种行业，也采取公司制的形式来达到盈利。

这种采取公司制形式的趋势首先出现在19世纪末的美国。在20世纪，公司制便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迅速发展起来。一个原因就是它使企业有实力与美国的另一个商业创新成果——跨国企业——展开竞争。跨国公司并不是崭新的事物，也不是美国所专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银行（Medici Bank）早在15世纪就在其他国家开设分行，但在20世纪之前，跨国公司数目确实很少。然而现在跨国公司已经相当普遍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雀巢公司（生产食品的公司），其总部设在瑞士的小城韦维（Vevey），但生产和销售环节却几乎遍布世界所有国家。在近几年里，它的销售额竟然已经超过瑞士政府的预算！

有组织的劳工

在20世纪初，工人建立组织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得到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认可，在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德国）有组织的劳工成为劳动市场上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是，即使在那些国家，有组织的劳工只是一小部分，不超过全国劳动力队伍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业化国家的工会会员人数迅速增长，一些劳工组织延伸到欠发达国家。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农业劳动力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工会会员，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工人；但到了1940年，由于罗斯福新政大力发展倡导有组织的劳工，并对那些技术不熟练的工人进行培训，工会会员比例提升至四分之一。在1945年，由于战时工业的急剧扩张，工会会员比例几乎达到36%的顶峰，随后略有下降。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随着服务业和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工会会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再次下降至不足五分之一。

西欧的工会会员比例的趋势与美国大同小异。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欧洲的行业工会与某些政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在美国并不是这样。例如在英国，工党主要的拥护者是工会成员，当然还包括一些非工会成员的工人。在战后1945年的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大选中，工党击败战时首相丘吉尔而替代之，并开始对几个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尽管工党在1952年的竞选中落败，但在随后的30年内，它仍与保守党轮流执政。但是在1979年的惨败之后，它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是由不过分强调理论的党员组成的新社会民主党。

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由工人支持的政党。尽管在战前它从未成功组阁，但它确是德国最大的政党。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时，它几乎参与了这个脆弱的民主国家的历届联合政府。但是随着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独裁，它及其他纳粹党以外的政党都被强制解散了。

纳粹不仅废除了政党，还解散了工会。所有的工人都被迫加入劳动阵线（Labor Front），一个由纳粹党人控制以确保劳动纪律的组织。同样的境况也发生在意大利、苏联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内。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俄国工会（他们是在沙俄时期违法组建的）的成员希望在俄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建方面起领导作用，但令他们失望的是，政府没有将工会用来保障工人权益，而只是当作一个约束劳工和政党纪律的工具。

非正式机构

20世纪，根据各个国家内的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几个国家签订的条约的规定而成立的正式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各种非正式机构也纷纷成立。这些机构制定并维护着一些经济行为和相互行动的规则，这些规则没有被权威部门明确规定实施，但却被民间交流活动、宗教派别和民族机构的成员所认可。如果有个体无视或违反了这些非正式机构的规定，其他成员就不再接受它并结束与它的进一步合作，使其利益受损。这种“潜规则”式的经济行为规范地得以实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上面所描述的“社会不认同”的惩罚机制。随着现代社会里的政治特许权的扩散（从拥有一定财产的成年男子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所有的成年人），经济活动中的非正式机构的重要性也得以加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指出，由于人们接受了非正式机构奉行的某些文化共识，这种“思维模式”（mental models）对经济增长意义深远。如果相信个人和组织能够执行预期的经营方式，那么就可以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缺乏信任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和阻碍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不利于新来的移民融入到当地经济中去，或者对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不能达成共识。

在20世纪末，一些思想家预言“文明的冲突”即将到来。这些冲突体现在不同国家对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和无神论的不同看法，而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中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诺斯本人已注意到，由于那些前共产主义国家除了共产党以外，普遍缺少非正式机构，因此在建立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方面困难重重。积极的方面或许就是，北美和西欧先进工业国家中的非政府组织（NGOs）数量不断增加，以及这些组织在一些如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性组织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