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欧洲中部——从意大利北部到波罗的海——名义上由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事实上，整个疆域由数以百计独立或半独立的公国组成，而且都是在世俗与教会的统治下。这些公国的领土面积大小不一，有的只是帝国骑士的一小块领地，也有庞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囊括整个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特别是在新教改革之后（在此期间，很多在俗教士甚至部分教会人员为了掌控教会财产转而接受新教），罗马皇帝的权威遭受很大的破坏。连哈布斯堡王室（都是世袭皇帝）在自己管辖的地区都很难对地方贵族和市政机构发号施令。近代欧洲的早期历史大部分都充斥着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其中经济因素有时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在德国，国家主义经济的倡导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或准则，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体系，或至少是准体系。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财政学派（cameralists），这称呼源自拉丁文“camera”，当时的德语意思是国库或财政部。他们大多是活跃的财政官员，或前财政官员，为各诸侯出谋划策，以谋求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从他们的主要代表作之一的标题中可找到其拥护的政策要旨，如菲利普·W·范·霍尼希（Philipp W. van Hornig）的《奥地利必胜》（1684年）。在强国政策方面，他们主张充实国库、减少对外依赖、战时更好地自给自足，对应的措施有限制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生产、开垦荒地、为“闲散的穷人”（在某些情况下相当于强征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等等。18世纪，一些德国大学还开设了国家学来培训未来公务员。总体来说，德意志的各个公国疆域都很小，资源匮乏，难以实现真正的自给自足。然而，也有部分政策实施见效的成功例子，它们大大增强了地区统治者的权力和威望，尽管牺牲了国民的福利。

最成功地实现中央集权的例子是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n）统治的普鲁士的兴起。正是它的成功使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改变了当时盛行的对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抨击态度。霍亨索伦王朝在15世纪成为以柏林为中心的勃兰登堡领地的统治者。霍亨索伦家族靠世袭遗产逐步扩大自己的领地，主要是1618年兼并了东普鲁士。三十年战争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但自1640年“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继位之后，几代有才干的继任统治者把勃兰登堡-普鲁士建设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国家，形成了现代德国的雏形。他们采用的措施包括所谓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些标准手段，如保护关税、特许垄断权、产业补贴，以及吸引外国企业家和熟练工人定居本国人口稀少地区[主要是1685年获《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的法国胡格诺教徒]。但他们的成功之处更关键的还是对本国资源的精心管理。通过行政管理的集中、专业公务员队伍的建立与严格职责要求、严格征税，以及节俭开支，他们创造了高效率的国家机制，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最奢侈的开支是军队，有时可占全部国家预算的一半以上。一位普鲁士将军曾评论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国家是军队的司令部和食物供给者”。但是，霍亨索伦的国王们非常节俭和谨慎，他们很少让自己的军队陷入战争，有也只是有限的参与。如1740年，年轻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腓特烈大帝”）对哈布斯堡的西里西亚发动突然袭击，从而引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但在奥地利人默许了他对矿产资源富饶地区的占领之后，他立马从战争中撤离，留下他的同盟军继续打仗。

普鲁士历代国王对军队的高效利用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样也体现在经济上。普鲁士军队声誉极好，所以很容易获得同盟军的资助，从而解决了借款问题，而这正是令多数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伤透脑筋的事。他们充分挖掘本国资源，如农耕地、煤矿、铸铁厂，以及其他生产性企业。经过高质量的管理和严谨的财务管理，这些资源的贡献值占国家总收入的50%。即便如此高效和强势，普鲁士经济的繁荣程度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仍属中等。绝大多数劳动人口仍在从事低效的农业生产，与工业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直至19世纪末，德国才真正崛起为一个工业强国。

与普鲁士崛起成对比的是波兰王国的消失。1772年之前，波兰的国土面积位居欧洲第三，人口居欧洲第四。但自1772年起，强大的邻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开始瓜分波兰，直至1795年波兰从政治版图上消失。正如普鲁士的崛起，造成波兰的衰落和灭亡的原因多半也是军事和政治的因素，如脆弱的国王选举和一票否决制，即只要任一议员投反对票，整个选举可作废。经济因素起的作用较弱，但也有，如贫困与落后。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合法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除地主赋予的部分权利外一无所有。波兰的贵族人数众多，约占总人口的8%。但其中大多数也很贫穷，手无寸土。土地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但多数被二十几个家族集中控制。在16世纪和17世纪，波兰曾向西方出口大量谷物，主要经但泽运往阿姆斯特丹的市场。至18世纪，西方农产品产量增加，对波兰谷物需求减少，波兰又回落到基础农业状态。

波兰缺少一个高效的中央集权，从而经济政策无法连贯地贯彻实施，但有一部分地区确实成功过。库尔兰公国（the Duchy of Courland）就是其中一例（图6-4）。17世纪中期（1638—1682年），库尔兰公国的位置在今天拉脱维亚的地方，在年富力强的詹姆斯（或称雅各布）公爵的率领下，库尔兰公国成为一个重商主义国家的典范。为促进工业发展，詹姆斯出台保护关税和补贴政策，建立商业船队和海军，甚至买下西印度群岛的多巴哥岛和西非冈比亚河口的一小块殖民地。很不幸，1655—1660年爆发的瑞典与波兰的战争扼杀了羽翼未丰的经济发展。战争期间詹姆斯被俘虏，所有财产被洗掠一空。尽管和西西弗斯（Sisyphus）⁽⁴⁾一样，他战后回到了库尔兰，但库尔兰终究未能重焕生机，于1795年和波兰一起从版图上消失。库尔兰的经历说明了在近代早期，国家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图6-4　库尔兰公国及其邻国。(www.daowen.com)

国家在塑造经济中的能力受到限制的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俄国。俄国是欧洲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与西方相对隔离的俄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开始了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由于是内陆国家，远距离贸易很少。1553年以后，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港口才陆陆续续出现少量的进出口贸易。但这个港口每年只开放3个月。俄国大多数人口依赖的是基础农业，农奴制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其残酷程度愈演愈烈。与此同时，起义、内战和宫廷政变此起彼伏，而沙皇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大。1696年，彼得一世（“大帝”）登上独裁者的宝座，在俄国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彼得大帝经过深思熟虑，开始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进程。除了做出一些小举动如王室成员必须穿西式服装、刮去络腮胡子等，他频繁地出访西方诸国，考察工业化进程以及军事防御工事与建设程序。他下令给西方工匠和企业家提供资助和特权，以让后者在俄国定居营生。他在刚占领不久的瑞典国土上建起“西方之窗”——圣彼得堡，即波罗的海、芬兰湾口的地方。圣彼得堡提供了一个比阿尔汉格尔交通更便捷的港口，于是，他开始建立海军。彼得大帝的一切政策和改革动机就是扩大势力，扩张领土，使俄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彼得统治期间，俄国始终在打仗，往往还是发动者，仅有两年时间无战事。）为了这一目标，他制定了一套自认为是新的高效率的税收体制，并对中央行政进行改革。他认为，中央行政的职能是“竭尽全力收钱，因为资金是战争的血脉”。当国内工业不能满足军需物资需求时，他就建立国有兵工厂、造船厂、铸铁厂、矿山矿井和纺织厂，配备西方技术人员，由他们培训当地劳动力。但由于当地劳动力主要是未受过教育的农奴，其工种也不管喜欢与否都是指派的，因此，此举收效甚微。只有乌拉尔山一带的铜、铁企业由于丰富而低廉的矿藏、木材和水力资源才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彼得死后，他创办的企业大多萎缩衰败，海军灰飞烟灭，连税收体制也极其倒行逆施，征税的主要对象居然落在农民身上，而农民纳的税根本无法支撑军队和沉重的官僚体制。彼得的继位者之一凯瑟琳（Catherine，也是“大帝”）对经济的一蹶不振亦负有责任，她为国家财政制定了两个创新政策，借外债和过度的纸币发行。与此同时，经济中真正的生产力——农民——继续以传统的方式从事着艰苦的劳作，被地主和国家层层盘剥后，以微薄的收入挣扎在贫困线上。

16世纪和17世纪的瑞典尽管人口稀少，却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强国，这确实令人惊叹。其成功部分应归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军事必需品的铜和铁；部分应归功于政府行政的有效管理。瑞典的历代君主在国内的权力至高无上，这是欧洲其他国家，甚至是法国、西班牙等专制国家都无可匹敌的。而且，总体上他们能非常智慧地驾驭权力，至少在经济领域是如此，但也有过以失败告终的军事冒进。他们废除了其他国家盛行的国内通行费和关税，实行标准的度量衡，制定统一的税收体制，以及其他许多有利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当然，并非所有政策都好，如限制斯德哥尔摩和其他一些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但总体来说，他们对本土和移民企业家（特别是带来专业技术、知识和资本的荷兰人和瓦隆人）开发瑞典资源是开放的。18世纪，在其政治势力衰落之后，瑞典成为欧洲市场铁的主要供应者。

意大利曾被排斥在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研究之外，因为在近代史的早期，在多数时间里它是强国竞争的受害者。由于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频繁军事侵略与占领，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和小公国几乎没有机会启动或实施独立的政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在1797年被法国蹂躏之前，它成功地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少许繁荣。直至15世纪末，威尼斯在商业领域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其势力与财富遍及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意大利本土（图6-5）。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进攻、印度洋航海路线的发现，以及欧洲经济重心从地中海往北海的逐步转移，这些因素最终迫使威尼斯陷入被动。面对环境的变化，威尼斯人做出了反应。他们重新配置资本和资源。在16世纪，他们发展了重要的毛纺织业，以补充早已享有盛誉的奢侈品工业，如玻璃器皿、纸、印刷等。至17世纪，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毛纺织业崛起，形成激烈的竞争，许多威尼斯家族转而投入本土的农业改良。由显赫家族代表组成的寡头政府努力拯救工商业的衰败，但终究未能成功。威尼斯的商业价值由此慢慢衰落。至17世纪末，毛纺织品的产量比世纪初减少12%。威尼斯停下了脚步，而欧洲在快速扩张。

图6-5　威尼斯港。曾经辉煌的主要贸易中心威尼斯在17世纪和18世纪慢慢萎缩，但其商业功能仍保留了一部分。此画出自当地艺术家，表现的是18世纪早期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