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时代的标志就是商品的更自由的流动，而国际间的劳动力和资本以及除土地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在19世纪大幅增加。前面的第八章，已经详细介绍了国际移民的情况，这里只是简单回顾一下。

欧洲内部存在一些移民活动，但是规模最大的则是海外移民。一个世纪以来，大约有6 000万欧洲人移民海外，绝大多数是去了地广人稀的国家，单是移居美国的就有3 500万；而大英帝国新建立的殖民地也吸引了1 000万移民；大约有1 200万—1 500万人去了拉美。从英伦三岛移民出去的人数最多，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及爱尔兰相加总共有1 800万人迁居海外，大都去了美国和英国的海外领土。德语系国家移民主要去美国和拉美国家，而拉美国家也接纳了许多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移民。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早期，迎来了意大利和东欧国家的移民大潮，意大利人去美国，也去拉美国家，尤其是阿根廷，而奥匈帝国、波兰和沙俄的移民则主要去美国。部分移民者最后回归故土，但绝大多数扎根他乡。总的来说，这次大移民是卓有成效的，它减缓了移民母国的人口压力，也减缓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压力，它为那些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提供了劳动人口，而这些劳动者则可以拿到比本国更高的工资。最终，通过各种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世界经济得以更加深入的融合。

资本出口，也就是跨国投资，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经济融合，虽然18世纪乃至更早以前就有跨国投资，但是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跨国投资金额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为了有效地分析跨国投资，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考虑：资源、动机和机制。

总体上说，由于使用新科技所带来的财富和收入的巨大增长，为跨国投资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国内投资也一样）。不过不同于国内投资的是，跨国投资需要来源于国际贸易和支付中的特殊的资金资源。概括地说，有两种主要的资金来源（黄金或外汇）可以用于跨国投资：一种是由商品贸易出口带来的顺差，另一种则是“无形”的出口收入，诸如船舶服务、国际银行和保险收入，移民汇款以及原先的跨国投资产生的利息和股息。这些资金来源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使用，下文中会有详细论述。

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的动机是想从海外市场获得高于本国的投资回报率（这并不总是会实现）。

对外投资的机制则是通过一系列金融机构，将资金从一国转移至另一国。这些机构包括外汇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中央银行、私营的和股份制投资银行、经纪人以及其他种种，不一而足。很早以前，这些特殊的运营机构就已存在，但是直到19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

英国，确切地说是英国的私人投资者，无疑是1914年之前最大的对外投资群体。在这些年中，英国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约40亿英镑（按现在的市值来算大约200亿美元），占世界投资总额的43%。这种局面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尽管这段时间内英国人贸易收支严重失衡（也就是进口品的价值远大于出口品）。对英国来说，对外投资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无形”出口。19世纪之初，世界上最大的海运业——英国海运业的盈利，构成了其国际收支顺差（非贸易部分）的绝大部分。并且直到世纪末，海运业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后来国际金融及保险业的盈利越来越大，特别是从以往的对外投资中取得的利润越来越丰厚，为它的国际收支盈余贡献巨大。实际上，1870年以后从以往投资中得到的盈利不但能为新兴投资提供所有的资金，而且还有相当大的结余可以弥补商品贸易上的赤字。

大约1850年之前，英国投资者开始购买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券，继而在当地投资开办私营企业，尤其是法国早期的铁路业。他们同时也购买了美国的政府债券，然后涉足该国国内大型项目（如运河、铁路）的建设，在拉丁美洲也一样。1848年的革命使英国商人在欧洲大陆的进一步投资计划搁浅。于是他们转向投资美国的铁路业、采矿业和畜牧业（美国牛仔们的资金主要由英格兰尤其是苏格兰商人提供）。在拉丁美洲也进行类似的投资，当然，主要还是投资于英联邦国家。1914年自治领土吸引的英国资本占英国对外总投资的37%，印度占9%，美国占21%，拉丁美洲占18%，而投资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仅仅只有5%。

法国（或指法国商人）是世界上第二大国际投资商，1914年的投资总额达500多亿法郎（约100亿美元）。19世纪初，法国实际上是从国外（主要向英国和荷兰）借款，来支付拿破仑战争失败后须付给同盟国的赔偿金。前文中提到，英国资本家也对早期法国的铁路业进行了融资帮助。但法国很快就通过商品贸易获得巨大出口顺差，这为对外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这种支持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从1870年以后，同英国人一样，早期投资的盈利远远超过新兴投资的资金需求。

19世纪上半叶，法国主要在几个邻国进行投资：购买西班牙、葡萄牙的证券，不管其政府是革命派还是顽固派；也购买一些意大利各城邦政府的证券（当然，政府下台后，证券也就无从兑现了）；购买了1830年革命后比利时新政府发行的债券；1830年前后也直接投资在比利时的采矿业和制造业；在瑞士、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尤其是西部德国也有类似的投资，只是规模较小。1851年至1880年之间，法国投资商和工程师们自行建立了铁路网，覆盖了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也在当地进行实业投资，正好弥补了当地政府的长期赤字。在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也如此，不过紧接着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政府在1875—1876年间都宣布彻底破产。1894年法俄结盟后，在政府的积极鼓励下（当然之前没有鼓励时也是一样），法国投资商对沙俄的公共和私人证券进行了巨额投资，同样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后，列宁对帝国政府时期的一切公共及私人的所有债务概不负责。

1914年，一战爆发，法国国外投资中有四分之一在沙俄。地中海地区（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希腊）、近东地区（奥斯曼帝国、埃及、苏伊士）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各占法国国外投资的12%左右，而在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奥匈帝国、巴尔干地区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较小的份额。与英国不同，法国在自己的殖民地进行的投资不超过10%。总的来说，法国对欧洲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是由于战争、革命以及其他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尤其是一战的巨大灾难，法国投资者以及他们的后辈损失相当惨重。(www.daowen.com)

一个世纪以来，德国人上演了有趣一幕，德国从净债务国转变成净债权国。19世纪之初，由于分裂和贫穷，德意志联邦极少有对外债务，而债权则更少。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比利时和英国资本的注入给德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带来了好处，它们利用这些资本发展了强大的工业，国际贸易出现了出口顺差。正是利用了这些资金，德国人将这些外来资本驱回本国，并逐渐积累了自己的国外投资。尽管德国在美国、拉美国家与其他地方有些零星投资（包括在非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的微量投资），但德国人最主要的投资方向是东欧和东南欧的那些更为贫穷的邻国兄弟（包括它的盟友哈布斯堡王朝），同法国一样，德国会尝试利用私人投资作为外交武器。1875年，它们驱赶了柏林证券交易所的俄罗斯证券，随即又督促德意志银行修建安纳托利亚铁路（即所谓的柏林—巴格达铁路）。

19世纪，西欧有一些较小的发达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从对外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世纪末也都变成了净债权国。1914年，它们的对外投资总额合计达60亿美元，几乎赶上德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西部地区）在匈牙利及巴尔干地区展开跨国投资，虽然整个王朝仍是净债务国。

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外资吸收国（见图12-4）。前面提到过，外国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帮助了美国修筑铁路、开掘矿藏、投资牧场，其他方面也予以大力支持。但是南北战争后，尤其是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投资者开始购买外国证券；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开始直接向国外的工业、商业、农业等一系列领域投资，这些投资大多数都是投向西半球（拉丁美洲与加拿大），但也有部分投资于欧洲、近东、中东和东亚国家。1914年，外国在美国的投资额略微超过7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向海外投资的金额已几乎是其吸收国外投资额的近一半。在接下来的一次大战的4年中，美国贷款给盟国，其结果是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图12-4　跨国投资的分布（1914年）。
（A）按投资来源国分；（B）按吸收投资的各大洲分。

沙俄是欧洲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和美国一样，俄国的铁路网主要依靠外资建成，融资渠道包括私人证券（股票和债券）、国债及政府担保的债券。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外国银行，也大量投资于俄国的股份制银行，以及顿巴斯和克里沃伊罗格等地的大型冶金企业。但俄国政府是最大的借款方，它不但将借款用于修筑铁路，还用作陆军和海军的军费。法国是最大的投资者，但德国、英国、比利时等也都分得了一杯羹。当然1917年后，所有投资者的投资都血本无归了。

19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过举债行为。前面提到，德国和一些较小的发达国家都是从净债务国变成了净债权国。而地中海的一些国家以及东南欧的一些国家则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国家资金的利用率和回报率都是欧洲最差的。这些国家的私人投资或政府贷款的资金常常被挥霍一空，甚至滋生了腐败。同国内投资一样，跨国投资若要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必须要达到足够的回报率，带来的收入要能支付最初的投资才行。

与这些落后的国家（东南欧的奥斯曼帝国、埃及、北非等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的投资不但收益不菲，而且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事实上，虽然绝对数额较少，但是从人均投资额来看，瑞典、丹麦、挪威等国都处于欧洲领先水平。此外，这些国家19世纪末的经济快速发展还应该归功于对外债的合理投资以及高素质的劳动人口。

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拥有较高的人均投资额，这些可以解释20世纪初它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标准显著提高的原因。截至1914年，加拿大一共吸收了38.5亿美元的投资（按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衡量），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大英帝国，大约9亿美元的投资来自美国的私人和公司。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存量为18亿美元，新西兰为3亿美元，这两国的外资中95%以上都是来自大英帝国。在上述3个国家的外国投资中，大部分是用在公共（政府）债券上了，为社会基本建设提供资金（如铁路、港口建设、公共设施等）。当然，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了矿业之中。这种跨国投资的形式使资金直接流向国内经济中最有潜力的部门。考虑到这3个国家都是幅员辽阔、人口稀少，那么对它们专门生产土地密集型而非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盛产羊毛（羊肉作为其副产品），而加拿大则出产小麦。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在欧洲特别是英国找到现成的市场，在这3个国家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澳大利亚同时也出口小麦、金属材料，而加拿大出口金属、木材以及其他林产品。由于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这些国家都发展了自己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消费品和特殊资本品。当然这些行业的发展也需要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支持（而在20世纪初，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国外市场和供应商了）。

在拉丁美洲及亚洲的投资，虽然总量上还是可观的，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人口众多，所以人均投资额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几个国家来讲要小得多。另外，他们的人力资本要逊色很多，同时除日本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结构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在这些地区，商人们的投资目的仅仅是进行原材料的开采，为欧洲工业的发展提供资源，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内在经济结构。这种现象在非洲更为普遍。截至1914年，投资者们在拉美的投资总额大约是89亿美元，在亚洲大概是71亿美元，在非洲是略多于40亿美元。在每个大洲，英国的投资额都最大，占拉丁美洲总投资额的42%，占亚洲的50%，而在非洲则超过60%。

对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更加细致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跨国投资对这些相对落后国家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英国人在拉丁美洲的总投资从1825年的不足2 500万英镑上升到1913年的将近12亿英镑。在后期的投资中，阿根廷是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超过了40%，接下来是巴西，占22%，墨西哥占11%。智利、乌拉圭、古巴、哥伦比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吸收的金额相对较小，但是所有国家都引进了英国的资本。总的投资额中差不多有38%投资于政府证券，有16%进一步投资于铁路债券以及其他类似的证券（加在一起实际上超过50%）。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加拿大那样，大部分资金都是用于修建铁路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外国直接投资（即那些外国投资者可控制使用的资金）的最大一部分也用于铁路的建设，其次是公共设施（如煤气、电力、用水、电话电报、有轨电车等）、金融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原材料加工（咖啡、橡胶、矿产、硝酸盐等）、混合产业和商业风险企业以及轮船公司。也就是说，除去数额相对较小的原材料直接加工以外，多数投资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建设，这有利于这些投资东道国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来。商品的生产便留给国内的地主、农民和无地的劳动力去进行，这些商品一方面可用于国内消费（主要是食物），一方面则用于出口（主要是原材料，但也有食物）。于是，拉美国家便向欧美国家出口初级产品，换取它们的制成品。这样一来，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便对一种或几种重要的商品形成依赖：如阿根廷的小麦、肉、皮革和羊毛，巴西的咖啡和橡胶，智利的硝酸盐和铜，玻利维亚的锡，哥伦比亚和中美国家的咖啡等等。它们不同于别国，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后者先加工自己的原材料，然后出口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之后，这一体系的批评家们将这种状况归咎于外国投资者及他们政府的行为；实际上，罪魁祸首应该是拉美国家自身落后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