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大多数封建领主，特别是君主，都拥有“战争金库”。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堆积金银和铸币的大钱箱，以应急所有可测和不可测的战事。至16世纪，政府的财政手段越来越复杂，但盛行的仍然是大量储备金银。这时，“重金主义”的经济政策雏形就应运而生了。“重金主义”的要义是，一个国家要多多地获取金银，严令禁止金银的输出，违者处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对新大陆财富的管理，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大多数国家都有类似的立法。

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没有出产金银的矿藏（有矿藏的国家主要在欧洲中部，并在16世纪中期因西班牙金银的泛滥而被迫关闭），所以，获取有金银矿藏的殖民地便成为当时探险和殖民的主要目标。而西班牙的暴富又成为仿效的榜样。但是，法国、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几乎没有金银矿藏，贸易便成为他们获取贵金属的唯一途径（除了武装征服、海盗等手段）。

正如亚当·斯密指出，正是这样，商人才能够对国家议会施加影响，也正是商人提出了贸易顺差的观点。根据贸易顺差理论，最理想的情况是，一国只对外出口，而不进口。然而，实际中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问题就是：应该出口什么？进口什么？由于农业歉收和周期性饥荒的频繁发生，政府极力保证国内充足的谷物和食品供应，一般都禁止出口。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制造商不仅要出口，而且要扩大生产范围，更好地保证自给自足。

为鼓励国内生产，外国制造业被排斥在外，或被迫支付高额保护关税，尽管关税也是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国内制造业还获得垄断权或出口补贴（英文为bounties，意思是补助金）。若所需原材料在国内紧缺，可享受免税进口，这恰与通用的限制进口政策相悖。节约法（管制消费的法律）的实施，严格限制了外国商品的消费，促进了本国产品的消费。

大型海上商船队的地位获得了空前的重视，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向外国人提供航运服务赚取利润，而且能为国内出口提供廉价运输服务。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图6-1）。而且，当时商船与战船的唯一区别在于船上载枪支的多少，一旦发生战争，商船立马能变成战船。大多数国家有“航海法”，严格限制当地船只承载进出口货物，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商船的发展。同时，政府鼓励渔业发展，由此训练海员，刺激造船业，给自给自足的国民生活提供更充沛的食物供给，剩余的还可用作出口。荷兰大规模的鲱鱼捕捞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当时，海上商船的数量代表着一国的国际贸易量。按路易十四的重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le Colbert）的说法，整个欧洲贸易是由2万艘船承载的，而荷兰的船占到四分之三之多。柯尔贝尔由此推断，法国增加自己份额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减少荷兰份额。为此，他愿意通过战争达到目标。(www.daowen.com)

图6-1　阿姆斯特丹码头。17世纪荷兰的商船队是整个欧洲嫉妒的对象，当时阿姆斯特丹是主要港口。这幅雅各布·凡·罗伊斯达尔的当代风景画表现的是忙碌的港口景象。

所有国家的理论家都强调，攫取殖民地财物代表着国家的财富与权力。即使殖民地没有金银矿藏，它们也可生产宗主国短缺的商品，然后供宗主国使用或出口。印度群岛的香料、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和朗姆酒，以及弗吉尼亚的烟叶就是如此。

以上部分代表了16世纪和17世纪盛行的经济政策。它们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标榜天下，也从未强迫一致的认同与坚守，更没有形成“理论”或“主义”来左右统治者的行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立法和其他干预手段是由一系列权益构成的，往往缺乏经济学的理性，经常导致有悖本意的不良结果。请看下面的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