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的俄国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不仅领土面积最大，而且人口也最多，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列强。从经济总量来讲，俄国也正悄然崛起，其工业总产值仅次于美、德、英、法而位居世界第五。在拥有庞大的纺织业（以棉纺织和亚麻纺织为主）的同时，煤炭、生铁和钢材等重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石油产量居世界第二（排在美国之后），而在19世纪末甚至曾一度占据首位。不过，总量的绝对数字虽然很大，却无法真正反映俄国的经济实力。正如图10-4所显示的那样，就煤炭的人均产量和消费而言，俄国甚至远低于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其他产业的情形也大都如此。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相当高的比例，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一半以上国民收入来自农业。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法、德的二分之一，仅及美、英两国的三分之一。由于技术原始、资本匮乏，各部门尤其是农业的生产率极其低下。合法化的农奴制构成了制度上的障碍，严重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其影响即使在1861年解放农奴（详见第十一章）之后也依然存在。

俄国工业化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甚或更早，但除了18世纪乌拉尔地区的钢铁工业之外，早期的工业企业都是供应国家需要的“御用产业”，在经济上无法独立成长。到了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30年代之后，工业化趋势才逐渐明显起来；据估计，到农奴解放前夕，产业工人总数已超过50万，而在19世纪初这一数字还不足10万。名义上，这些工人绝大多数仍是农奴，只不过现在是从货币工资中扣除一部分支付给领主，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提供劳役。也有少数农奴甚至发迹变成了企业主，令人大感意外。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地区的棉纺织工业是俄国国内最为活跃、发展最快的产业，遥遥领先于居第二位的位于乌克兰境内的甜菜糖业。另外，圣彼得堡与俄属波兰地区还拥有一批大型现代化棉纺织厂以及若干冶金、机械工业。

俄国工农业的落后状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无遗，这也间接激发了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61年的农奴解放。其间，政府还鼓励引进外国资本与技术修筑铁路，并对本国银行制度进行了改造，以便引入西方国家采用的金融手段。新政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显出了成效，至90年代工业生产出现了“大冲刺”，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超过8%，快于当时任何西方国家。

这一巨大的飞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铁路的铺设，特别是政府于1891年开始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时也与随之而来的采矿业、冶金工业的扩张有直接联系（见图10-5）。而这两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外国的企业家和资本，后者对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盆地一带所形成的采矿与冶金业中心起了关键的作用。

图10-5　1914年前后的俄国工业和铁路体系。(www.daowen.com)

顿涅茨盆地又名顿巴斯，有非常丰富的煤炭储量，但由于远离人口聚居中心，故而在铁路通车之前，在当地采煤是不经济的。在往西约500公里的克里沃罗格地区则发现了大量铁矿，但出于相同原因而无法有效开采。19世纪80年代，法国企业主说服沙皇政府，在两地间修筑了铁路并在两处造起了炼铁炉。煤炭和生铁的产量顿时剧增。国内的生铁产量在19世纪70年代仅能满足40%的需求量，而进入90年代后，在生产消费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仍能满足四分之三的需求。

政府寻求诸多方法来促进工业化进程，包括向国外借款为国有铁路工程提供资金，并对企业持有的债券实行担保。政府把有关铁轨、机车及其他设备制造的订单都给了俄国境内的企业（不论是否属于俄国人），并且要求私人企业也按此办理。对钢铁进口设置了高额关税，同时又为最新的钢铁生产设备和机械产品的进口提供便利。波兰境内的西里西亚地区、圣彼得堡以及乌克兰东南部的生产者从这些措施中获益匪浅。

俄国工业在经历了19世纪90年代的高涨之后，紧接着迎来了20世纪最初几年的衰退，随即又爆发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这场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接踵而来的是1905年至1906年的俄国革命。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却引发了若干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经济改革中最具影响的便是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详见第十一章），改革之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有所提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俄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并朝着更为现代化、技术水平更高的体制目标日益迈进，但在经济上仍然明显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发展水平。这在战争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仅导致了俄国的战败，而且也为1917年的革命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