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期的苏格兰哲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给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前的时代）的经济政策贴了个标签：重商主义。在他看来，这些政策是悖谬的，干涉了个人的“天赋自由”，导致了现代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他抨击这些政策是愚蠢且不公正的，同时又用“重商主义”一词来使其制度化，更突出其荒诞性。通过大量援引英国的例子，斯密指出，这些政策是商人们精心设计的，然后灌输给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的统治者和政客。在斯密看来，商人们提出的论点是，收入超过支出是商人的致富途径，那么，出口超过进口就应该是国家的致富途径，国家通过金和银的“贸易差额”来获利。因此，商人们偏好鼓励出口、惩罚进口的政策（这些都有利于他们的个人利益），由此为整个国家创造“贸易顺差”。

在斯密1776年发表其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重商主义”一直是个贬义词。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叶，以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彻底颠覆了这一概念。他们是一群国家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生活在德国统一后的普鲁士霸权统治下。对他们来说，重商主义首先是一个国家决策的政策，是由英明仁慈的统治者实施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¹⁾就是楷模。用施莫勒的话来说，重商主义“最深层的核心就是国家决策——绝非狭义上的国家决策，而是国家决策和国民经济决策的共同体”。⁽²⁾

后来的学者曾试图调和这对根本分歧甚至敌对的观点，并使之合理化。所以，我们在教科书中可以找到关于重商主义的这样的定义：重商主义是早期近代欧洲经济政策的“理论”或“主义”；或更谨慎一点的定义：是“1500年至1800年前后在西欧国家及其海外殖民地盛行的观点和做法，未形成严谨体系”。⁽³⁾由此看来，对重商主义的普遍曲解和简单化，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构成经济政策基石的正是这宝贵的小小“主义”，而绝非政府因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迫切需要财政收入。而且，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缺失，也是非常薄弱的。当然，任何一种理论或政策都不可能获得一致的共识。

不可否认，当政策制定当局（即当权统治者或统治阶层）的需要和所处环境大致趋于一致时，经济政策中的一些主题或要素确实能获得共识。这些我们在后面要讲到。而各统治阶层因性质和构成不同，加上环境的不同，由此所产生的差异非常有意义。我们在这里就简要地探讨一下，后面的章节将进一步详尽地阐述。

尽管国与国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经济政策。这是源于不同国家的地方传统与国家传统、地理环境，以及国家自身的特点。所有支持国家主义经济的人们都声称，他们制定的政策会惠泽国家。但国家是什么？答案是各式各样的，有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政权和大多数欧洲大陆君主专制国家，也有荷兰、瑞士以及汉萨同盟城市的自治共和国。无论是何种政体，其居民都未参与政府的执政。既然早期的国家主义依托的是一个阶层，而非广大民众，寻找各国经济政策差异的关键还只能从统治阶层的不同构成和利益入手。(www.daowen.com)

在法国和其他专制君主国，专制君主的意愿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大多数专制君主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但他们习惯发号施令。负责日常事务管理的大臣和官员们对工业技术和工商企业等问题也知之甚少，因此也只能是上传下达主子的旨意。针对工业与贸易活动的各种清规戒律提高了成本，增加了阻力，进而助长了逃税行为。在重大问题上，专制君主常常冷漠而无知地牺牲国民的经济福利以及自己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西班牙政府即使拥有庞大的帝国，在无休止的肆意挥霍下，财政显露赤字，本国商人又遭受迫害，最终帝国的实力日渐衰微。而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尽管在当时是欧洲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也经不起路易十四为领土扩张和宫殿维护进行的无休止的折腾。在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即荷兰）由代表富商利益的富商们统治，他们管辖着诸多大城市，实施着更为透明的经济政策。荷兰以贸易为生，所以决不会像邻国一样采取限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他们在本土建立自由贸易，对各国商人开放港口和市场。而且，荷兰商人的垄断权在荷兰帝国是至高无上的。

英国处在这一地区的中心位置。在政府和政界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是那些地主贵族，联合勾结富商家族以及与工商打交道的律师和官员们。1688—1689年光荣革命后，他们的代表在国家议会获得了最高权力。他们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平衡了各方利益，既保护了国家在土地和农业上的利益，又鼓励了国内的制造业，促进了航运和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