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最令人称道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发生在美国。1790年，联邦政府得到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的美国人口刚超过400万。到了1870年，国土的扩张规模已接近极限，人口达到将近4 000万，多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事实上仅次于俄国），而到1915年，则超过了1亿。尽管美国吸收了大量来自欧洲的移民，但人口的最大增长点仍在自然出生率上。非本地出生人口从未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止，美国采取的是几乎无限制的移民入境政策，这给美国的国民生活烙上了鲜明的烙印——它逐渐成为最著名的欧洲大熔炉。

美国的移民人数一直波动很大，1820年至1825年连1万人都不到，而在20世纪早期则超过了100万，但尽管如此，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口依然迅猛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为止，大多数移民都来自西欧和北欧，这些外国血统逐渐构成了美国非本地出生人口中的主要部分。但到1900年，来自意大利和东欧国家的新移民开始占主导地位。1900年，外国出生的人口大约有1 350万，占总人口的15%。在这些移民中，17%来自德国，10%来自爱尔兰，来自奥匈帝国的移民也差不多是10%，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加拿大人（其中很多具有英国血统）和俄国人各占9%，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德国波兰人占了将近7%，其余的则来自世界其他各国。

与人口相比，收入与财富的增长更快。从殖民时期起，与土地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更加稀缺，这就造成了比欧洲更高的工资和更舒适的生活条件。事实上正是美国社会蕴藏着的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以及充满着信仰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新鲜空气，吸引着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也许统计数据不够完整，但从颁布美国宪法到南北战争爆发这一期间，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这是很有可能的。之后从南北战争结束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了一倍，这点也几乎可以肯定。这惊人的增长奇迹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人均收入高于欧洲各国，但这些本身却不能解释经济高增长率的原因。尽管这个现象背后蕴藏着一些美国自身的特殊因素，但是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西欧崛起的原因大体相同，都是同样的力量在起作用，即，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地区间的分工深化。举个例子，劳动力的长期匮乏以及高额的劳动报酬，迫使美国人大力开发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同时应用于农业和工业。欧洲最先进的农业耕种方法的亩产量确实高于美国，但美国农民使用相对便宜的机器生产（在拖拉机引进之前便是如此），使得农民的人均产出远大于前者。在制造业各领域这种情况亦十分普遍。

图9-2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小麦丰收的场景。美国工农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劳动力稀缺并因此采用了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图中这个农户配备一台割捆机和四匹马，在欧洲则需要十几个工人才能干同样多的农活。

美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资源种类丰富，地区间的分工细化程度要比欧洲各个独立国家之间高得多。当美国刚刚取得独立时，90%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农业上，余下的劳动力中大部分从事商业活动，但很快就出现了分化。1789年，宪法生效的第一年，萨缪尔·史莱特（Samuel Slater）抵达英格兰，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与罗得岛的商人合作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家工厂。很快，在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美国南方开始成为世界上工厂规模最大的行业里的主要原料供应地。(www.daowen.com)

这种二元经济在美国引发了首次关于经济政策的重大论战。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建议用保护性关税政策和其他方法来扶植本国工业的发展（见Report on Manufactures，1791）。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第一任国务卿，第三任总统，则支持“鼓励以农业为主、商业为辅的政策”（参见他于1801年发表的首次就职演说）。杰斐逊的支持者们在政治斗争上击败了对方，但汉密尔顿派（汉密尔顿在不恰当的时候悲剧性地去世了）最终目睹了汉密尔顿思想的胜利。新英格兰的棉纺业，经历了1815年之前的大起大落后，终于在19世纪20年代重新崛起，在60年代之前一直是美国最领先的产业，其产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大的。在它的带动下，一大批产业也迅速起步，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采用可替换零件进行生产的枪械制造业（这又是伊莱·惠特尼的一项发明），这为接下来的大规模生产的产业打下了基础。

美国地域广阔的另一个优势是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人为的贸易壁垒，但需要强大的交通运输网才能开拓这一潜在的市场。19世纪初，人口主要沿着大西洋海岸居住，比较稀疏，交通主要依靠沿海船只，还依靠几条邮路。通往内陆的唯一途径是内河运输，但由于瀑布与急流而往往严重受阻。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州政府和市政府与私人投资者通力合作（中央政府几乎未参与其中），开展了一项名为“内部改善”的工程项目，旨在大力推进收费公路与运河的建设。到1830年底，建成了总长超过11 000英里的收费公路，主要分布在新英格兰南部和沿大西洋中部各州。运河建设在1815年后陷入严重僵局，但于20年代至30年代又达到高峰。到1844年为止，总建设长度超过3 000英里，到1860年底则超过了4 000英里。总数达18.8亿美元的总投资中公共基金占了将近四分之三。其中一些成果相当成功，像纽约州的伊利运河。但多数项目没这么好运，很多都没能收回投资成本。

运河建设的经济效益如此之差，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运输业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者——铁路运输。尽管美国铁路业多年来都严重依赖英国的技术、设备和资本，但英国和美国几乎是同时进入铁路时代的，而且美国的技术倡导者们迅速把握了这个全新运输方式的机遇。到1840年为止美国的铁路建设总长度不仅把英国甩在后面，甚至超过了全欧洲的总长度，并且在整个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继续保持着这种势头。

与英国类似的是，发达的铁路运输对于美国经济相当重要，不仅要满足生产者在运输服务上的需求，同时也和铁路业的上游产业密切联系，尤其是钢铁业。尽管有时确会过分夸大这种重要性，但它仍不应被忽视。在南北战争前，冶铁业规模小、很分散，依赖木炭技术，因此建设铁路的大多数原材料特别是铁轨，都要从英国进口。尽管如此，1860年铁的工业附加值也仅次于棉花、木料和鞋靴，排名第四。南北战争后焦炭熔炼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又引进了酸性转炉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同时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刺激了需求，种种因素促使冶铁业成为美国工业附加值最高的产业。

但即使制造业在迅猛发展，19世纪的美国仍旧是一个以农村生活为主导的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城市人口才与农村人口相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制造行业正是发源于基本上是乡村地区的地方。之前已经提到过，直到美国内战结束为止，冶铁业的基地主要是在农村。而其他利用廉价而高效的水力的工业也是如此，甚至持续时间更长。虽然蒸汽机逐渐取代水力，但直到出现了集中的大型发电厂后，才真正导致以乡村为基地的工业的终结。美国的西进运动在内战结束之后得以延续，这要归功于《宅地法》的颁布，以及密西西比河西岸铁路的开通。虽然19世纪80年代非农业劳动力人口超过了农业劳动力人口，同期工业收入也超过了农业收入，但农产品仍主导着美国的出口。到1890年底，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