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国家、东南欧以及沙俄等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可以更为概要地来分析。其共性之一就是在1914年之前都没有完成工业化，这就导致了它们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从而引致了贫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以国家作为整体来考察而是独立分析各个地区——之后我们会简要提到，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巨大的地区间差异，法国、德国、哈布斯堡王朝甚至连英国都不例外。否则，如果没有周围落后的“海洋”的衬托就显示不出现代的“岛屿”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第二个共性，那就是极低的人力资本水平。表8-3和表8-4具体说明了这一点。与其他较大的国家相比，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俄国的成人识字率以及小学的入学率都处于最底层的水平，而东南欧中较小的国家也没有好多少。罗马尼亚以及塞尔维亚的小学入学率要低于西班牙与意大利，高于俄国。

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第三个共性，对他们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影响重大，那就是：缺乏有实质意义的农业改革，从而导致了低的农业生产率。本章和前面几章在讨论工业化模式的时候都没有探讨其农业部门的情况，这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以英国为例，在第七章中已经指出，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对工业化的进展是十分必要的，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可以为城市、工业人口提供食品与初级原料，特别是，还能为工业行业（非农业行业）提供剩余劳动力。在19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比例在各个国家差别很大，最低的是英国的20%，其他早期工业化国家为50%～60%，意大利则是60%左右，西班牙为70%，比例最高的是俄国以及东南欧国家，高达80%以上。到20世纪初，英国的农业劳动力比例跌到10%以下，比利时、荷兰及瑞士约是20%，而法国和德国为30%～40%，但是在意大利仍保持高于50%的水平，伊比利亚半岛大约是60%，而在俄国及巴尔干半岛各国则超过了70%。

最后，那些落后国家还有第四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独裁、集权、腐败和低效的政府。尽管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是经常处于集权政府时期，但是第四个共性与其他共性，尤其是较低人力资本水平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关于共性方面就谈到这里。这些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现在我们就逐一论述它们在面对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时机时各自不同反应（或没有反应）的特征。

伊比利亚半岛

在19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经济发展史十分相似，因此，为了研究方便起见可以将两者作为一个对象来分析。两国都是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开始出现原始的甚至是古董的经济体系以及反动的政治制度。其中反动的政治制度使得两国在1820年引发了国内革命；尽管革命最终并未成功，但还是导致了地方性的内部战争，干扰了正常的经济活动，经济政策也朝令夕改。两国国库空虚，伤痕累累。在内战期间，双方（两个国家）都向国外借债来维持军备。战败方，必然不能按期支付债款；即使是战胜方还债时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最终也不得不拖延部分的债款。拿破仑战争给西班牙带来巨大的破坏，之后又失去了美洲殖民地（不包括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这些是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后失去的殖民地），这使得西班牙在1800年至1830年间财政收入大幅缩减。长期的政府赤字导致了银行系统的操纵、通货膨胀、重新向外借债，但是由于政府的信用评级低，愿意借钱给它的国家在借款合同中规定了极为繁琐的条款。1833年的一份贷款中仅融资了名义资本的27%。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两国至少不止一次地拒付部分债款。

较低的农业生产率仍是两国经济最根本的弱点。1910年时，西班牙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雇佣了大约60%的劳动力，葡萄牙也差不多。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商业化的农业。有一位学者使用“二元经济”来描述19世纪西班牙的经济。“二元经济”的含义是：一方面，维持生存型的农业部门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商业化农业部门却很弱小，与之互动的城市工业、商业以及服务业则更弱小。19世纪40年代，有一条政府法令要求支付各种税款必须采用现金形式而不能以实物形式，由此引发了一场农民起义，因为此时农民找不到他们产品的销路。

西班牙在19世纪上半叶曾尝试进行农业改革，但是彻底失败了。类似于大革命时的法国政府，西班牙政府没收了教会、市政府和贵族们（他们在国内战争时候是持反对意见的）的土地，其本意是想出售给农民；但是由于政府财政紧张，最终还是将土地卖给了拍卖中出价最高的投标者（这些人可以按面值用已贬值的政府债券支付）；结果绝大多数土地还是落入了富人——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之手。农民只是从为一批地主打工换成了为另外一批地主打工，而在技术和资本设备方面并没有什么提高。葡萄牙则根本没打算要进行土地改革。在此期间，两国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粮食种植。两国土地贫瘠，畜牧用地较少，正是这些赖以生存的必要之物的匮乏使得生产率进一步下降。

尽管总体上是一派萧条的景象，但其中仍不乏闪光之处，在落后的大环境下地区性差异依旧存在。现代棉制品也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及其周围发展了起来，并在18世纪90年代开始繁荣，这要多亏保护性关税以及古巴和波多黎各受殖民主义保护的国内市场，这种繁荣的景象一直延续到1900年，这一年西班牙失去了这两个殖民地。出口导向的葡萄酒业，存在于两个盛产葡萄酒的地区，其一是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赫雷斯地区，英语中称这个地区出产的酒为“雪利酒”，其二是葡萄牙境内的波尔图省，该地出产的葡萄酒被称为“波特酒”。1850年，葡萄酒和白兰地的出口占西班牙总出口额的28%，但是当时一种发生在葡萄树上的病害即葡萄根瘤蚜，引起人们的恐慌，它先是袭击了法国，之后又传入西班牙国内，后果相当严重。到了1913年，葡萄酒的出口占西班牙总出口额的比重下跌到12%以下。

与此同时，发现了另外一种新的可以赚取外汇的来源，即矿物和金属，可以用来弥补葡萄酒业收入的损失。著名的阿尔马登汞矿在16世纪就已经投入生产；水银虽然利润丰厚，但是并不能有效地平衡国际收支。然而在19世纪20年代，国外对管道用铅的需求日益增长，使得西班牙南部极其丰富的铅矿藏得以开发。早在1827年，生铅的出口就占到总的国外收入的8%以上。即使在1869年至1898年间，也就是被美国赶上的那段时间，西班牙仍是世界上主要的铅生产国。1868年一项新的采矿法放松了管制，大量授予铜、铁、铅矿石的开采权，主要是授予外国公司。截至1900年，矿石及金属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不幸的是，西班牙出口的大多是未经提炼的金属（铅以及铜）或者是初级矿石（铁），与国内经济的上游产业很少有关联。

外国资本还支配着其他现代经济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及铁路业。在1850年之前，外资在这些领域中的发展是微不足道的；在西班牙国内，西班牙银行是该国银行业的龙头老大，其主要功能是为政府融资；国内铁路的总长度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也仅仅是几公里而已。19世纪50年代，政府的政策变幻莫测，新政权鼓励外国（主要是法国）资本家来西班牙开办银行、修筑铁路。外资之所以到西班牙投资铁路，是因为西班牙政府保证投资者在建设期间的投资利益。不幸的是，当主要铁路线竣工后，政府不再保证投资资本的利益，此时铁路业尚未形成足够的交通流量以支付运营成本，于是大多数铁路公司开始破产。由于这些铁路的建设主要依靠进口的原材料和国外工程师提供的设备，因此就像矿产业那样，铁路业也没有和上游产业发生什么联系。铁路业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盈利。在此期间，大多数银行获利能力虽有所不同，但都已经与其外国投资者进行了清算，给国内企业家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葡萄牙在1856年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条铁路，是始发于里斯本的一条短途线路，该国铁路的历史比西班牙还要惨淡。葡萄牙的铁路是利用外国（主要是法国）资本建起来的，经历了欺诈、腐败和倒闭，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西班牙有一些煤矿（葡萄牙则没有），但是这些矿藏都不是优质煤，并且所在的位置也不利于工业化开采。然而在19世纪最后20年间，一个小规模的钢铁业却在沿邻近毕尔巴鄂的南部海岸线上成长了起来。利用这个地区的含铁量高的矿石以及一些进口的煤和焦炭，该国钢铁工业在进口的钢、铁、金属部件及机械的夹缝中缓慢前进，但仍无法成功取代进口。到了20世纪，这一地区已成为西班牙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在葡萄牙则没有类似事件的发生。

意大利

在1860年之前，可以用梅特涅的话“地理性特征”来描述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所谓的“意大利经济”在那时并不存在。从现代初期开始，意大利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由于长期受外国势力的分化及控制，意大利在经济领域逐渐失去了领导地位。战争与改朝换代使其沦为外国军队的战场，他们肆意掠夺无价的艺术珍宝和其他实物财富，此外，接二连三的货币骚乱耗尽了长期积累的财富，也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www.daowen.com)

维也纳会议将名义上独立的各个公国重新拼凑了起来，成为令人困惑的马赛克，但是绝大多数公国，包括教皇国和两个西西里王国在内，仍旧受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和影响。奥地利直接吞并了伦巴第及威尼斯；这两个省份在经济上是最先进的，曾经是著名的工商业的中心；由于奥地利的高关税壁垒，使它们与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相分离。撒丁尼亚——唯一的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则是一个奇怪的混合国，它被认为是由四个有着不同的气候、资源、制度甚至语言的地区组成的。撒丁岛——撒丁国名字的出处，在封建主义这潭死水之中逐渐衰败；该岛的地主对于提升土地质量没有丝毫兴趣，因此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口只能生活在最原始的条件下。萨伏伊将其统治权奉献给撒丁国及后来的意大利，从其文化及经济意义上来说是归属于法国的。热那亚及其腹地利古里亚在拿破仑时期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商业中心的地位，并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独立的共和国。三面环山的皮埃蒙特在地理意义上是伦巴第平原的延伸部分，但它的海拔及气候还是将其与伦巴第区分了开来。它大致拥有撒丁国总人口数的五分之四，也就是大约500万人。在1850年之前，它除了加拈丝线工业和一些小型冶金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但在一些进步地主的领导之下，其农业在整个半岛范围内变得最先进，也最繁荣。

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地区性经济差异都很明显，然而在意大利显得尤为突出。意大利的经济存在南北不平衡，这一情况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至今仍然很显著。由于该半岛在19世纪整体处于落后地位，因此这一现象在那时并不十分明显，但仍旧存在。而在北部地区，特别是在皮埃蒙特和波河流域，农业生产率水平较高，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产业。正是在经济更为先进的北部，萌发了国内统一运动。

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统一革命的企图失败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在1848—1849年间实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时有一位伟人在撒丁王国横空出世。他就是首相加富尔（Count Camillo Benso di Cavour），他是进步的地主、农学家，他自己修建了一条铁路，开办了一份报纸并创立了一家银行，在1850年成为他那个小国新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的海运部、商务部和农业部的部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又兼任了财政部长，并在1852年成为首相。他一再强调，皮埃蒙特若要在意大利半岛中取得领导地位，那么金融秩序与经济进步必不可少。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提倡接受外国的经济支持，这其中也包括外国资本投资。他在1850年就任之后，就立即与所有欧洲相对重要的工商业国家展开贸易条约谈判。于是在1850年至1855年间，该国出口就增加了50%，与此同时进口也几乎是原先的三倍；由此产生了对经济增长不利的贸易逆差，但法国资本的流入弥补了这一逆差。在60年代最后几年中，法国在加富尔的鼓励下修建铁路、开办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公司，并对其日益增长的政府公债进行投资。

部分公债已用于支付1848年至1849年那次失利的战争，而更多的公债则是为1859年那场最终胜利的战争所准备的。那场战争中，法国在经济及军事上支援撒丁王国，最终打败了奥地利帝国，为1861年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铺平了道路。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总人口约为2 200万，平均人口密度为85人／平方公里，这个数据在欧洲是最高的。在意大利，更多的劳动力从事产出率很低的农业，因此意大利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国家的统一为经济发展扫除了主要障碍之一——市场的分裂；但是如果没有交通运输与通讯设施的发展，这一切只是纸上谈兵而已。皮埃蒙特进步的法律和行政制度伸展到统一王国的其他地区，但这也不能立刻改变制度落后、识字率低的现状，皮埃蒙特地区还是像从前那样忽视其他地区的人民。法律是无法解决资源贫乏问题的；只有最开明的法令法规、最明智的行政方式才能克服资金不足这一缺陷。对于意大利来说不幸的是，加富尔在那些混乱年代中鞠躬尽瘁，英年早逝，他仅在该国宣布成立三个月后便去世了。因此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英明伟大的领导。他的继承者，虽有同样赤诚的爱国之心，但是缺乏经验和谋略，最要命的是缺乏对经济金融问题的直觉。意大利仍旧依赖于外国（特别是法国）的经济和投资关系，但是政府的行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疏远外国的投资者，这最终使得意大利在1887年戏剧性地与法国爆发了长达10年的关税战，结果两败俱伤。

临近19世纪90年代结束之时，也就是与法国的关税战结束并有新的国外资本——来自德国——注入的时候，意大利的工业增长稍有起色，虽然其间波动不断，但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一战爆发。那时意大利还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尽管有些姗姗来迟。

同样在19世纪90年代持续到一战这段时间里，意大利的人口压力导致大规模移民外迁，主要是迁往美国，也有迁往阿根廷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

东南欧

位于欧洲大陆东南角的五个小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可能是在俄罗斯以西的欧洲国家（除了葡萄牙）中最贫困的了。在1815年之后它们先后从奥斯曼帝国中赢得了独立，其中阿尔巴尼亚到1913年才获得独立。奥斯曼帝国曾经的统治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影响深远。在20世纪初期，这些国家中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70%～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产出占据总产出的比例也差不多为70%～80%。此外，农业生产的技术十分落后，相应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尽管现在已无法取得精确的数据，但是粗糙的数据表明，平均来讲，这五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要少于邻国匈牙利，约是波希米亚的一半、德国的三分之一。而这五个国家之间也存在轻微的差异，罗马尼亚的经济境况要比其他四国好一些，而阿尔巴尼亚则是最为落后的国家。

尽管这些国家都很贫穷，但是由于较高的出生率和逐渐减少的死亡率，19世纪中期这些国家的人口开始猛增。一战前的半个世纪中，人口每年增长5%左右，这个增长率在欧洲是最高的。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导致了农地价格上升、土地稀缺和人口迁移。这些移民主要流向城市、西边发达国家甚至海外，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很多希腊人移民到美国。

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都不足以缓解人口压力。多山的地形不适合农业开垦，这个情况在希腊尤为明显，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塞尔维亚情况稍好些。罗马尼亚可耕地总量在五个国家中最为充足，但是其使用的生产技术比较原始，因此产量也不高。这些国家都存在一些小而分散的煤矿，但是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尽管国内需求很小，但仍不得不用进口来弥补供求缺口。也存在一些小型有色金属矿，但这些矿藏还没来得及被国外资本开发，就爆发了一战。最为重要的矿产资源是罗马尼亚境内的石油。一些外国公司（主要是德国），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作为典型的农业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结构都是出口农产品，进口制成品——主要是消费品。谷物，主要是小麦，占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塞尔维亚出口额的70%。塞尔维亚的可耕地较少，主要出口生猪，一战前夕开始出口猪肉制品、新鲜李子、梅干以及其著名的梅子白兰地酒。希腊的耕地更少而且不太适合生产谷物，主要出口葡萄、葡萄干以及葡萄酒和白兰地。

与工农业技术较慢的传播速度形成对比的是，银行制度以及外债的传播速度要快很多。到1885年，当时尚幸存的四个巴尔干地区国家都建立了各自的中央银行，拥有发行纸币的特权。股份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也迅速发展，但是与产业融资却几乎没有联系。那些新政府从国外（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借债，主要用于修建铁路和其他类型的间接资本，还用来购置军备、供养臃肿的官僚阶级，以及支付所欠外债的利息。1898年，希腊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不得不默许列强专门成立国际金融委员会用以监视其金融状况。最终，巴尔干地区国家都遭到了类似的国外势力的控制，只有罗马尼亚幸免。

外债中大部分都用于铁路建设，这主要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1870年，东南欧铁路总长度不到500公里，主要是位于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境内。到1885年，铁路总长度增加到2 000公里，1900年则超过6 000公里，1912年超过了8 000公里。不幸的是，由于缺乏补充性行业，铁路业与上游产业也鲜有联系。

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小型的工业部门，主要是1895年之后的消费品工业，但是与西欧19世纪早期的工业发展根本无法相比。实际上可以认为，在一战之前现代工业尚未渗透到东南欧国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