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人口的增长停下了脚步。理由很简单，人口增长的速度超出了食物供应的能力。其中隐含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即农业技术没有重大发展，由此，农业生产率普遍停滞不前或者甚至是下降了。然而，由于地区的差异性，对欧洲农业一言而概之是有失偏颇的。上面的结论就需再定义，特别是对荷兰的农业。不过，有些结论大致还是正确的。首先，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经历了每一次重大地理划分后，农业至今仍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荷兰三分之二的人口以及东欧、北欧90%～9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次，从人类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力劳动者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当然，土地、种子和湿度是必需的，耕地家畜和其他家畜从严格意义上讲不算必需品，但基本上都有，粪肥则是奢侈品。人力是最基本的投入。犁（各种类型的，视土壤性质和耕作方式而定）、镰刀和连枷是靠资本武装的主要工具。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来发挥作用。

还有一个结论更值得怀疑，很多地区的情况明显可对此提出驳斥。16世纪欧洲总体上的农业平均生产率很可能与13世纪相差无几，至少从种子收成比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惜，我们没有数据证明一个单位土地或劳动力的生产率是多少（意大利部分地区的一个单位土地的生产率可能稍许提高了一点，但也可能是以牺牲劳动力的生产率为代价的）。整个欧洲主要农作物的收成／种子比平均不超过4：1或5：1，低的地区东欧是2：1或3：1，高的地区荷兰是10：1或更高。低比例地区甚至在17世纪可能还多数出现下降趋势（对比今天的比例，最高的达40：1或50：1）。家畜的体重一般只有现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有些发达地区体积稍大些。牛奶产量与今天相当。

用收成／种子比衡量，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也会出现误差。譬如，每亩土地的产出可能因播撒的种子数量多而提高；或者，播撒的种子数量相同，投入的劳动力减少了，因而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也会提高。实际情形是两者提高的幅度都不大，并且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上半叶，两者都稍稍有所下降。

用实证分析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率的下降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我们最多只能在理论上假设它曾经发生过。首先，因人口的增长，投入到每蒲式耳种子或每亩土地上的劳动力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总产量可能略微提高，但人均（劳动力）年产出降低了。其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可耕地增加了，以前的未开垦地（荒地和沼泽）和牧场都被开垦出来了。未开垦地的土壤一般比已耕作地贫瘠，平均产量明显是很低的。这意味着土地生产率的下降。有些情况下，牧场用作可耕地的产量短期内有可能更高些，因为畜粪使土壤肥沃。但是，随着牧场的减少，家畜也减少了，尤其是牛。有直接和间接证据表明，16世纪的肉类消费在下降，对人口的营养和健康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而且，家畜数量的减少表示粪肥的减少，土地因连续耕作而越来越贫瘠。这是螺旋形下降的恶性循环。为了全面理解这个问题，还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地区的情况，这样做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些地区的未来状况。

在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边缘地区——芬兰、瑞典（除最南端的斯堪尼亚）、挪威、威尔士、康沃尔、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粗放农业占经济主导地位。这些地区人口稀少，特别是最北边，有成片的原始森林，人们仍然采用最原始的焚林垦荒技术。人口居住稍许集中的地区则好一些，采用浪费小一点的方法——内外耕地（infield-outfield）系统。家畜的原始式放养仍很重要，特别在山区。主要农作物是黑麦、大麦和燕麦（小麦不适宜在夏日短、气候寒冷潮湿的地区生长）。还种植亚麻和大麻，纤维用来做家织衣物。因土地相对充裕，土地租赁的流动性很强，且大都列在部落酋长或领主名下。社会是分等级的，但不存在契约或奴役的束缚。

相反，在欧洲的易北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地区（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人身契约或农奴是这一时期初期的社会关系特征。这种情形一直或多或少地不断恶化，有权有势的领主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逐步侵吞土地，剥夺硕果仅存的自由农民的自由。这就是地主／庄园主制度⁽⁴⁾，一种有利于领主对大片土地直接剥削的制度。在俄国和部分波兰地区，早已不堪一击的农民地位逐步沦落到几乎是奴隶的地步。他们被迫每周5至6天为领主劳作，有些甚至被领主买进卖出，被迫背井离乡。农业技术是相对原始的，采用两圃或三圃农耕法。收成和种子比即使按当代标准衡量也是很低的，平均不超过3：1。在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流向波罗的海通航河流的两岸地区，农产品可出口至西欧市场，这有效地刺激了谷物（主要是黑麦）和其他可售农作物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其他地区（即大部分东欧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还停留在本地的自给自足。

尽管地中海地区的气候与土壤基本上是相似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还是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仅在意大利，土地使用权的租赁就是多种多样的，在皮埃蒙特（Piedmont）高原和最北边地区，是农民所有的小型农场以及独立的租地佃户。在西西里和南部地区，是大型农场，在田里劳作的是用谷物缴租的佃农以及雇佣工。在中间地带，还有各种各样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方式，主要形式为佃农用谷物缴租（mezzadria）。同样，意大利农业的多样性在欧洲也是最具特色的。在其他地区很重要的谷类在意大利反而不是主要农作物。波河流域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水稻收成反而比传统谷类多。在意大利特别重要的是葡萄和橄榄树，遍布整个地中海盆地。该地区还有水果（包括南部的柑橘类水果）、蔬菜、饲料作物以及工业农作物如纺织业所需的染料植物。如此种种，意大利的农业产量仍然没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滥耕和过度放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突出的是森林的乱砍滥伐和土壤的侵蚀。

几乎与意大利一样，西班牙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土地肥沃，北部及其他一些地区高山连绵，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是最具西班牙地理特征的高原和山地。西班牙农业拥有穆斯林先辈传下来的丰富遗产。阿拉伯人和摩尔人早在基督教再征服之前就居住在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他们是优秀的园艺家，并且提高了灌溉水平。可惜的是，西班牙君主们在宗教狂热的激励下，糟蹋了这份遗产。在西班牙占领格拉纳达王国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同一年，他们颁布法令，驱逐所有的犹太人（其中不乏有技术的农艺者和工匠）。随着格拉纳达王国的灭亡，许多摩尔臣民早早地选择了逃离。10年之后，摩尔人落入被迫皈依信仰或逃离的境地。那些皈依信仰的摩尔人改称摩里斯科人（Morisco），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依然是西班牙南部地区农业经济的中流砥柱。但到了1609年，他们也被驱逐出境。取代他们的基督教徒们没能继承这些复杂的灌溉系统以及摩尔人农业高产的技术。做到这些既需要激励机制，也要求知识和能力。16世纪的西班牙，大片的土地集中在贵族和教会手中，后者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但他们又都是甩手给地主，通过管家或其他中介者，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用谷物缴租的佃农和短期佃户。这些佃农既缺乏资金又没有动力，根本无法保留摩尔人的传统体系。许多农民沦落至靠劳役偿债的地步，近似于农奴。雪上加霜的是，美洲金银的流入导致价格上涨，许多地区不管是土壤肥沃的河谷还是贫瘠的山地，都开始种植谷类作物。即使如此，谷物的产量仍无法满足人口的需求。西班牙越来越依赖进口小麦和其他谷物。

西班牙农业发展的另一主要障碍是农民与牧羊主之间的竞争。西班牙的美利奴羊毛在低地国家和其他纺织业中心的市场上需求很大。牧羊人习惯于随季节变化把牲畜在山地和草地之间迁移，即夏天把羊群赶到山区牧场，冬天迁移至低地牧场（图5-4）。季节性的牲畜迁移不仅仅西班牙有，欧洲每一个非耕地文化的山区都有，从意大利南部到挪威，今天的瑞士奶牛牧场仍是如此。但是，西班牙的牲畜迁移有两大非同寻常的特点，一是其牧羊场的长度；二是其构成。西班牙的牧羊场是受王室立法保护的，长度横跨西班牙的南北，从北部的坎塔布连（Cantabrian）山脉覆盖到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河谷。牧羊主们组织起一个叫做“梅斯塔”（Mesta）的同业公会或商会，在宫廷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游说势力。季节性迁移的羊群在战略关卡的收费站顺理成章地被课以税收。羊毛价值高，带来滚滚现金流收入（许多农作物则不行）。而且，羊毛的出口又可以增加一笔税收。君主们对税收永远是贪婪的，为了高额税收，他们不惜牺牲农业，如授予梅斯塔特权，让羊群可在公共土地上肆无忌惮地吃草。除了梅斯塔的特权，政府还出台了其他一些非理性的政策，如在价格革命的大通胀时期给小麦设定最高价格。所有这些使本已实行土地使用权租赁制的农业雪上加霜，彻底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西班牙的农业生产率很可能是西欧最低的。随着17世纪的人口下降，大量农场最终被放弃了。(www.daowen.com)

图5-4　西班牙季节性的牲畜迁移路线。

在西欧的其他地区（如中央高原以北的法国、易北河以西的德国、丹麦、斯堪尼亚，以及英国大部分地区），从中世纪庄园制传承下来的敞田耕作制相当盛行。当然，这不包括多丘陵地区和山区（如瑞士大部分地区）。法国西部的大片地区则混合实行敞田和圈田耕作制（Bocage）。低地国家的某些地区也是个特殊的例外，我们后面再详细讨论。德语“Grundherrschaft”有时被用来描述土地使用权租赁制。土地的领主虽然还享有某些特权，但已经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地主。他们收取租金，租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以物代租，但以劳役代租金已经彻底灭绝了，这种形式自中世纪后期就日渐式微。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越来越普遍，所以，农民小地主和独立佃农越来越多。据估计，有三分之二的英国农民拥有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租赁——不动产的终身保有权、登册土地保有权或终身租赁权。尽管大地主们采取了巩固不动产的措施——在16世纪圈围了约10%的英国土地，主要用来牧羊——农民总体上是获益的。

在城市周边集居着数不清的小地主和独立佃农，他们的产品成为城市人口的主要供给。在其他地区实行的土地使用权租赁主要有两种方式，并派生出形形色色的变种。英国、德国部分地区、法国北部普遍采用长期租赁（某些按习俗沿袭的租赁权甚至是可以继承的）。农民定期支付租金，以物或以现金支付，后者更多些。自己配备家畜、农具和种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拥有独立的决策权，除非受社区习俗约束，因条块形的敞田耕作需要集体做出决定。另一种土地使用权租赁方式是佃农耕种制，在法国称为对分佃耕制（metayage），卢瓦尔河南部地区最为普遍。由地主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料和农具，共享风险与决策权（也可独立决策），然后分走部分收成，通常是一半（他也可能负责销售农民的那份收成，这样更有利于剥削和滥用权力）。由此派生出的另一种方式称为农场承包（fermage），主要分布在法国北部中心地区以及欧洲的其他部分地区。（事实上，现代英文单词“farming”源于“fermage”。）由一名大农场主（fermier，英文farmer）向地主支付固定的现金租金，租赁一大片土地，或好几片土地。然后分割成小块，短期租赁给农民或分给佃农。如此一来，地主与农业完全隔离，变为纯粹的收租人（rentiers，英文rent receiver）。在精明能干的农场主的管理下，农业成绩斐然，技术进步了，产量增加了。但同时催生了高额地租和剥削农民的现象。

欧洲农业进步最快的地区是低地国家，尤其是荷兰北部，以荷兰省为核心。15世纪末，荷兰和佛兰德农业的生产率早已超出欧洲平均水平，这得益于有机会为邻近城市和纺织业工人提供粮食。源于中世纪时期荷兰人口的定居方式，其农业人口比庄园制地区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在16和17世纪的进程中，荷兰农业经历了巨大的转型，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荷兰的农业现代化和其同样令人啧啧称奇的商业崛起，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缺一不可。荷兰农业转型成功的关键是专业化。专业化的机会最初来自荷兰的城市化发展，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繁荣产生旺盛的需求，最终使荷兰奶酪出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市场上。荷兰农民不同于众多的欧洲农民，他们的生产目的不是仅仅供自己消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而是以市场为目的，通过市场，购买其他消费品，获得资本和中间产品。譬如，农民出售自己种植的小麦，再购买更便宜的黑麦供自己食用。大多数情况下，荷兰农民更多的是专业生产相对价值高的产品，特别是家畜和奶制品。饲养家畜需要种植（或购买）大量的饲料作物（干草、苜蓿、豆子、芜菁等），但家畜饲养的专业化同样意味着有大量的畜粪可作肥料，荷兰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对肥料有着很大的需要量。因此，就有企业家认定收集畜粪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专业行业，他们收集城市夜间马路上的畜粪和鸽粪，然后一船船或一车车地卖掉。这使得荷兰城市居然比其他城市干净卫生。

荷兰农民的专业化领域不仅仅是在乳制品和家畜上。许多人还从事着园艺，特别是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的人们。有些为酿造业种植大麦和啤酒花，有些种植工业用的作物如亚麻、大麻、靛蓝、茜草和菘蓝。即便是花卉业也遭到了专业化商业的剥削。荷兰的郁金香球茎一直很受欢迎，而1637年的过度投机最终酿成了著名的“郁金香狂热”事件。荷兰农民也没有完全放弃谷物的耕种，城市贵族愿意出高价购买小麦面包。正是荷兰的海上贸易和荷兰商人的进取精神，使得平民百姓（包括许多专业化农民）能买得起价格相对便宜的来自波罗的海的低级谷物，如黑麦等。17世纪中期，荷兰粮食消费的一大部分靠进口，比例约占到四分之一或更多。

荷兰的农业利润可观，表现在荷兰人不停地填海造田，排干湖水和沼泽，并且在泥炭地挖走用作燃料的泥炭后建泥炭沼。这些活动在中世纪就有，但在16世纪和17世纪规模明显激增。尤其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阶段更是如此。参与者不仅仅是农民，筑堤防护和排水需要大笔资金开支，因此，城市商人和其他投资者组建公司，填海造田，然后出售或租赁给积极踊跃的农民。

这里产生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为什么荷兰的农业技术在16世纪和17世纪没有得到推广？有一些技术是流传出去了，譬如，1565年芜菁传入英国，还有饲料作物如苜蓿。英国东部对沼泽地的开发始于17世纪，很大程度上是以荷兰为样板，靠的是荷兰工程师和技术，甚至是荷兰的资金。还有些技术传入了毗邻荷兰南部的法国北部地区。但总的来说，这些地区的非农业行业的生产率不是很高，市场普及度也不高，都不足以反映出荷兰农业的专业化特点，以及其劳动力和资本密集的特点。