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亚当·斯密发表那本令人信服的《国富论》之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就自由贸易的问题展开过争论，斯密的《国富论》将其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深受后人尊敬。并且，一些实际情况也敦促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制定的禁令和高额关税了。因为18世纪的走私活动是一种暴利行为，既减少了政府收益又损害了那些合法企业的利益，因此英国政府便开始改变它的保护主义政策，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拿破仑战争，改革的努力被推迟了。事实上，英国的封锁政策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的政治主张都是极其限制自由国际贸易的。

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他对劳动分工和专门化生产的好处进行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分工和专门化既涉及个人，也包括国家。劳动的分工和生产的专门化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绝对生产成本的差异，例如苏格兰的制酒成本就和法国的不一样。大卫·李嘉图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19年）一书中假设（当然并不正确）葡萄牙人生产布和酒的绝对成本比英国人都具有优势，但是相对来说，制酒的成本显然更便宜。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应该专门从事酒的生产而向英国人购买布。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它是现代国家贸易理论的基石。

斯密与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的讨论分析都是建立在纯逻辑层面上的，要想在政策上产生实质性效果，他们则必须说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和集团，让他们相信自由贸易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其实有几个这样的商会是参与国际贸易的。1820年，一群伦敦商人向国会请愿，容许他们自由贸易，虽然请愿没有马上奏效，但至少表明一种新的公众舆论倾向。凑巧的是，与此同时，几个志在革新旧的政府政策的相对年轻的议员，幸运地上升至执政的托利党（即保守党）的重要职位。其中就有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纺织制造商家庭，出任内政大臣期间曾使首都的犯罪案件从200多骤减至不足100件。[他同时创建了伦敦警察部门，世界上第一支警察队伍，队员被称为“博比”（Bobbies）或“去皮机”（peelers），一开始只是戏谑，到后来无疑是尊称了。]另一个所谓的托利党自由派成员就是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他是贸易大臣，曾大刀阔斧地简化了一些混乱的禁令，降低了高额关税，这些禁令和关税都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障碍。1832年的国会改革，加强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大多数人也都赞成实行自由贸易。

《谷物法》是当时联合王国（1801年后爱尔兰也包括在内）贸易保护主义制度的核心和象征。所谓《谷物法》就是对进口的食品和谷物征收高额关税。《谷物法》历史悠久，拿破仑战争后又得以强化，当时在议会中占强势地位的地产拥有者力推此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增长使食品的自给实际上变得不可能，但议会仍顽固地抵制修改《谷物法》的提案。起初的废案与修改尝试失败后，来自曼彻斯特的企业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于1839年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并开展了强有力的运动，取得了一定成就，赢得了部分公众的支持。1841年，当时执政的辉格党政府提议降低小麦和白糖的关税；最终这些提案还是没有通过，于是重新进行了一届大选。(www.daowen.com)

起初《谷物法》和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各党争论的焦点，因为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大地主。在竞选期间，辉格党企图利用民众反《谷物法》的情绪，提议削减（并不是废除）谷物关税，而托利党人则主张维持现状。托利党获胜，但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已经决定大幅度改革财政体系，包括废除出口税，撤销或降低进口税（不包括谷物），征收所得税来弥补关税损失。在几项法案顺利施行之后，政府将着手降低谷物的关税。1845年，爱尔兰遭受了一场马铃薯灾荒（苏格兰的灾情稍微轻一点），有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去。灾情深深刺痛了皮尔，他提案废除《谷物法》，得到了多数辉格党的支持，最终顶住了皮尔所属的托利党大多数人的反对，于1846年2月得以通过。

在这场废除《谷物法》的余波中，现代英国政治制度开始形成（至少在1914年之前）。皮尔被他自己的托利党弹劾，从政坛隐退。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在废除投票中支持皮尔的托利党少数派的一员，加盟辉格党，成为财政大臣，后又为首相。辉格党随后以自由著称，发展成了支持自由贸易和工业生产的党派，而以保守著称的托利党，依旧代表地方势力，最终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

同样在这场事件的余波中，议会解禁了许多原重商主义的法规，如《航海法》，这些法规在1849年被废黜。19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新的党派的调整组合定局，格莱斯顿长期担任财政大臣，英国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自由贸易政策。1860年以后，只有一小部分进口关税仍然存在，而这些都只是财政性关税，针对比如白兰地、酒、烟草、咖啡、茶以及胡椒等等这些非英国产的商品。事实上，即使大量关税取消，而其他关税税率也大幅下调，随着贸易量的增长，1860年的关税总收入还是超过1842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