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工业化模式的时候，把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归成一类进行讨论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事实上是符合逻辑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共同特点经常使得它们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这是因为它们在文化上的共性，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就经济结构而言，荷兰与丹麦的共同点甚至要比与挪威或瑞典与丹麦的共同点还要多。人们常常会把荷兰与比利时作对比：比利时是一个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而荷兰不是；比利时拥有煤和发达的重工业，而荷兰没有；除此之外，这种比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另一方面，将荷兰与成功的后发国家作比较，尽管它们之间资源条件不同，但是这种比较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晚期的工业化。

在19世纪上半叶时，荷兰和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领头羊”，但是到了后半叶，特别是最后的二三十年，它们却都突飞猛进。在1879年至1913年这段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均收入每年增幅大致与法国相同，为1.45，瑞典为1.46，挪威为1.30，丹麦为1.57，当时只有荷兰稍显落后，增幅为0.90。但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在1870年和1913年，丹麦和荷兰就已经超过了法国和德国。挪威和瑞典尽管跟上了北欧平均增长率的步伐，但其平均水平仍然较低。考虑到它们起步较晚，同时又缺乏煤矿资源，因此搞清楚它们成功的原因就很有意义。

这四个国家，同比利时和瑞士一样，都是人口小国。在19世纪初期，丹麦和挪威的人口还不足100万，当时瑞典和荷兰的居住人口也不足250万。所有这些国家在19世纪中，人口的增长率都比较适中，其中丹麦最高，瑞典最低；但截止到1900年，它们的人口数量都几乎翻了一番多。他们之间的人口密度也大相径庭。荷兰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挪威和瑞典则是最低的，甚至比俄罗斯还要低。丹麦则介于两者之间，但更偏近荷兰一些。

如果认为人力资本是人口的一个特性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四个国家都有着得天独厚的禀赋。在1850年和1914年这两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识字率处于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而荷兰在当时也远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这个情况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本国经济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时局中找到合适的定位。

在资源方面，这四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实际问题，这一点与瑞士一样而与比利时不同，即它们缺乏煤矿资源。毫无疑问，这就是它们没有成为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主要原因，也是没有发展像样的重工业部门的原因。在其他自然资源方面，瑞典拥有极丰富的铁矿藏资源——无论是含磷的还是不含磷的（也有有色金属矿，这些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还有广阔的未开发林地以及水力资源。挪威也享有丰富的木材资源、一些金属矿以及巨大的潜在的水力资源。对于19世纪早期的瑞典和挪威的发展来说，水力资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1820年，挪威拥有2万至3万台水车——这也在1890年以后成为水力发电最为重要的工具。丹麦和荷兰两国的水力资源和煤炭资源一样贫乏。尽管它们拥有些许风力资源，但不足以作为大工业发展的基础。

对于这四个国家来说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像瑞士那样被陆地所包围，这四个国家都有通向海洋的直接通道。这对于获得重要的国际性自然资源、鱼类资源非常重要，对低廉的运输费用、商业海运以及船舶制造来说同样重要。它们通过各自不同的方法利用这些商业机会。荷兰有着悠久的渔业和商业海运业的传统，但是后来逐渐衰败了，于是在需要以蒸汽船发展适合蒸汽船的优良港口时遇到了困难；最终它们还是通过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克服了困难，并与德国以及中欧在海外食品及初级产品（糖、烟草、巧克力、谷物以及石油）的过境贸易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丹麦的贸易历史同样悠久，特别是通过厄勒海峡（即松德海峡）的交通运输。1857年，为了归还其他贸易国6.3亿克朗的支付款，丹麦废除了从1497年开始征收的松德海峡通过税，同时还将其他的一些政策转向有利于自由贸易的方向。这使得松德海峡以及哥本哈根港的流量大幅增加。在该世纪上半叶，挪威成了欧洲市场中鱼类及木材的主要供应者，并且自诩是该世纪下半叶世界第二大的商业海运国家——仅次于英国。尽管瑞典的商业海运业发展相对较慢，但是在总体上废除了国际贸易限制并降低了木材、钢铁、燕麦的大宗运输费用之后，瑞典从中获益匪浅，特别是在1849年英国撤销《海洋条例》之后。

这四国的政治结构并未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造成明显的障碍。拿破仑以后的欧洲政治格局将挪威从丹麦“皇室”的统治下分离出来，并使其归属于瑞典，最后在1905年使其又和平地脱离了瑞典的统治。1809年俄国从瑞典手中夺走了芬兰。维也纳会议建立了荷兰联合王国，1830年旧荷兰共和国南部的几个省组织起来退出了荷兰的管辖（尽管不是十分和平地）并且最终形成了现代的比利时。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侵占了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另一方面，一场先进的民主革命正在各国展开，要不是这些革命，19世纪就会相对平静。这些国家都被管理得相当好，没有严重的腐败现象，也没有兴建大型的国家项目，尽管所有的政府都为铁路运输提供了一些帮助，瑞典像比利时那样，建设了国内铁路干线。由于小国家依赖于国外市场，它们大多数还是执行了自由贸易政策，尽管瑞典开展了一些保护主义运动。在丹麦和瑞典——这两个国家的土地结构与原来旧政权制度极为相似，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循序渐进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这种改革彻底废除了农奴制的最后一点残余，并且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耕农阶级，他们是独立的并且有明确的市场定位。(www.daowen.com)

这些国家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高识字率之外），就是能够适应由早期工业化国家确定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并在国际市场中开拓出适合自身特点的专业化领域，这一点和比利时相似，和其他晚期工业化国家不同。当然，这就意味着它们高度地依赖于波动不已的国际商业环境，但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高额回报，因为它们是如此幸运，恰逢繁荣盛世。1870年，瑞典出口额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8%，1913年更是占国民收入（比1870年大幅增长）的22%。20世纪早期，丹麦的农产品中63%用于出口，这些出口的农产品包括黄油、肉制品和禽蛋。80%的黄油用于出口，几乎全部销往英国，占据英国黄油总进口量的40%。早在19世纪70年代，挪威木材、鱼类以及船运服务的出口就占总出口的90%——约占国民总收入的25%；到了20世纪早期，那些出口就占到国民总收入的30%了，而其中单是船运服务就占到外汇收入的40%。荷兰也是大量依靠船运服务业来赚取外汇的。1909年，商业和运输业的员工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11%和7%。整个服务业的员工占总劳动力的38%，却贡献了国民收入的57%。

尽管这些国家直到19世纪中期才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市场，并且只是大量出口初级产品和初步加工过的消费品，但是它们都在20世纪初已形成了高度先进复杂的工业。这种情况被称作“工业化升级”，即一度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开始加工初级产品并以半成品和成品的形式出口。瑞典和挪威的木材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初，木材以原木的形式出口，在进口国（英国）才被切割成木板；在19世纪40年代，瑞典企业家建立了水力（后来是蒸汽）锯木厂，在瑞典国内就可以将原木加工成木料（见图10-3）。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引进了木浆造纸的方法——最初是机械方法，后来是使用化学方法（瑞典的创新）；于是木浆的产出便随之迅速增长。其中一半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主要是销往英国和德国；但与此同时瑞典自身的消费量也在不断增长，于是便开始出口附加值更高的纸张。钢铁工业的发展模式也是如此。尽管瑞典用木炭炼铁在价格的竞争力上不如焦炭炼铁或酸性转炉钢，但是由于它的质量更高，因而在滚珠轴承生产方面很有价值，这正是瑞典专业化分工生产的项目，至今仍是如此。

图10-3　瑞典的锯木厂。19世纪中期，木材是瑞典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瑞典商人便在河口建立起锯木厂制造高价值的木材，图为19世纪60年代位于斯谷兹卡的锯木厂。

四国的学者们关于他们各自的“工业革命”或者说“经济起飞”的时间众说纷纭。他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是19世纪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甚至认为是这前后几十年时间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争论越多，越是说明这两个概念并不适合用来说明这四个国家的情况。事实上，从19世纪中期到90年代，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尽管出现周期性波动，但增长率还都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在这之后到一战爆发前的20年里，原本就不错的增长率竟然还加快了增长速度，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迅速跃居欧洲大陆前列。毫无疑问，增长率加速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但是其中有三个原因非常突出：第一，这一时期经济普遍繁荣，物价上涨，需求旺盛；第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量输入资本品（另一方面，荷兰却是一个资本输出者），更详细的内容请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这个时期恰逢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

电力对于这四个国家来说是极大的恩赐。挪威和瑞典因为拥有丰富的水力发电资源从而获益更多；就连可以从英国东北部煤田进口廉价煤的丹麦和荷兰（荷兰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鲁尔区通过莱茵河进口），也能从蒸汽发电中大大获益。19世纪，荷兰是所有缺煤国家之中人均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人均消费量第二多的丹麦在1890年后也开始迅速增长。所有这四个国家都建立了重要的制造业来生产电气设备及产品（例如荷兰的灯泡）。瑞典以及挪威、丹麦的工程师成为当时电力工业的先锋，其中后两者的作用稍小一些。举例来说，瑞典最先大规模使用电而不是用煤来熔化生铁；截至1918年，利用这个方法生产了10万吨生铁，大约是总生铁产量的八分之一。同样重要的是，电力能使那些没有煤或基础金属的国家同样能够发展金属冶炼、机械以及机床工业（包括船舶）。

简言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历，与瑞士相似，表明了即使本土没有煤矿或重工业，也是有可能发展尖端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此外还证明了工业化的成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