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各个国家价格波动的同步性。工业化之前，由自然原因（如旱灾、洪灾等影响农业收成）带来的突然的价格波动一般是地方性和地区性的。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价格波动便经常与“贸易状况”（即需求的波动）相联系，变成了周期性的变动，通过贸易渠道会在各国间传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周期性的变动更加频繁地出现。

随后统计学家们将这些“商业周期”进行了分类，取名为：存货周期（2年至3年），即相对缓和的短周期；长周期（9年至10年），经常会引发金融危机，产生大萧条（如1825—1826年，1837—1838年，1846—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3年，1900—1901年，1907年）；长期趋势，指的是更长的周期（20年至40年）。货币因素和实际因素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影响了价格变动，但这两种因素的重要性孰重孰轻，学术界尚无定论。

产量波动经常伴随着价格波动。同样，货币因素和实际因素哪一个是直接原因，也存在争论。不过，价格下跌会持续好多年，但产量下降的年份相对来说较短。从而长期来看也显然是上升的，如图9-1所示。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之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它们国内的物价水平达到了历史峰值。原因分为实际因素（战时物资的短缺）与货币因素（战时金融的紧张混乱）。在这之后直至19世纪中的数十年间，虽然价格存在短期的变动，但是长期趋势是走低的。其原因同样也可分成两个方面：实际因素（科技创新，效率提高）和货币因素（政府偿付战时债务）。到了19世纪50年代，价格反弹，主要是因为1849年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澳大利亚分别发现了金矿，此后几十年间，价格仍有上下波动但无明显趋势。

在持续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维也纳与纽约在1873年发生了金融恐慌，随即迅速蔓延至其他工业化国家（包括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随之而来的价格下跌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英国将其视作“大萧条”（影响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更大的灾难后）。最后，南非、阿拉斯加、加拿大与西伯利亚等一系列金矿的发现才扭转了价格下跌趋势，使之缓慢地回升，直到一战的爆发，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1873年恐慌之后的萧条可能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最严重、破坏范围最大的一次了。一些工业实业家错误地把责任归咎于由贸易条约引起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并更强烈地请求重新回到保护主义。与此同时，从事农业的地主与小农，也加入到了呼吁保护主义的队伍中。1870年之前，他们并未受到海外的竞争，因为像小麦、黑麦等这类体积大而价值小的商品进行远洋运输所需的高额运费起到了很有效的保护作用。19世纪70年代，美国中西部及平原区的各州铁路的延伸，使得铁路运费大幅下降，紧接着，乌克兰、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航运业的发展，运输费用也大幅度下降。1850年美国出口的小麦与面粉总计有800万美元，主要流向西印度群岛；1870年出口的小麦与面粉总计有6 800万美元，主要运往欧洲，而到了1880年出口额进一步增加到了2.26亿美元。欧洲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在这危急关头德国农业的情况很糟糕，当时的德国主要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正在实现工业化，而东部则以农业为主。东普鲁士贵族拥有大量地产，长期以来通过波罗的海将粮食出口给西欧各国，包括德国西部。18世纪70年代以前，高运费使得远距离出口粮食非常不合算，而普鲁士是最大的例外。这些贵族商人有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因为他们是出口商。当他们因为美国和俄罗斯的粮食涌入不得不受价格下跌之苦时，他们也要求进行保护了。当时，德国的人口迅速增长，伴随着的是工业化城市迅速增加，贵族们自然想独吞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新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和新任总理奥托·冯·麦斯麦，曾任普鲁士的总理，是老练的政治家，也是东普鲁士的一个贪婪的地主，他嗅到了自己的机会。西部德国的企业家早就叫嚷着要求保护了，而此时东部的地主们也在要求，俾斯麦随即准许了他们的要求，声明废除关税同盟以及与法国及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同时在1879年批准颁布了一部新的关税法案，对工业与农业都进行保护，这是回到保护主义的第一步。(www.daowen.com)

法国的保护主义势力从来就没有对英法条约妥协过，在普法战争战败后，他们又获得了政治力量，而1879年德国关税法的颁布使他们更加嚣张了。1881年，他们成功地使一部新关税法案得以通过，法案重新提出了保护主义的原则。即使如此，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仍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1882年又与7个大陆国家签订了新的贸易条约，都遵循了英法条约的基本原则。而且，1881年的关税法案没有照顾到农业生产者的保护要求。法国的农业与东普鲁士不一样，多数都是小农，而在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体系中，他们拥有特权和政治力量。1889年大选后的形势便回到了保护主义者占议会多数的格局，他们便于1892年成功地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梅利纳（Meline）关税法》。这部法案不但极具保护主义的特点，更贴切地说应该是“保护主义的精髓”。虽然这部法案对部分农业分支实行了保护，但主要是保留了1881年法案中对工业的保护，同时，还包括了一些自由贸易者也同意的条款。

1887年—1898年与意大利的关税战使得法国商业严重受挫（意大利的下场更加糟糕）。意大利主要因为政治原因，跟随德国而回到保护主义政策，并且对法国商品实行特别歧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法国是意大利最大的海外市场，法国随即进行关税报复。此后20多年间，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减少至不到正常水平的一半。德国与沙俄也在1892年—1894年间有过短暂的关税战。

其他许多国家也仿效德国和法国的模式，相应提高了关税。奥匈帝国的保护主义传统根深蒂固，虽然确实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缔结了贸易协约，但是保护的程度仍然居高不下，所以保护主义的复辟最为迅速。沙俄从未加入以英法条约为轴心的外贸条约体系中，在1891年又制定了实质性的关税禁令。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在高关税和低关税之间不停地摇摆，但总体上是采取一个较低的关税政策，因为受到了南方庄园主的影响，他们主要出口棉花来获利；南北战争后，南方的影响力不复存在，而一些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工厂主势力得到了增强，使得美国成为当时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国家，高度的贸易保护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

在回到保护主义的过程中自由贸易者有过一些抵抗，主要发生在英国。尽管开展了名为“公平贸易”和“英联邦优惠制”（Empire Preference）的政治运动，但是在一战前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德国的商人与实业家在国外甚至是英国市场上的成功，多少刺激起一些报复的念头。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商标法》（Merchandise Marks Act），该法案要求外国商品必须贴上标签，标明原产地名称。该法案的初衷是，“德国制造”的标签会大大降低英国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兴趣；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荷兰专门进口一些糖、烟草、巧克力，加工后再出口给德国和其他大陆国家，因此仍保持高度自由的贸易。比利时也是这样，非常倚重自己的出口工业。丹麦是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曾一度因大量进口廉价小麦而蒙受不少的损失，但是丹麦人采取了快速应对的措施，开始种植谷物，发展家畜、炼乳以及家禽的养殖行业，进口廉价的谷物用作饲料。由此看来，丹麦也仍属于自由贸易同盟成员。

图12-3　世界贸易的地区分布（1913年）。

教科书上关于“回归保护主义”的害处写了很多，甚至可能太多了。虽然1872年后的40年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多少有些减缓，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增长的，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间又开始加快，达到4.5%的速度，几乎与20世纪中期的贸易扩张的速度相当。而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也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贸易（图12-3）。国土面积较大的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它们的出口占国民总收入的15%～20%；而一些相对较小的发达国家，如比利时、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比例则更高。甚至于欧洲东南部的那些欠发达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比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其他地方同样如此，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幅员辽阔，经济多元化，对其他各国的贸易依赖相对较小，但是到1914年美国居然已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而英联邦的一些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英国的殖民地，它们的依存度也都差不多与母国一样高，有的甚至超过母国。同样，拉美的一些国家也进入了世界市场，开始出口食品和原材料，其中一半以上进入欧洲市场。

简言之，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各经济体之间高度相互依赖。这种局面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再次出现。在遭受战争苦难、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世界人民尤其是欧洲人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多么的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