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名单中最后一个是日本,这是最出人意料的,况且日本还是其中唯一与西方传统完全无关的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日本一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尤其是排斥西方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日本比其他东方民族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17世纪初,德川幕府便禁止了对外贸易(荷兰人被允许每年派一艘船前往设于长崎港内一个小岛上的贸易商站,长崎也成了日本“了解西方的窗口”),同时还禁止日本人去海外游历。整个社会按照阶级和阶层进行严格划分,这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几分相似。日本此时拥有的技术大致相当于欧洲各国17世纪初的水平。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因素,当时也已经发展起了活跃的市场和一整套信用体系,足见经济的组织方式已相当精密。另外,日本国民的识字率要远远高于南欧和东欧国家的水平。
随着美国海军指挥官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于1853年和1854年两次率舰驶入江户湾并威胁将炮轰江户城,德川幕府也不得不与美国建立外交和贸易上的往来。不久其他西方国家也获得了类似特权。由此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日本政府不得征收超过5%的从价关税,并使外国人获得了治外法权,不受日本法律的管辖。幕府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凌表现得极其软弱,从而引发了一场鼓吹排斥外来势力、恢复天皇统治的“尊王攘夷”运动,而此前数百年间天皇的职能仅限于履行若干礼仪。这次运动的领袖是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武士,他们是来自旧武士阶层的成员,又恰好碰上精力充沛、才智过人的天皇睦仁于1867年登基;翌年,天皇的支持者们便迫使幕府将军下台,并将天皇迎至事实上的国都——江户(随即改名东京)。这次事件标志着现代日本的诞生,被称为“明治维新”(“明治”是睦仁选定的年号,意为“开明之治”)。明治时代始于1868年,直至1912年睦仁病死而告终。
新政府上台后,立即改变了排外立场,停止驱逐外国人并转而与之合作,但同时仍不忘保持一定的距离。旧的封建体制已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效仿法国建立的高度集权的官僚行政体系,并组建了普鲁士式的陆军和英国式的海军。工业和金融方面借鉴了众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有才华的年轻人纷纷出国,学习政治、行政、军事科学、工业技术、贸易及金融等各领域的西式学问,以便从中吸纳最高效的方法。同时也出现了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新式学校,并通过聘请外国专家来培训本土教师。然而,政府对这些外国教师的任期做了严格限制,规定期满后必须立即离境,从而杜绝外国人培植势力。
令明治政府大感头疼的财政问题也是之前引起对幕府政权不满的一个原因。新政府接手了大批不能兑换的纸钞,而在过渡期最初几年内又势必增加纸币的发行量。1873年政府开始实行土地税,税额按照农地的潜在生产能力征收而不考虑实际产量。这有两个好处:一是保证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当然这是以农民的损失为代价的);二是保证了土地得到尽可能的使用,若某人无法在土地上获取最大收益,将可能失去自己的土地或不得不出售给更能干的人。
明治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另一举措,便是着手创建新的银行体系,以取代幕府时期的非正式的信用网络。政府选择了美国的“国民银行体系”作为蓝本,这倒符合它凡事“取法乎上”的一贯作风(注意上文提到的德式陆军和英式海军)。“国民银行体系”是美国联邦政府于南北战争接近尾声时为筹集军费而创立的。在日本新成立的银行体系内,国立银行可以国债为抵押物发行银行券,但必须可兑换成硬通货。(这并非出于偶然,明治政府此前刚刚向原先的封建领主和武士阶层发行了大量债券以代替他们的年俸。)至1876年,已建立153家国立银行。不幸的是,次年爆发了“西南战争”,西部的萨摩藩起兵叛变新政府。尽管政府平定了叛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导致发行更多不可兑换的纸币和银行券,最终引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新上任的大藏大臣松方正义除了于1881年实行大幅度通货紧缩之外,还断定现行的银行体系存在问题,并据此对银行业的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造。他以代表最新形式的中央银行比利时国民银行为模型创办了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日本银行虽主要由私人持股,但受到政府的紧密掌控。随着由日本银行垄断货币发行,原先的国立银行也就失去了发行货币的权力,并逐步转变为英国式的普通商业银行。除此之外,日本银行还是国库的财政代理人。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政府就想引进并建立几乎所有的西方工业,为此创办了一批造船厂、兵工厂、铸造厂、金工车间,还设立了不少试验性质的模范工厂,主要制造纺织品、玻璃、化学制品、水泥、糖、啤酒及其他各种商品。政府也聘用西方国家的技术人员指导本国的劳工和管理人员如何使用进口设备。不过,这显然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与此同时还得想办法支付机械设备的进口费用以及外国专家的薪酬。对于当时日本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对外商业交往经验的农业国家来说,这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仅如此,日本的自然资源也十分匮乏。整个岛国的面积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还小,同时又有大片山地,因此可耕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也低于加利福尼亚。稻米是主要作物,也作为主食,另外还有沿海水域源源不断地供应的鱼类和其他海味。日本确有少许煤、铜矿,且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就用于出口和本国消费了,但基本上仍需由农业部门赚取出口收入以便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www.daowen.com)
日本的丝绸纺织和棉纺织同属以国内原料为基础的传统纺织业,此时却将经历迥然不同的命运。对外贸易开放后不久,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用机器生产的棉织品彻底打垮了日本国内的棉纺织业,而丝绸纺织业不但生存了下来,其中最接近农业部门的一部分——从蚕茧中抽取生丝的缫丝业还开始繁荣起来。由于使用了法国进口的现代化设备,生丝产量从1868年的200万磅跃升至1893年的超过1 000万磅,并在一战前夕达到了3 000万磅左右。大部分生丝用于出口,并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占到出口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丝织品贸易也有所发展,在1900年占出口收入的近10%;但主要生丝市场所在地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纺织品征收高额关税,这就阻碍了日本丝织品行业的发展。
茶叶是另一项主要的出口农产品,在明治初期与蚕丝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国内人口和收入的同步增长,茶叶出口逐渐失去了重要意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稻米生产上,甚至更为显著:尽管在明治初年尚有少量稻米出口,但此后人口迅速增加,在19世纪结束之前日本就开始依靠部分进口来满足国内消费了。
尽管政府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但它并不想抑制私有企业的发展。恰恰相反,明治政府的口号之一就是“殖产兴业”。一旦矿山、模范工厂或其他现代化设施(兵工厂和一家军事管制的炼钢厂除外)步入正常运营阶段,政府就将其出售给私人企业或私营公司,当然按照严格的会计标准来说政府经常是亏本的。
棉纺织业(主要是纺纱业,但也有一部分机器纺织)的发展最为迅速,因其技术相对简单且雇佣的都是廉价非熟练劳动力——大部分为妇女和女孩。日本棉纺织业在19世纪90年代就占领了国内市场,到1900年棉纱和棉布(以前者为主)的出口占了出口总额的13%。中国和朝鲜半岛是最大的市场,从日本进口的价格低廉的粗支纱主要用于农户手工织布。
重工业——钢铁、各类工程、化工等——虽有政府大量补贴和关税保护(不平等条约已于1898年中止),发展却相当缓慢。不过到1912年日本的重工业产品大体上已能自给自足,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同时也开启了新的市场。事实上,整个日本经济在一战期间都受益匪浅。战前几年贸易赤字额已经十分巨大,但由于战时需求增加,加之欧洲国家的生产活动转向战争用途,日本厂商得以迅速向海外市场扩张。日本还凭借加入协约国一方而占据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在中国的租界。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世纪80年代为6%或7%左右,20世纪最初10年约为15%,至1915年则迅速上升到22%。
总的来说,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时落后的传统社会转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主要工业国之一,其间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从19世纪70年代至一战前夕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左右(估计的数字在2.4%到3.6%),高于或至少不低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水平。而且,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比较稳定,尽管有些波动,但从未出现负增长,而欧洲和美国在严重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日本矿产和制造业的产出增长率甚至更高,就上述时间段整体而言大约为5%。
日本的经济转变也引发了政治后果。1894—1895年期间,日本在战争中速战速决,打败中国并侵占了中国领土(主要是台湾,并重命名为福摩萨),在中国的领土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跃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更令人吃惊的是,仅仅10年之后,日本在海上与陆地战中以绝对的优势打败俄国。此次的战利品是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半部,并租借了俄国亚瑟港及中国的辽东半岛,以及逼使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权(日本早在1910年就侵占了朝鲜)。由此,日本证明了它们也能参与白种人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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