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西班牙是欧洲各国君主嫉恨的对象。因王室联姻，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年）不仅继承了西班牙王国（实际上是阿拉贡和卡斯提尔两个独立的王国），而且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低地国家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e）的领地。除此之外，阿拉贡王国还带来了撒丁岛、西西里岛和罗马以南的整个意大利；而卡斯提尔王国则贡献了刚发现的、尚未被征服的美洲帝国。1519年，查理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成为查理五世。

这个令人生畏的政治集权帝国似乎同样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尽管西班牙的农业资源并不算最好，但却继承了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摩尔人的精耕细作的园艺技术；美利奴羊毛在全欧洲也很值钱；还有一些较发达的工业如纺织和铸铁。查理在荷兰的财产还包括欧洲最先进的农业和最蓬勃的工业。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除了拥有农业资源外，还拥有丰富的矿藏，如铁、铅、铜、锡和银。叹为观止的是，16世纪30年代，来自新大陆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在世纪末的10年达到顶峰，进入17世纪才慢慢消退。

如此顺风顺水的条件，西班牙的经济仍未取得进展，事实上在16世纪中期还反而衰退了。西班牙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生活水平下降，饥荒、瘟疫频频发生，最终导致17世纪西班牙人口剧减。尽管有很多因素用来解释“西班牙的衰落”，但毫无疑问，君主过度膨胀的野心和经济政策的短视与悖谬必定负有很大的一部分责任。

查理五世认为，他的使命是重新统一基督教的欧洲（图6-2）。为了这个目标，他在地中海和匈牙利向土耳其人发动战争；镇压反抗的新教徒的德国王储；与法国的瓦罗亚王朝为敌，后者觊觎意大利和荷兰，同时又受哈布斯堡王朝的挟持。在连连败退的情况下，1556年，查理终于心力交瘁，宣布退位。他曾希望将王朝完完整整地传给儿子菲利普，却没想到在他死后，他的兄弟斐迪南（Ferdinand）于1558年成功夺得了哈布斯堡王朝中欧的领地，并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继续出兵打仗，甚至将英国列入仇敌名单。结果在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溃不成军，惨遭失败。此后将近有一年时间，西班牙没有参与欧洲的战事，也没有远征美洲。西班牙君主除了好战的天性，对宏伟建筑和奢华宫廷礼仪亦有着狂热的嗜好。

图6-2　查理五世的帝国。

为满足战争的资金需求和奢靡的生活方式，查理和菲利普第一想到的就是征税。16世纪的西班牙人民生活贫困，但却负担了欧洲最重的苛捐杂税。而且，税负极其不公平。早在15世纪末，西班牙97%的土地归约2%或3%的家族（包括教会）所有，这种悬殊差距在16世纪进一步扩大。大地主、王室和有“贵族”血统的（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可免缴直接税。赋税的重担就落在最没有支付能力的手工业者、商人，特别是农民的身上。

王室在美洲帝国发现的金银成为意外的财政收入。16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银进口量很小，此后，从16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由100万达克特逐年增长至800万达克特（这个数字仅指合法缴税的进口量，非法进口量差不多有一样规模）。如前所述，政府合法获得40%。即便如此，在菲利普执政的最后几年，他获得的贵金属的份额大致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0%～25%。

更糟糕的是，财政总收入依然难以平衡庞大的政府支出。这就迫使王室借助第三种财政来源——借贷。（他们也有权宜之计，如向富商兜售贵族特权，但牺牲的是长期税收收入。）借贷无论对西班牙王室还是其他王室都不是新鲜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就是通过借款筹措资金，打赢了格林纳达。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伊莎贝拉是典当自己首饰资助了哥伦布的航海。但在查理和菲利普统治期间，财政赤字已像毒瘾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查理在统治早期就曾向富格尔家族和德国、意大利银行家拆借大量资金，大肆贿赂，使自己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这些债务加上其他的利滚利，越积越多。债主们都是佛兰德、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的银行家们，甚至还有一些富有的商人和贵族。他们手持合同，上书详细的担保抵押，如指定某种税收或下一船来自美洲的银矿等作抵押品。早在1544年，每年正常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就被用于还贷。1552年，政府暂停了所有的利息支付。1557年，沉重的债务迫使政府拒付债款。这一事件后来常被称为“国家破产”。但政府毕竟不能像公司一样进行清算破产。相反，短期债务重组为长期负债，本金和利率降低，新一轮循环开始，但附加给借款者的条件越来越繁琐。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曾8次宣布王室破产（1557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3年和1680年）。每次都引发金融大恐慌，造成许多银行家和其他投资者的真正破产，破坏了正常的商业和金融交易。

尽管政府是出于财政需求对经济进行诸多干预，这种管理不当也并非是唯一使经济陷于窘境的原因。起破坏作用的还有王室赋予的特权，如之前提到过的王室授予牧羊主行会（梅斯塔）的特权。其顶峰是1501年的法令，特许羊群可以在西班牙国土上受保护地自由来回穿越，完全漠视土地所有者的意愿。为了向有特权的牧羊主收取更多的税，政府采取如此政策，牺牲了耕种者和最终消费者的利益。

用类似的方法，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1494年创立了布尔戈斯领馆（Consulado of Burgos）——一个商人行会，授予生羊毛出口的特许垄断权。布尔戈斯是一个繁华的市场集镇，但它离最近的港口至少有100多英里远。西班牙所有的出口羊毛，无论产地何处，都要先运到布尔戈斯，然后用骡队送往比斯开湾沿岸的毕尔巴鄂（Bilbao），再装船运往北欧。这样，布尔戈斯商人获得了西班牙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的集体垄断权，牺牲了本国生产者和北欧消费者的利益。布尔戈斯领馆也为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on）树立了样板，贸易署的成立在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地点选在塞维利亚，专管对美洲的贸易。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统治期间一直偏好于扩大行会的垄断控制权，以此来增加税收收入。他们的继任者因财政状况丝毫未有好转，也未采取任何削弱垄断权的政策。

西班牙经济史上一直缺少系统而长远的经济政策，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涉及西班牙最重要的两次经济活动：谷物的生产和纺织业。谷物的生产尽管受到牧羊主行会特权的阻碍，但在16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里曾经非常繁荣。这要归功于人口增长和因美洲财富的最初流入所引发的价格的缓慢上升。随着价格加速上升，消费者产生抱怨，政府于1539年出台粮食限价令。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得可耕地转作其他用途，从而产量减少，粮食短缺更趋严重。为应付短缺，政府放松管制，对原来禁止进口或征收高额关税的外国谷物免于征税。这更挫伤了国内谷物耕种者的积极性。许多土地停止种植谷物，西班牙成为谷物经常进口国。(www.daowen.com)

纺织业的情形也是如此。16世纪初，西班牙出口纺织品和生羊毛。随着国内需求的扩大，特别是美洲殖民地的需求激增，纺织品和生羊毛的价格和成本也在上升，供给跟不上日趋增长的需求。1548年，外国纺织品可享受进口免税；1552年，国内纺织品被禁止出口（除出口殖民地之外）。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纺织业的严重萧条。直到1555年，出口禁令才被解除。但此时，国外市场已丢失，国内通货膨胀加剧，西班牙的竞争优势已荡然无存。自那时起直至19世纪，西班牙一直都是纺织品净进口国。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出现真正英明的经济政策，查理五世完全可以将庞大的帝国转变成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由此创造出持续的繁荣。然而，事实表明，他的脑海中从未闪现过这样的想法。首先，在帝国统治下的每个地区、公国和王国都非常熟悉和了解自身的传统和特权，对任何变革都会产生抵制。更重要的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王室对关税收入的依赖程度决定了它根本不可能废除帝国内部各地方之间互通贸易的关税和通行费。即使在卡斯提尔和阿拉贡两个王国合并后，一国公民在另一国仍被视作是外国人，相互之间保留着关税壁垒，甚至货币都是各自为政。其他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情形也差不多。低地国家的商人和实业家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竞争优势长驱直入西班牙的市场，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

在宗教政策方面，西班牙统治者竟然也漠视国民的福祉，由此削弱了统治的经济根基。在统治早期，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从罗马教皇处获准建立宗教法庭（Holy Office）——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分支机构，借此可直接行使王室权力。西班牙宗教法庭最初的目标是审判已皈依天主教的背道者、那些名义上或实质上已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尽管当时信仰犹太教是获官方承认的。信仰犹太教和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大多是西班牙最富有和最有教养的平民，他们中有商人、金融家、运动员、能工巧匠，以及其他经济成功人士。有些富有的皈依者与贵族联姻，甚至连斐迪南身上也有犹太血统。但宗教法庭制造的恐怖气氛迫使许多皈依者和犹太教徒移居国外，带走了财富，也带走了人才（图6-3）。后来，至1492年，天主教的国王们在成功征服格林纳达后不久，颁布法令，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皈依天主教，否则就驱逐出国。据估计，当时离开西班牙的人数约有12万至15万。对经济造成的损害按人均比则远大于此。

图6-3　驱逐犹太人。画中表现的是1300年前后卡斯提尔国王的幕僚敦促国王驱赶犹太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于1492年付诸行动，给自己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君主们对其他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如摩尔人穆斯林采取了类似政策。在征服摩尔人的王国格林纳达时，天主教国王曾颁布法令，承认摩尔人的宗教信仰（恰好与犹太人受迫害的时间吻合）。但10年不到，迫害摩尔人的行动开始了。1502年的法令规定摩尔人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被驱逐出境。大多数摩尔人都是地位低下的农业劳动者，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移民，所以名义上都皈依了基督教，成为西班牙摩尔人。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他们仍私下保留并忠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为农业贡献很多，特别是在农业大省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1609年执政的西班牙政府为掩饰自己在国外战事上的失利，下令驱逐所有西班牙摩尔人。尽管最后并非所有摩尔人都被驱逐，但仍有很多人被迫离境。西班牙由此剥夺了自己另一种急需的经济资源。

西班牙对美洲帝国的政策一如其国内政策，短视而自取灭亡。当发现新大陆的本质与意义刚开始显露时，政府就出台了垄断和严格管制的政策。1501年，外国人（包括加泰隆人和阿拉贡人）被禁止在新开发殖民地上定居或互通贸易。1503年，贸易署在塞维利亚成立，全面垄断贸易。如前所述，所有商船必须配备武装护航队。护航队的主要任务是护送金银运输，这一点基本是做到了，但成本昂贵，效率低下。1628年，荷兰人成功地拦截了一支运送金银的商船队，1656年和1657年，英国人也发动了两次攻击，每一次都引发了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垄断与限制政策被证明行不通之后，政府只好马上放松管制。1524年，政府准许外国商人与美洲的贸易，但定居仍未放开。意大利和德国商人由此大发横财，以至于政府在1538年取消政令，将垄断权又归还给卡斯提尔人。但实际上许多通过贸易署做生意的卡斯提尔人公司都只是门面，背后都由外国人控制，特别是热那亚的金融家。从1529年到1573年，卡斯提尔其他10多个港口的商船也获准与美洲贸易，但他们必须先将货物运到塞维利亚进行登记注册。但由于成本增加，这一法令最终收效甚微。相反，垄断与限制的政策刺激了西班牙和其他国家商船的逃税和走私。1680年，瓜达拉哈拉河淤塞，大型航海船无法驶进塞维利亚，垄断中心又移至加的斯。那时候，金银的运输量已萎缩，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帝国的对内政策也缺乏远见，如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虽有所发展，但总体是不鼓励的，特别是墨西哥与秘鲁之间的贸易。葡萄园和橄榄园是官方严令禁止的，目的是保护国内生产者和出口商的利益。小部分产业是放开的，如新西班牙（墨西哥）的丝织业，目的仍是为大城市生产者保留制成品市场。然而，西班牙本土的工业大多日渐衰败，所以，刺激起来的市场需求最终落入了西班牙的欧洲竞争对手的手中。

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经济政策是相当荒谬的，最突出的例子是它对自己在太平洋仅有的殖民地——菲律宾群岛采取的政策。根据罗马教皇划定的分界线，菲律宾群岛地处葡萄牙的管辖范围。但因麦哲伦的发现，它就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岛上的菲律宾人和其他亚洲人互通贸易，也对外与中国等亚洲地区邻国进行贸易。但与欧洲的贸易就受到西班牙政府的限制，凡是与欧洲的贸易都是间接的，必须经过墨西哥和西班牙本土。每年仅有一艘商船（理论上是如此，尽管还有其他违法走私船只），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装载着秘鲁和墨西哥的银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驶向目的地港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回全程需要2年，船在马尼拉过冬，然后装上香料、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方其他奢侈品。货物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市场兜售，未售出的商品经由陆路运往维拉克鲁斯，然后再搭载商船运回西班牙。毫不奇怪，任何商品都负担不起如此昂贵的巡游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